周濂 许纪霖：后城邦时代，个人成长还需要公共生活吗？

2026年7月10日，在许纪霖文化说·萤火虫夜谈第27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周濂教授作了一场对话，下面是AI整理的对话实录精华。

一、城邦的遗产与内在的精神转向

许纪霖：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的周濂教授。我跟周老师认识二十多年了，从他博士毕业初出茅庐时，我们就开始合作，一起组织过不少政治哲学的会议。周老师这些年无论在西方哲学研究还是在当代中国的精神现象分析上，都有非常精辟的见解。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叫"后城邦时代的个人成长与公共生活"。为什么要用"后城邦"这个概念？我先做一个题解。

大家知道，一说到城邦，我们自然会想起古希腊，尤其是雅典。雅典的公民虽然也就三四万人，但那是一个公共性高度发达的社会。公民们可以全方位地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并且他们相信，人之为人的根本特质，只有在这样的公共生活中才能展现和实现。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是城邦的公民，有义务参与公共事务。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要有家国天下的情怀，关心自身之外那些宏大的事物。

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010年前后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类似古希腊城邦的时代。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普遍关心公共议题，政治学、历史学成为显学，大家觉得讨论公共事务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我把它称为"内在的精神转向"。这个转向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转向自我——从关心外在的城邦事务转向关心自我的成长和实现。大家看这两年流行的词汇就知道了，"实现自我""自我成长""自我关怀"成为主流话语，而不再是"国家""天下""社会改造"。第二个是转向精神生活——过去热闹的是政治学、历史学，现在热闹的是哲学、心理学、宗教。你看我和周老师，过去合作比较多的是政治哲学，现在谈的更多是人生哲学，这就是一个缩影。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转向？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我认为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年轻人逐渐感受到一种深切的无力感。不是他们不想关心外部世界，而是他们觉得关心了也没用，改变不了什么。于是他们就退回到自我的精神世界，去寻找内心的安宁。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确实很像古希腊的后城邦时代。古希腊城邦衰落之后，出现了三个主要的哲学流派：伊壁鸠鲁主义追求个体的快乐和幸福，斯多葛主义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自律，犬儒主义则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看破红尘的姿态。今天中国年轻人的精神样态，几乎可以一一对应到这三者——追求世俗快乐的是伊壁鸠鲁式，过佛系自律生活的是斯多葛式，而那种看破一切又不愿反抗的，就是现代犬儒。

周濂：

许老师这个框架非常有启发性，我基本都同意，但有一个地方我想做一个补充。许老师说今天的年轻人追求"自我实现"，但我认为，"自我实现"这个话语本身也是城邦时代的产物，因为它预设了一个可以被充分实现的、充满可能性的自我。而今天年轻人说的更多的是"躺平""拒绝内卷""保存自我"，他们是想要守住那个小小的自我，不被外部世界吞噬，但未必还想把它做大做强。对他们来说，连"自我实现"都显得过于宏大了。

我觉得我们70年代生人，正好处在一个过渡的位置。在我成长的环境里，我们曾经笃信个人的成长跟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兴盛是同步的、同频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我们这代人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责任感。但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感受不一样了。天下兴亡他们当然也关心，但这种关心是"与有荣焉"式的——有关系，但又好像没关系。宏大叙事和个体生活之间，出现了一道裂缝。

与此同时，公共领域的讨论方式也变了。今天我们熟悉的网络公共空间，它的主题和内容已经被悄悄置换了。在网上，大家讨论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反内卷"，而不是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议题。网友们想听的是主播"顺毛捋"，提供身份的认同和情绪的肯定，他们不想要冒犯，不想要挑衅，更不想要什么启蒙。所以我说，今天的公共生活已经极大地萎缩为私人生活的心理按摩。它不再是哈贝马斯意义上那种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对话，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情绪宣泄场和身份认同的集散地。

许纪霖：

周老师这个观察很准。我补充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在大学里教书，明显感觉到学生的精神状态跟十年前、二十年前不一样了。现在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在考虑就业和考公，他们参加社会活动也是为了给自己的简历加分。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一位北大老师在课堂上问：有多少同学毕业后愿意去创业？结果没有一个北大同学举手。这在二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年的大学生，很多人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觉得什么都有可能。今天的大学生，他们更想要的是确定性、稳定性、安全感。

当然，这不是他们的错。外部的经济环境变得逼仄了，生存的压力变得真切了。风口没了，别说猪，连龙都飞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把"保存自我""确保当下"当作首要目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周濂：

说到风口，我想起一个现象。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红利最多的，确实是五零后、六零后和七零后。我自己大学毕业时赶上了互联网的浪潮，身边不少同学和朋友因此迅速起飞。当年的说法是"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可今天的问题是风口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年轻人的困境首先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整体大环境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指责他们不够努力、不够有理想。

那么我们这些依然活跃在公共舞台上的"老登""中登"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光做诊断是不够的，居高临下地指责更是毫无意义。但仅仅提供情绪价值我也觉得不够，那就像大热天递冰棍——爽一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真正需要的是搭一个凉棚、装一个空调，那是结构性的改变。如果不触及这些根本问题，我们的讨论永远是在隔靴搔痒。

二、犬儒、狗智与代际的精神症候

许纪霖：

刚才周老师提到了古希腊后城邦时代的三个主义，我想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深入。特别是犬儒主义，周老师这几年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叫"狗智主义"，我觉得这是理解我们时代精神症候的一把钥匙。

先说说古代犬儒。犬儒主义在古希腊时期其实还不完全是贬义词——你看"犬儒"这个词，虽然像狗一样生活，但毕竟还是"儒"，还保留着知识分子的某种姿态和精神追求。但到了现代，犬儒发生了质变。周老师主张用"狗智"来翻译现代的cynicism，我认为这个区分非常重要。

周濂：

据我所知，“狗智”的译法最早是季广茂先生提出来的，他是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中译者，我只是接受了这个译法。几年前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从犬儒到狗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现代的犬儒已经从大写的C变成了小写的c，它的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借助学者操奇的研究，提出现代狗智主义有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无原则的怀疑。狗智主义者习惯性地怀疑一切、看穿一切，对任何积极向上的表达都视作伪装。你跟他讲一个好人好事，他马上会反问"背后肯定有猫腻"；你跟他谈理想，他会嗤之以鼻。这不是批判性思维，而是一种取消一切价值判断的虚无态度。

第二个特征是有意识的虚假。马克思主义里有一个概念叫"虚假意识"，意思是意识形态会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产生关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虚假观念，而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就是让大家在这种虚假中沉睡过去，对此一无所知，但却努力为之。但狗智主义完全不同。狗智主义者对虚假意识和虚假观念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看穿了这一切，却选择与之合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看破不说破"——他们清楚地知道规则是虚伪的、话语是假的，但他们依然主动迎合、套利求生。

第三个特征是不反抗的愤世。cynical这个词本身就有"愤世嫉俗"的意思，但现代的狗智主义者"愤世"却"不反抗"。他们在私底下玩梗、反讽、开各种心照不宣的玩笑，但转过身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盛大的假面游行。通过玩梗和反讽，他们似乎在形式上完成了某种反抗的姿态，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

现代狗智主义既是许多人的生存之道，也是这个时代最根深蒂固的精神病症。对于任何一个认真思考的人来说，如何突破狗智主义对我们的捕获，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是一个紧迫的课题。

许纪霖：

我非常同意。不过我想补充一点：狗智主义通常出现在精英阶层，一般的老百姓反而达不到"狗智"的水平，他们更多是伊壁鸠鲁式的，追求世俗的快乐和安稳。而知识精英中的狗智现象尤为严重——他们表面上批判社会、痛骂黑暗，行动上却与黑暗共舞，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只有这样才能获取最大利益。

这里我想引入一个代际的观察。我们常常指责年轻人犬儒，但我认为，恰恰是那些吃到了时代红利的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他们身上的"装"和"假"才是最严重的。他们总爱标榜自己仍有理想情怀，口头上一套一套的，但行动上却极端机会主义。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反而更率真、更不虚伪。

我经常在课堂上问学生一个问题：你愿意和一个伪君子交朋友，还是愿意和一个真小人交朋友？绝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真小人。理由很简单——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伪君子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背后捅你一刀，而真小人至少表里如一，你跟他打交道心里有底。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老一代偏"伪君子"，年轻一代偏"真小人"。

周濂：

许老师这个观察我完全认同。改革开放以来获得红利最多的确实是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而问题的后果更多是由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来承担。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一代人享受了红利，另一代人承担了代价。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把矛头指向年轻人。他们的体力和勇气都被消耗殆尽了，但这不怪他们。前些天我跟一个朋友聊起来，他在上海带队实习，学生都来自很好的学校，但十几个人对实习活动没有任何兴趣，开会面无表情，提问默不作声。另一个朋友在上暑期学校，班上十几个同学，只有一两个人对课堂内容有兴趣。这些现象非常典型，它们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多的学生丧失了探求外部世界的热情，没有求知欲，没有好奇心。他们唯一的关切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想起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谈到晚期希腊哲学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再追问"人怎样才能创造一个好的国家"，他们不再试图去实现社会正义，而是转过头来追问"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人怎样才能获得幸福"。这句话放在今天，同样适用。

伊壁鸠鲁主义回答的是"适度的快乐"，斯多葛主义回答的是"内心的宁静"，而犬儒主义——或者说狗智主义——回答的是"看破一切之后的从容"。这些都是后城邦时代的精神产物。它们的共同点是放弃了对公共世界的改造企图，退回到个体的精神堡垒中寻求慰藉。

但问题在于，这种退回真的能获得幸福吗？我对此深表怀疑。在举世滔滔的环境下，你真的能独善其身吗？

如果整个环境都恶化了，你那个"独善"的"身"又怎么可能真的完好无损呢？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的不是退回到个体的精神堡垒，而是要在承认现实困境的前提下，寻找重新连接公共生活的可能路径。

借用英国学者安斯加尔·艾伦的话，我们特别需要成为"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者"。这个表述的重点首先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不可能再像八十年代的年轻人那样纯粹地理想主义，时代不允许，环境也不允许，先学会生存是第一要务。但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依然要"心怀希望"。社会是残酷的，生活是严峻的，人心也是难测的，但我们依然可以怀抱希望。

三、公共生活的塌陷：从制度之失到理性之退

许纪霖：

那么，在后城邦时代，公共生活为什么会塌陷？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理解这个塌陷的过程？

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的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是不想关心世界，他们中的很多人内心深处仍有情怀，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让他们选择了退却。他们觉得"关心了也没用""说什么也不会改变"，于是就把精力收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无力感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现实一次次教育出来的。

与此同时，线上公共空间的质量也在急剧恶化。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做过一个研究，发现现代网民通常有两个号：大号发在朋友圈，面对熟人，维持一个人设；小号则用于微博、直播、抖音等匿名场合，用来发泄被压抑的情绪。在这种双重人格的切换中，公共空间里的讨论越来越情绪化、戾气化。

更麻烦的是，今天的网络公共空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部落主义"——人们只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活动，只接触同温层的观点，一旦遇到不同意见，第一反应不是理解，而是攻击。这种状态下，理性的公共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濂：

我对这个现象有切身的体会。我从1999年就开始上网，曾经是新浪论坛的骨灰级用户——2010年新浪论坛十周年的时候，公布过一份百名骨灰级网友的名单，我的马甲号居然也在上面。可见我当时在论坛上花的时间之多。

但后来我逐渐退出了这种公开的、即时的网络讨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我曾经跟一个陌生网友就某个公共话题辩论了三天三夜——中间当然也喝水、打盹，但核心是必须说最后一句话，否则旁观者就会默认你是输家。那场辩论结束后，我痛定思痛，决定不再参与这种短兵相接的公共讨论。因为它把我最丑陋的一面全逼出来了——情绪化、锱铢必较、不战胜对方不罢休。那纯粹是生命的消耗。

后来我更多地转向写文章、做演讲、参加有规则的对谈，而不太愿意跟陌生网友进行一对一的即时交锋。我觉得目前的网络环境会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无限放大。既然我们很难改变这种环境，那也许可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换一个舞台，比如建立一个相对封闭的、有规则的"网络会客厅"。大环境改变不了，至少可以改变小环境。

许纪霖：

周老师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但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所有陌生人之间的对话都会走向情绪化。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今年一月份，我在成都一家独立书店旁听了一场叫"明亮的对话"的辩论赛。参与者全是陌生人，互不认识，第一次见面。但整场辩论理性、有序、文明。为什么？因为主持人是一位律师，她上来就宣布了明确的辩论规则——每个人发言几分钟，到时打断，规则透明，执行严格。在规则的框架下，陌生人之间的对话也可以是理性的。

这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使在一个完全陌生人的社会，只要规则透明、执法公正，理性对话是可能的。反观今天的网络空间，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规则不透明，赏罚标准像个黑箱，参与者不知道为什么被罚、为什么被删帖。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于是情绪就上来了，把平时压抑的东西全爆发出来。所以我常说，网络空间的戾气，首先是制度问题，然后才是人的问题。

周濂：

许老师说得非常到位。我补充一点，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其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哈贝马斯认为，真诚、平等的对话需要满足三个有效性要求。

第一个是真实性（truth），也就是说出的话要符合事实。但今天是一个"后真相时代"，从2016年之后，公共空间的明显转向是，群体的身份忠诚取代了对事实的核查。明明在颠倒是非，却始终指控别人是fake news，这种做法的破坏性在于，它不仅是混淆是非，而是在根本上取消了真相这个概念。

第二个是正当性（rightness），即言行要符合社会公认的规范。但今天的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政治极化、道德话语分裂，曾经构成我们共同理解的规范本身已经成了争议的焦点。

第三个是真诚性（sincerity），即表达要发乎内心，不存在欺骗和伪装。但"狗智主义"恰恰是对真诚性的最大挑战——你嘴上说一套，心里想的是另一套，你清晰地知道自己在演戏，但你依然演得很投入。

以上三个有效性要求，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后真相时代冲击了真实性，社会失范冲击了正当性，狗智主义否定了真诚性。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公共对话如此困难。

许纪霖：

所以我认为，重建公共生活，首先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透明的规则、公正的执行。其次是参与者自身的德性——理性精神、文明态度。但这里有一个悖论：好的制度需要人来执行，而人的德性又是在好的制度中培养出来的。这是一个循环。

在制度层面，我们需要为公共讨论划定基本边界，保障言论自由和知情权，不能让权力和资本对公共话语形成任意的垄断。在技术层面，需要对网络公司进行伦理规范，不能让大数据和算法只服务于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丧失了平台的中立性和开放性。

但在个人层面，我们能做什么呢？周老师，你觉得个人在这场公共生活的重建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四、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重建公共生活的可能路径

周濂：

这是个好问题。我想说的是，与其追问"系统能做什么""平台能做什么"，不如先问"我能做什么"。哈贝马斯那些有效性要求，首先要提给自己，而不是提给别人。

以真实性为例。我们能不能在一个微小的时刻，像《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一样，说出眼中所见的真相？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弱者的力量始于诚实。"对谎言唯一的解药是真相。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活着，而是想活得好，至少在某些时刻，我们可以拒绝成为狗智主义者，说出我们眼中所见的事实。哪怕只是偶尔做到这一点，我们都有可能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许纪霖：

说得好。我补充一点如何具体的心态调整。在公共讨论中，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真理在握"，非要说服对方、压倒对方。但事实上，在一个成人世界里，你不可能通过一次对话就改变对方的三观。每个人的认知框架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收编的。

所以我觉得，参与公共生活最重要的心态是：放下"说服对方"的执念。公共对话的意义不在于达成共识——哈贝马斯那种寻求共识的理想在今天看来可能过于天真了——而在于理解对方。即使我不赞成你，我也能理解你。理解未必达成共识，但至少可以避免误解。如果大家都能抱着这种心态参与公共讨论，很多不必要的伤害和冲突就可以避免。

周濂：

我特别认同这个"理解而非说服"的思路。理性对话的第一原则，就是心甘情愿地接受"我可能是错的"——这在哲学上叫"或谬原则"。但扪心自问，即便是在我和许老师共同所在的学者群里，能做到这一点的都少之又少，遑论普通网友。不过，难不代表不可能。

我在一篇文章里提过，我们需要成为"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者"。具体来说，有三条路径可以尝试。

第一条，重返私人领域，重建"附近"。这是项飙老师这几年反复强调的概念——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锚点，关注你身边的人、你生活的社区。但你自己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它需要跟他人产生真实的连接。所以只有"附近"还不够，如果只有附近，公共生活就彻底坍塌为私人领域了。

第二条，拒绝成为道德上的孤岛。以各种方式重返公共生活——做公益、参与社区服务、与陌生人建立信任和道德连接。这当然是通过"做事"来实现的，不是说空话，而是实实在在地参与公共事务。

第三条，尝试微小的生活实验。寻找新的生活美学和意义空间，甚至建立所谓的"平行部落"。我这些年接触过不少年轻人，他们遭受过生活的毒打，对他人和社会失望过，但他们没有变成铁石心肠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依然心怀希望，依然努力与他人建立真实的连接。

很难，当然很难。但只要还有改变自我的勇气，就值得付诸行动。

许纪霖：

我再补充一个维度。过去我们讨论的公共生活，较多地集中在"政治参与"这个层面。但我觉得，公共生活的内涵其实比政治更宽。即使城邦政治的门被关上了，在文学、艺术、人生意义的领域，追求"美好"的空间依然是敞开的。你可能无法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公民"，但你依然可以努力成为一个"好人"——有品质、有教养、有文明人格的人。而这种人格的养成，终究需要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完成。

最后我想谈一下AI时代。AI可以帮我们解决知识问题，但它无法解决认同问题——"我是谁""我归属于哪里""哪种生活值得过"。这些问题需要情感、需要意志、需要选择，而这些都是AI所不具备的。现在大公司开始招哲学系毕业生去教AI是非善恶的观念，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最终的选择权还在人手里。

周濂：

关于"意义"和"热爱"，我想补充一个观察。最近挪威队淘汰了巴西队，我读到一篇文章讲哈兰德的成长经历。他小时候身体和球技都相当晚熟，十几岁时队里评选谁未来能踢出来，他一票都没得到。但挪威有一条铁律：孩子13岁之前不记录成绩、不公布排名、不设联赛积分榜，如果违反就会受到处罚。他们的核心理念是，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是不同步的，过早的淘汰会毁掉晚熟的孩子，也会让一些孩子因为压力和失败而放弃。

我认为这条规则的意义远超足球本身。我们的教育太早给孩子定规矩，太早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太早让他们感受到来自老师和同伴的压力。结果孩子们不敢尝试新东西，害怕犯错误。如何发现热爱、培养创造力？首先需要一个安全、自由生长的空间。我们可以从自我做起，从家庭做起——不要把未完成的人生理想投射到孩子身上。

许纪霖：

今天的话题涉及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公共生活的坍塌与重建、代际差异、狗智主义、AI时代的认同问题等等，两个小时远远不够。但我们至少达成了一个共识：无论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公共生活依然是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维度。后城邦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一张共同的桌子。

周濂：

最后，我想用今天直播的一个小插曲来收尾。整个过程中，大家一直以为是许老师那边设备出了问题，最后发现部分原因是我没戴耳机。这个误会是一个绝佳的隐喻——它提醒我们，在参与公共生活时，要始终牢记"我可能是错的"，问题可能出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每个人都能带着这种反思精神进入公共对话，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者，在认清现实的同时，不放弃对公共生活的追寻，不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