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他在39岁经历人生冲击，54岁出任江西省委书记，57岁又成为省委副书记，仕途如何转变？
1978年12月的抚州已经薄雾封田，县里正召开一场简短却关键的生产汇报会。与会者大多年轻，他们谈化肥、谈机械，也悄悄打量坐在角落那位面容清瘦的中年人——许勤。会议散场时，有人低声问他意见，他只回了三个字：“先稳住。”
那份沉着得来不易。1928年1月，许勤出生在辽宁绥中的一个贫瘠村落，十岁不到就见识了“闯关东”的逃荒队伍。枪声、饥荒与日寇的铁蹄，让少年对“活下去”有了最原始的理解。1948年秋，他被抽调到绥中县人民政府文教科，教识字、贴标语、办夜校，从此把命运与新生的政权绑在一起。翌年9月，他在昏暗的油灯下举起右拳宣誓入党，没人想到这一次宣誓会把他带到千里之外的赣江边。
南下后，他先在抚州地委做秘书，记录会议也记录饥荒。1952年“三反五反”铺开，他白天翻账本，夜里走街串户调查，“账目要一笔不差。”他常这样提醒同事。江西多丘陵，农业合作化难度大，他却抓住水利突破口，带队修堤筑坝，引来稻田第一汪活水。短短几年，合作社里出现了手扶拖拉机，乡亲们头一次见到机器犁地。
1960年，36岁的许勤被派往南城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那年春耕前的一个雨夜，他围着稻田转了半宿，第二天召集干部：“社员想吃饱饭，先把灌溉搞通。”说罢掀衣下田，挑起第一担泥土。小型水泵站密布山坳后，南城县当年粮产增幅在全省靠前；几家竹篾小作坊扩张为乡镇社办厂，锅碗瓢盆卖到了南昌。
但风向说变就变。1967年，政治狂飙席卷赣东，他的职务被叫停，接受隔离审查。有人在院子里指着他喊口号，他却低头修补旧笔记本；最苦闷时，他对妻子轻声说：“留住经验，迟早用得上。”寂静的四年过去，1971年春，江西省委通知：到党校报到。复职不只是一纸文件，更是一场知识“回炉”。在党校，他重新研读《资本论》第一卷，也第一次系统听到“市场”一词。
1972年回到抚州地委，他像急救医生般为工厂、为农场把脉：拆除“批倒批臭”大字报墙，恢复供销渠道，让停摆的生产线再度转动。1975年秋，他被选为援塞内加尔农技组组长。出国前有人担心：“西非炎热，还听你的？”他笑答：“水稻不会挑人。”在塞内加尔，他推行窄畦直播、浅水管理，两季试种后产量提升三成，当地农户拉着他的手连声道谢。
回国后不久，抚州地区革委会成立，他出任主任。1979年，省里机构改革，他兼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外办主任、省政府秘书长、副省长——多重职务折射出一个共同目标：让江西搭上改革列车。那年冬天，他把外贸窗口从南昌搬到沿江港口，引入第一家外资瓷厂。有人质疑风险，他拍板：“不做等死，做了才有活路。”
1982年底，许勤升任省委书记。那是江西乡镇企业最“冒烟”的时代，小钢炉、砖瓦窑遍布丘陵。他要求地市“关小、扶优、放活”，给能耗高、污染重的厂子开关停单，也让市场嗅觉灵敏的小作坊拿到贷款。1985年职务转换为省委副书记后，他把精力放在制度层面，推动人大调研常态化。一次立法座谈会上，有基层代表说：“文件看不懂。”他放下茶杯回应：“法条若脱离土话，百姓就听不见。”随后责成法工委把条款写得更口语、更具体。
1988年，许勤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主持通过多部经济管理条例，为乡镇企业与外资企业确立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也首次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听证。有人评价，那几年江西人大从“举手机关”变成“问政机构”，许勤功不可没。
1993年卸任后，他谢绝了多家单位的返聘邀约，常背着帆布包回乡镇，翻看当年合作社的老账本。2003年，他把四十多年间的札记整理成《田垄与政坛纪事》，首印两千册，一周售罄。面对记者，他只说：“农田教会我的，比办公室多。”
2021年10月18日凌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灯光微弱，94岁的许勤安静离世。病榻前摆着一本磨旧的笔记本，扉页是塞内加尔农民写给他的法语留言，大意为“稻穗熟透时，始终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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