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我与高校古委会

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简称 “古委会”) 成立于 1983 年。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同年成立，是古委会直接联系的古籍所之一。山大古籍所第一任所长是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先生。董治安先生是副所长，实际主持工作。1985 年我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当时中文系主任是董治安先生。古籍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的是霍旭东先生。我本科毕业就考上了古籍所第一届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古籍整理方向。招生简章上写的是董治安等指导小组。当时古籍所教师除了董、霍两先生，还有蒋维崧、王绍曾、刘聿鑫、刘晓东、宫庆山、林瑞娥、周民、朱正义、徐传武、林开甲、周广璜、任重、张涛等先生。人事关系在中文系而在古籍所任课的老师有王培元先生。外请老师有张长华先生 (图书馆古籍部主任，讲版本学)、张雪庵先生 (济南市退休教师，讲《孟子》) 等。办公室是程杏仙老师，图书室是俞黎华老师。办公地点在老数学楼一楼，图书室在二楼。

我们研究生班学生共 11 人：秦彦士、连镇标、高海安 (在职)、张涛 (在职)、郑杰文 (班长)、杜泽逊 (副班长)、范旭仑、王君南、郭芳、陈信陵、姜志强。开设的课程：版本学 (张长华)、目录学 (王绍曾、王培元)、校勘学 (王绍曾)、两汉经学与文学 (董治安)、训诂学 (刘晓东)、音韵学 (刘晓东)、《说文解字》(刘聿鑫)、《毛诗正义》(霍旭东)、《楚辞》(林瑞娥)、《孟子》(张雪庵)、《庄子》(周民)、《史记・天官书》(徐传武)、文史工具书使用法 (徐传武) 等。我们还专门有古籍整理实践，王绍曾、霍旭东先生主持，分工标点《清人学术笔记丛刊》，齐鲁书社同意出版。规划是王先生定的，我承担惠栋《松崖笔记》《九曜斋笔记》，其余《复堂日记》(范旭仑)、《惜抱轩笔记》(秦彦士)、《南江札记》(张涛) 等，已经记不全了。这套笔记很有价值，古籍所组织教师分工审稿，又请陈新先生审稿。由于出版形势不佳，齐鲁书社退稿了。我把这些笔记邮寄给了各位同门。董先生后来问起我，感到可惜。书虽然没有出版，训练目的还是达到了。我们研究生班两年毕业，就分配工作了。郑杰文和我留山大古籍所，张涛本来就是在职。我们留下后，所里安排郑杰文做董治安先生助教，张涛做霍旭东先生助教，我做王绍曾先生助教。王君南去了山大图书馆学系，连镇标去了福建师大，秦彦士去了四川师大，陈信陵去了南昌大学，范旭仑去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 (后调大连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郭芳去了《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后调青岛社科院)，姜志强去了省保险公司。一年后，1988 年冬我们写好了硕士论文，回山大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答辩主席是陈新先生。我兼任答辩秘书，记录并整理了各位的答辩档案，送学校档案馆。当时同学们是分给不同老师指导的，我的硕士论文是王绍曾先生指导的，题目是《< 四库全书总目 > 辨伪学发微》。

我们的实习考察是 1986 年去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共十多天。霍旭东、刘聿鑫、徐传武三位先生带队。在洛阳请文物局局长蒋若是先生讲了一课。记得蒋先生抽着烟，坐沙发上，讲东亳、西亳的地理位置。在西安，请黄永年先生讲版本学，陕西师大的研究生一块听。黄先生讲 “善本”，认为文物性善本、学术性善本不一样，但有交叉，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圆，相互交叉。白化文先生带着研究生杨宝玉去敦煌，经过西安，黄永年先生请白先生作报告，也通知山大的研究生去听。白先生手里拿着《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表扬刘铭恕、王重民两位，认为自己写了若干论文，都受这部《总目索引》的提示部分所赐。又说周绍良先生是自己的座师，站起来鞠了一躬。又说 “山大的关德栋关先生，那是我师叔”，又站起来鞠了一躬。这第二个鞠躬是给山大师生看的。又说搞图书馆学要学会编目录，写卡片。这次考察实习，我和张涛打前站，在郑州古籍书店我买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的精装本二册，18 元。在西安买了《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精装 32 开，一册，4.6 元，还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实习前，我查考了西安历史地理材料，包括《三辅黄图校证》(陈直)，做了一本笔记。在西安，有一天由于经费没有汇到，全体休息。我一个人去了终南山。回济南后，要进行实习心得讨论，我指出了关于 “终南太一”《汉书》颜注、《文选》李注、《通鉴》胡注的错误，用文具在桌上摆地理位置。霍旭东先生、徐传武先生予以肯定。后来写成了一篇论文《实地考察古书中几个地理问题的驳正》，发表于 1987 年《文献》第 4 期上。

我留山大古籍所工作之后，奉命担任王绍曾先生的助教。王先生当时主持古委会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那时项目组成员有张长华、沙嘉孙、苗同圃、刘泽民、鲁军、李艳秋、张雷、祁雅明等，我是中途加入。与我同时加入的是北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毕业生刘心明，他是北大中文系 83 级学生。我们住一个宿舍。三年后，王先生的研究生王承略硕士毕业留古籍所工作，加入《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组。我们参加项目是借学校图书馆四楼古籍部阅览室，全天坐班，王先生带头。那时王先生已经七十六岁 (王先生 1910 年出生)，头发眉毛都是白的。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张长华先生也是白头发。老师们到古籍部看书，对两位老先生都肃然起敬。

我参加《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工作七年，后续出版过程中继续辅助王先生及项目组做清样审校工作，直到正式出版。这期间的重大收获主要有两个：一是熟悉了各大图书馆的书目，包括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及欧美的书目；二是熟悉了各种工具书，尤其是人名、地名、年表类工具书。《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由中华书局出版后，获教育部一等奖。

我个人承担的古委会重点项目是《四库存目标注》。这个项目是 1992 年着手的。1992 年 1 月，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木刻版《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线装四册，上面有民国间某氏朱墨两色批注。后来发现朱批来自《四库提要》的版本记述，而墨笔为批注者自己知见的《存目》书的版本。墨批条目较少，但很可贵。其中夹条有开明书店稿纸，所以判断为民国人批注。买了这部批注本后，我即开始从事《存目》各书版本的调研标注。这个项目先后列入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 “八五” 规划项目、教育部古委会资助项目、重点项目。1992 年 5 月，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在香山饭店召开，会上周绍良、胡道静两先生先后提出《四库存目》书的调查研究，周先生建议编辑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会后，北大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会长刘俊文教授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出承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版任务，得到匡亚明组长的批准和傅璇琮秘书长支持。我也在看到大会发言材料后，经向董治安先生请教，起草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寄给傅璇琮、赵守俨、安平秋、章培恒、周勋初、黄永年等专家，写信请教。傅先生、赵先生很快回信予以肯定，傅先生还表示向匡老汇报，并把《叙例》发表于国务院古籍小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在北大刘俊文教授等项目论证报告中，吸收了我的意见和论证。傅先生向刘俊文先生推荐了我。我因此应邀加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工作 4 年。担任总编室主任、常务编委。当时的工作，第一是加快调研《存目》各书传世版本，并挑选善本 (内容全、版本早) 作为《存目丛书》底本。第二是对各地复印、拍摄的《存目丛书》底本进行版本认定，对一部分版本的鉴定作出调整，形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著录，最后形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目索引》(这项成果是集体的，先由各图书馆鉴定登记，再由编目室主任罗琳学长复审确定，最后由我三校调整)。我的《四库存目标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第一稿。1997 年 10 月底《存目丛书》完成后，我开始《存目标注》写定工作，印制了专用竖格稿纸。到 2005 年写完。2007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精装八册 (第七、第八册索引是程远芬教授编制的)。我把书稿交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借去上海开会的机会，当时遇到古委会主任安平秋先生。我把稿子搬到安先生房间，请安先生过目，并请教扉页标注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项目” 措辞。这部书多年后获得第三届宋云彬古籍奖。

在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过程中，因为住在北大，项目组曾在北大历史系、力学系、畅春园几个地方办公，去古委会就很多。1994 年 9 月 11 日上午在北大临湖轩召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工作座谈会，季羡林、韩天石、周一良、黄永年、安平秋等先生出席座谈会。我利用这次机会到旧化学楼古委会拜访安平秋等几位领导。安先生请我吃了一顿羊肉泡馍，那家馆子在北大东门外路北，叫临风堂。日子久了，与古委会各位都熟了。我每个月要回济南一趟，为了保险，就把我的十几个本子，《四库存目标注》的稿子，用塑料袋子包好，送到古委会秘书处，交刘玉才、顾歆艺两位保存，告诉他们：“这是命根子！” 他们当着我的面存到铁皮柜里。等我几天后回到北大，再去古委会把十几个本子取回来。在《存目丛书》编委会工作期间，消息闭塞，我有时候到古委会秘书处拿几张过期的《人民日报》看看。

古委会开会，董治安先生来北大参加会议，曾到畅春园南边的《存目丛书》编委会来看我。董先生坐在我的宿舍里，上下层的床，我在上层睡觉。董先生坐在下层床边上，上下左右看看，是一间集体宿舍，当时住了四五位专家。董先生叹了口气，说：“我以为至少是一间招待所的房子，可以洗澡，没想到是这样。” 随后我跟着董先生到勺园，见到周勋初先生。那时开会，两人住一间，是常态。周先生告诉我，搞《存目标注》，同时也要搞点理论思考。吃饭的时候，是桌饭，有好几桌，安平秋先生要我一起去，同桌有安先生、裘锡圭先生、董先生等，安先生说：“泽逊吃啊，不要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存目丛书》编纂期间，黄永年先生作为版本目录学家，担任顾问，多次来京参加《存目丛书》会议，发表高论。有一次黄先生带来《古籍版本学》书稿，手写纸本，整整齐齐，我和刘玉才兄去旅馆看望，黄先生郑重交给刘玉才。这批书是古委会主编的古籍整理教材丛书，出版拖延了一些时间。就在那一次，我把《四库存目标注》样稿给黄先生看，黄先生看了予以认可。

安平秋先生抽烟，咽炎不轻，他喜欢用 “牛黄益金片” 含化片。这种药是山东生产的，安先生让我给他从济南代买，大铁盒，里头一小瓶一小瓶的，捎过多次。有一次安先生要到日本访问，时间较长，他说你把药捎来，一定要交给曹亦冰，她办事快，当天就会通知我寄往日本。

古委会办了《中国典籍与文化》，还有《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后者先后由中华书局、凤凰出版社出版。我的一篇论南宋黄善夫本《史记》及其涵芬楼影印本的文章发表于《论丛》。有一次和刘玉才兄去中华书局，见到徐俊、毛双民两位，认识这两位专家从那次见面开始。徐俊先生学养深厚，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成了几十年的好友。

我写关于黄善夫本《史记》及其涵芬楼影印本的文章，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委托王绍曾先生主持整理张元济先生遗稿《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其中《史记校勘记》是张元济先生亲笔，分工由我整理。我整理之后，要把整理稿和原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安平秋先生是《史记》专家，我在交给商务印书馆之前，先拿到高校古委会给安先生看。安先生看了之后，说是不是可以复印一份。我说当然可以。那时候复印机还不多，古委会有复印机。安先生让同事复印了两份，一份安先生留着看，另一份交给了我。

《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经常有学者来访。白化文先生有时来请《存目丛书》副主编张忱石先生给中华书局程毅中先生捎信件。他一到编委会入口就声音稍高地说：“忱石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呐！” 说着说着就到了张忱石先生办公的地方，双手把信件交给张忱石先生，鞠躬，然后说：“你们干活儿，我告退了。” 一刻也不停留。荣新江先生有时来《存目丛书》编委会找刘俊文教授，见面问候王绍曾先生，说王先生约他写一本《话说敦煌》。这本书收入王绍曾、罗青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我认识荣新江先生就是那个时候。

古委会年轻同志是卢伟、顾永新、吴国武几位，以后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得到很多帮助。

1997 年 10 月底《存目丛书》结束，我回到山大。1999 年山大文学院院长谭好哲先生命我开设 “文献学”，为研究生必修课。为此我制订了一份纲目，到北京之机征求了冀淑英、裘锡圭、安平秋、杨忠等先生的意见。裘先生当时去古委会秘书处，他看了之后予以肯定，并给安先生说可以纳入古委会教材。

2001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山东大学古籍所与台北淡江大学在济南合作举办海峡两岸第二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是我与台北淡江大学周彦文教授发起的。为了经费，我到北京向古委会汇报，得到古委会 3000 元资助，这件事在当时非同小可。与会专家有黄永年、程毅中、崔富章、徐有富、曹之、周国林、陈先行、吴格、刘跃进、程章灿、辛德勇、吴哲夫、王国良、高柏园、陈文华、陈仕华等先生。王绍曾、吴哲夫先生作主题发言。董治安、刘晓东先生主持会议。会后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论文集。

总之，教育部古委会作为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及人才培养的领导单位，直接决定了我的人生走向。如果不是山东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怎么会有山东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如果不是山大古籍所招收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如果不是我毕业留山大古籍所工作，又怎么会有我的古籍整理和古典文献学教学、科研道路呢？我只是一个个体，对各大高校来说，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事业来说，高校古委会所发挥的领导和主导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今年是高校古委会成立四十周年，谨写这篇小文表示我对高校古委会的敬意。

2024 年 6 月 28 日

(陶永跃录入整理)

中国典籍与文化2025 (总第 136 期).03.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主要从事古籍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四库》学和山东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