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卫士长谈毛泽东》（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日报《跟着伟人的足迹看黄河》、中新网《揭秘：伟人为何没游过黄河》、红色文化网《伟人与黄河的未了情缘》、百度百科"毛泽东转战陕北"词条、共产党员网《韶山精神》专题、人民网党史频道《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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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8月，庐山。
山雾还没有散尽，满山的松柏在晨间的凉气里纹丝不动。
伟人把自己的卫士张仙朋叫到跟前，神情平静，语气也平静，却说了一番让张仙朋此后铭记了大半辈子的话。
他说，我这一辈子啊，有三个心愿没有完成。
第一个，想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再搞半年商业，这样能多些调查研究，多了解情况，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的干部也是一个推动。
第二个，想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做实地考察，找一位地质学家，再找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几个人一起去，把两条大河好好看一遍。
第三个，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这一生的经历统统写进去，把所有的缺点和错误也都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三个心愿，一字一句说得很清楚。
说完，他沉默了一会儿，望向窗外云雾里的山岭，没有再开口。
这段话，后来被郑重地写进了张仙朋的回忆录。很多人读到这里会停下来，在那句"骑马到黄河"上反复看几遍——堂堂一代伟人，游长江畅游十八次，骑马游黄河的心愿，却到最后也未能实现。
这是为什么？
其实，这只是伟人一生中三件未竟之事的其中一件。另外两件，同样和具体的地名有关。
一是延安——他亲口许过"我还会再回来的"，许过不止一次，但建国后的二十七年里，脚从未再踏上那片黄土高原。
一是韶山——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一待就是十年，直到1959年6月25日那个午后，才坐着灰色的吉姆轿车驶回了那条通向韶山冲的公路。
这三件事，如果只是偶然，未免太过巧合。
如果不是偶然，那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一】1947年3月18日黄昏，那个匆匆的离别
要真正搞清楚伟人为何建国后再没回延安，必须先把时间拨回到他当年是怎么离开的。
1947年3月，国民党调集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胡宗南率领的整编第一军下辖的两路人马，分别由军长董钊和刘戡率领，共计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分南北两路扑向延安。再加上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的部队，合计兵力高达二十五万人。
对面，在延安驻守的解放军只有两万多人。
兵力悬殊如此，摆在面前的是一道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守，还是不守？
彼时，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专程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连夜赶到王家坪去见伟人。他忧心忡忡地问：能不能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
伟人点燃一支烟，慢慢吸了一口，然后转过身来。他的回答，后来被师哲一字不差地记在了回忆录里。他说：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
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
他还说了一句话，成了那段历史里最广为流传的话之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这几句话说清楚了，延安主动放弃的战略决心就此定下。
1947年3月18日黄昏，正是夕阳西沉、延安城里炮声阵阵的时候。胡宗南的先头部队距王家坪只剩七公里。伟人从容地吃过晚饭，同周恩来一道撤离延安。临走前，他把自己住的窑洞打扫得干净整洁。据史料记载，他在王家坪的房东早晨曾问过他：主席，咱陕北的小米可好吃？您在王家坪打下的井水，可甜？
伟人没有把答案说出口，只是对着已经开始炮声隆隆的方向张望了片刻，随后下令出发。
撤离前，他让人向陕北留守的乡亲们转达了一句话：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这句承诺，说在1947年的黄昏，说在炮声里。
当年，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再没有走回来。
从那天起，伟人率中央机关开始了漫长的转战陕北历程。辗转延安、延川、清涧、子长、安塞、靖边、横山、子洲、绥德、佳县、米脂、吴堡十二个县的三十七个村镇，在物资供给极端艰苦和与敌周旋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从容地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
与此同时，胡宗南占领了一座空城，驻守在那里，发现无钱可抢，无人可打，只是背上了一副沉重的包袱——一如伟人之前所预料的那样。
整整一年零五天后，1948年3月23日，伟人率中央机关抵达陕北吴堡县川口，准备东渡黄河，前往华北。
就在登船之前，他在黄河西岸的渡口处停下了脚步。
沙滩上，他来回踱步，时而深情地回望身后起伏的陕北高原，时而凝视眼前汹涌的黄河水。此时，河滩上和山坡上已经挤满了前来送行的陕北百姓。
伟人坐在黄河边一块灰白色的石头上，对守候在旁的船工说：劳累你们了，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的小米吃了十三年，实在不愿离开呀。
临登船时，按照陕北的风俗，工作人员拿出一瓶早已准备好的酒，让伟人喝酒御寒。他高兴地喝了两口，又递给任弼时，后者和其他中央领导谁也不肯喝，把酒递给了在场的民兵，并吩咐每人一定要喝一口。
大步走到黄河边，他对船工说：我马上就要过黄河了，来不及向陕北老乡告别，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谢谢他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告诉陕北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的一片心意。
渡船解缆离岸，黄河水湍急，岸边送行的人群逐渐变成了一个个小点。
伟人站在船上，凝望着渐渐远去的黄河西岸，对随行人员说：我还会再回来的。
这句话，在1947年他撤离延安时说过一次，在1948年他东渡黄河时又说了一次。
两次承诺，都刻在了历史的记录里，也都在此后的岁月中，慢慢变成了悬而未决的遗憾。
【二】延安的十三年，到底留下了什么
伟人在延安究竟生活了多少年，历来有"延安十年"和"延安十三年"两种说法。
狭义上的延安时期，是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伟人到达延安，至1947年3月18日撤离，共计十年。
广义上说，从1935年10月19日伟人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直至1948年3月23日从吴堡县东渡黄河离开，则是整整十三年。
这十三年，伟人辗转住过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的旧居、城外五华里的杨家岭，以及城西北八公里的枣园。每一处旧居，今天都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
凤凰山麓，是1937年中共中央刚到延安时的驻地。山麓下的窑洞里，伟人在此会见了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大夫，也在此展开了一系列重要工作。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机关由凤凰山迁往杨家岭。
杨家岭，是伟人在延安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居所在地，从1938年一直到1943年。它坐落在延安城西北五华里处，地势安静，地形隐蔽。
就在杨家岭的窑洞里，伟人写下了一批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文章。
在毛泽东旧居院子外面的空地上，曾经摆放着一张小石桌，那是伟人当年接见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地方，就在那张石桌旁，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1943年秋，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枣园。枣园因枣树多而得名，位于城西北八公里处，四季有树荫，院内林木茂盛，梨树、枣树、银杏、刺柏、柳树、槐树错落其间。
枣园东北的半山坡上，毛泽东旧居共分五孔窑洞，面向西南，由右边起分别为会客室、办公室、寝室，其余两孔是工作人员住室。周恩来旧居位于任弼时旧居后的山坡上，与毛泽东旧居左右为邻。
从1944年至1947年3月，枣园书记处礼堂里先后举行过无数次重要会议，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决策，就是在那间四方形砖木结构的礼堂里最终确定的。
就在枣园旧居，有一棵紫丁香树，是1945年周恩来从重庆带回来、特地栽植在毛泽东院内的。
在延安的那些年，吃的是小米饭，点的是油灯，冬天的寒风穿过山谷，没有什么可以遮挡。但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伟人写出了《论持久战》《矛盾论》《实践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重要著作，"毛泽东思想"在此期间逐渐走向成熟，并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正式被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庄严地写入党章。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枣园那几年里，记录在史料中，让人看了不由得想多停留片刻——伟人从杨家岭搬到枣园以后，某天在院子里散步，发现院子里两位老农已经开始下地干活了。他上前和他们闲聊，问了问年岁，又问他们过不过生日。
两位老农说，我们一辈子都不过生日。伟人当即说，中国人民现在翻身解放了，今年我来给大家做个生日，给大家祝寿，行不行？后来，他邀请了二十四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来到枣园书记处礼堂，亲自给大家敬酒，为大家祝寿。吃完饭后留下来看了电影《列宁在十月》，临走的时候，每人送了一块肥皂、一条毛巾。
这是延安岁月里平常的一幕，留在了史料的夹缝里。
正是这样的地方，留下了这样的记忆，才让1948年3月23日渡船离岸时那声"我还会再回来的"，显得那么郑重，那么沉。
【三】建国后，延安之行为何始终没有成行
新中国成立后，伟人的足迹其实走遍了国内许多地方。
他多次南巡，去过湖南、广东、浙江、江苏；他赴东北视察工业基地；他在武汉停留，在杭州主持起草文件；在郑州，他不止一次途经并短暂停留。据《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1949—1976》记载，建国后伟人频繁出京，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从东南沿海到华北平原，从湖广大地到江南水乡。
唯独西北方向，尤其是延安，一次都没能去。
这中间，不是一个单一的理由，而是几层因素叠加在了一起，每一层都是实实在在的障碍。
第一层，是交通的现实制约。
伟人外出，惯常的方式是乘坐专列。火车既安全，又能在车上继续办公，沿途还可以灵活安排调研和会见。
但延安的问题在于——别说铁路，就连能走汽车的公路，在建国初期的延安也没几条。那一带地处西北腹地，黄土沟壑纵横，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滞后于内地城市。
如果要从北京去延安，专列只能开到西安附近，之后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而且都是颠簸的土路，轿车能不能顺利通过都是问题。
《卫士长谈毛泽东》里有过这样的记录：延安距北京足足有一千多公里的路程，要去延安，到了当地就只能骑马或者人力步行。这一折腾下来，单是路途就得花上好几天。而当时的国事，实在抽不出那么多时间来。
这绝非夸大其词。同样是革命圣地，伟人后来曾借工作机会回过一次江西井冈山，那是因为井冈山地区相对而言交通条件更为便利。而延安所在的陕北，直到数十年后基础设施才逐步完善。
第二层，是安保工作的客观顾虑。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虽已退据台湾，但在内地留下了不少残余势力，一时间潜伏暗处、伺机而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在中国境内留有间谍网络。
以伟人的身份和地位，每次出行都需要动用大量安保资源，需要事先对沿途线路、驻地、人员进行严密部署。延安地处边陲，地形复杂，安保难度极大，对当地的正常生活也会造成不小的冲击和负担。
第三层，是国事的持续牵绊。
建国初期，内外事务纷繁，几乎没有一年是平静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同时面临土地改革、工业建设、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事务。
1950年4月，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迎来八十大寿，伟人都没有能够亲自回韶山探望，只能让长子毛岸英代为前往，并顺便代他回了一趟老家。
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长眠于朝鲜的土地上。那之后的几年，国内建设接踵而来，事务只增不减。
就这样，延安之行的计划，一推再推，一年推过一年。
到了1960年代，伟人已经年过七旬，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程度并未因此而减轻。等到七十年代，伟人的身体状况开始持续衰退，禁不起长途跋涉的颠簸了。
于是，那句在1947年黄昏说出口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以及1948年在黄河渡口再次许下的"我还会再回来的"，就这样变成了一生中说出口却再没来得及兑现的承诺。
其实，在这三件未竟之事里，延安之事是否真的只关乎交通和安保？黄河之游是否真的只因事务繁忙？
史料里有一处细节，通常被人略过，却格外值得仔细读一读。
1948年3月23日，在吴堡县川口的黄河渡口，伟人登上渡船之前，机要秘书叶子龙从背包里取出相机，打算给他拍一张照片留念。伟人摆了摆手，说了一句话：
"莫照了！过河吧。这次过去，争取不再回来，事不过三嘛！"
这句话里有几分玩笑的成分，也有几分他对这片土地深重情感的折射——他已经说了两次"还会回来"，这一次他不想再说了。
然而渡船离岸之后，他又改了口，叫住叶子龙，让他以黄河西岸为背景给自己拍了好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留了下来。
那个渡口，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再没有回去过。
延安，再没有回去过。
而黄河，那条他一次次想渡、一次次被拦住、一次次说着"以后我还是要去的"的大河，最终也成了他生命里那个始终没能完成的夙愿。
1972年，伟人大病之后，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
这句话轻巧、幽默，却在轻巧之下藏着他对黄河念念不忘的心结。
然而，当我们把1936年第一次渡河起念、1948年川口东渡挥别、1952年实地考察黄河、1958年被保卫人员劝阻、1962年让机要秘书去陕西打前站、1964年中央警卫局已组建骑兵队备马待发……这一系列史料记录全部串联起来，放在一起仔细看，我们才会发现，那个一生游长江十八次的人，对黄河最真实的感情，原来藏着远比我们通常所知更为复杂的内容——
而这其中最深的一层，恰恰就是文章标题所说的那个"三不"之谜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