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于向真：对文革的记录与反思

一个“自来红”眼里的文革

来源丨共识网

口述丨于向真

“自来红”是文革中对出身较好、根正苗红的人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于向真是“自来红”中的一员，然而就算高贵出身，也并没有使她免于恐惧，仍然“常常睡不成安生觉，要么大半夜突然闯进一批人查户口，要么毛主席习惯晚上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大家必须连夜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如今文革已过去半个世纪，我们不妨听听这位“自来红”女士如何说文革。

采访：您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我亲历的文革十年》系列回忆文章，在网络引起了很大反响，您是如何想到要写作这一系列文章的呢？

答：2006年初春，我开始写博客，草根写博客重在交流，有感而发、一挥而就，有时写完连检查一遍都省略掉，匆匆发出去。大量时间用于浏览各网站推荐的博文，好文章层出不穷、根本看不过来，时间总不够用。

十年博客生涯，免不了提及往事，自然绕不开反思文革，前些年陆续写过一些文革中的人和事。当见到陈小鲁、宋彬彬等人向老师道歉，我立即支持，却遭到几位朋友、甚至是最要好的发小的不解，反感我支持“红二代的阴谋”，当众怒斥于我，幸好没断绝往来，求同存异吧。1991年，早于陈小鲁、宋彬彬，我和中学同学就主动向老师道了歉。那次活动前，我用心选购一条羊绒围巾送给老师，老师很喜欢，我这人特俭省，从不给自己买贵的穿戴。舍得送老师礼，是对文革初期，自己曾参与“揭发批判”班主任老师，我班给老师写的60页大字报里，也有我在揭批会上发言提供的内容。我们道歉时，老师快80岁了，我想让她感觉我们真心后悔了。那之后没几年，老师就病逝了。道歉这事，容不得迟疑啊。

去年春天，我妹妹总是不舒服，到秋天突然确诊已经胰腺癌晚期扩散了，之后我忙于照顾妹妹。再次深刻领悟到生命的脆弱，意识到自己随时离去已属正常。今年1月11日午后，从微信里看到∗∗∗在北京的演讲，认同∗∗∗“普通百姓有责任记录历史”，联想起今年文革爆发50周年，自己也该认真回忆，把所见所闻写出来。当晚匆匆写了第一篇“停课了”，贴在凤凰博报、新浪博客、博客日报和博联社。感谢共识网陆续推荐刊登，共识网是我看重的网站，没想到我这样的草根写手，首次投稿竟然登上了共识堂。这对我是一种鼓励，也是鞭策!

《我亲历的文革十年》从1月11日发出第一篇，到2月28日发了第25篇，一个半月，忙里偷闲把印象深刻的文革亲历娓娓道来。同以往一样，说真话免不了挨骂，但我不怕，为抛砖引玉，期待看到更多文革亲历者一起反思文革，让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多了解一些文革真相，特别是一个个普通人在十年动乱中的坎坷历程。

我的亲历记，一篇篇发在网上，骂的人日见减少，理解和支持的人越来越多，有些读者在跟帖中讲述自己文革的见闻和对文革的认识，挺感人的。同时，欣喜地看到网上陆续发表的反思文革的好文章，证明认同反思文革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采访：您在文中有几次提到文革中农村和城市的巨大鸿沟，比如在大串联的时候，能否具体讲讲，当时的农村是怎样的情况？

答：城乡鸿沟触目惊心，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痛心疾首。我家人和亲友都生活在大城市，但文革中几次路过乡下，在报社当记者20多年里，采访过农村小学、到农村小学生家探访，多少了解到一点农村的情况。

1966年10月，我第二次外出串联，从西安经过铜川到延安途中，下车遇到一处农村集市，我花两毛钱买到好几样秋果，看到集市上的人喜洋洋的样子，对陕北农村留下美好印象。两年后，我积极争取和东城区中学生一起去陕北插队，就是误以为延安圣地富裕美好。后因68届三分之一留城，学校将我分进工厂，我为此遗憾过好几年。之后，我从插队同学和各种渠道得知，66年秋季我见到的陕北农村集市的美好，是七千人大会后的短暂成果，广大农村严重的落后与贫困才是现实。

回忆中我说到当工人时，有一次护送老工人回乡，以及参加徒步拉练走过京郊和河北省的农村，村里的脏乱差让我震惊。人太穷确实不开化，懒惰与愚昧使人丧失尊严与进取心。比如我参加野营拉练第一站是海淀区一个村，院子里和农舍里竟然脏成那样；途径延庆县住过的两个村，井台是极原始的状态，冬季井台四周结满冰，一不留神水桶沉下去，听说人也曾滑落进去，当时我就发牢骚“怎么就不知道安护栏呢？起码该在冰面上铺一层防滑的稻草或石子吧。”居然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再有就是农村严重缺医少药，拉练途中，我是个背着小药箱的“红医工”，走到哪里都有村民闻讯过来求医求药，我用针灸给村民们简单处理一下，竟然被夸大疗效，曾有人追到下一个村庄让我治病，可见村民患病后的窘境。

1994年秋季，我到甘肃定西、陇西两县采访几所农村完小，老师告诉我“最怕过冬！一到冬天，老师在前面边跺脚搓手边讲课，孩子们在下面用嘴朝小手哈气，冻的哆里哆嗦写不成字……”接着，我到一个面临辍学的男孩家走访，他穿的棉袄袖子破成条。我进门管他妈妈叫“大娘”，看上去她极为苍老，交谈中才知道她竟比我年轻10岁。在那里做客，老乡不招待你水喝，常年无雨，实在太缺水了！当时县里已经拖欠老师半年多到一年多工资不发，可县里干部仍然热衷公款消费，为此我骂了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我走访的几所学校，每周升旗仪式，师生们仰望的是一块块早已褪色的白布，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国旗是白色的”小文，发在《中国青年报》头版上，此文网上能查到。

采访：您的父亲于明先生也是党内高级干部之一，因此也有人称您为“红二代”，您在文章里也写到您父母的遭遇，您父母的遭遇对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你如何看待文革中所谓的“大义灭亲”，举报自己亲人、揭发自己父母的行为？

答：我爸爸于明不满16岁就参加革命，属于读过书、有志向的军人，出生入死负过伤立过功。他曾说：“每场败仗下来，总有些人溜号，留下了最坚定的。”“八年抗战，每逢打了胜仗，村民慰劳我们，一起庆贺；打了败仗我们不进村，远远绕着走，‘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是在那种情景下传唱背会的。”爸爸的故事多着呢。

我崇敬老一代革命军人，但我不认可“红二代”的荣光，顶多是个中性概念。前些年我也参加“红二代”年会和旅游，后来就不参加了，感觉不合拍，我个性比较强。我爸爸就有个性，1953年春，他听说省委开会任命他当宣传厅厅长，他马上背个小包到了郊区新建的国棉一厂，辞官不做回归基层；1958年他又辞掉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职到新华社当记者，文革期间他是驻外记者，算不上官员，侥幸躲过“当权派”。文革后他辞掉司法部司长、党组成员职务去创办《法制日报》，又不当官了。因此，严格说来我不算官员子女，我爸爸妈妈俭朴得让农村人笑话，我也是这样。爸爸妈妈少年从军抗战，为了解救受苦大众，他俩拥护延安窑洞主张。有些人固守“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理念，不仅说明自己冥顽愚昧，也严重亵渎老一辈的崇高。

我父母在文革中也挨过批斗，不算严重，我哥哥和我大妹妹去部队当兵，我进了工厂，我们都不是文革受害者。只有我二妹妹去农村插队几年吃了大苦，英年早逝，她算是文革受害者。我爸爸的好几位老战友，文革中被整得很惨，他们说我爸爸辞官不做有先见之明，其实也不尽然，他1953年春就不愿违心做高官，主动放弃名利场，才意外地在文革中免于“走资派”之祸。爸爸的耿直、妈妈的善良，还有家庭氛围相对民主，对我影响挺大的，加上我11岁父母就出国工作，我成了小家长，自小背负责任，遇事不慌乱有主见。

我的亲友中，没有“大义灭亲”的，反的例子倒有，比如我小学同班同学万晓武，他不肯与被批斗的父亲万里划清界限，被同学打骂冷落，使他刻骨铭心，几次跟我们说起那些痛苦的往事。举报和检举亲人和同事朋友，是突破人性底线的缺德；鼓励此举，更加荒谬绝伦，而此举发端于文革，起因是动乱中人人自危的政治高压，人们心中充满朝不保夕的恐惧。突破人性底线的伤害恶行，文革中被赞扬、被鼓励，开启了“互害模式”，由于文革一直没有被∗∗，人们从政治上的互害演变为经济、生活中的互害，危害深远而酷烈，以致我们每个人都难逃被害之危。

采访：我们知道，文革中有一副很出名的对联，是谭力夫写的，他鼓吹出身论，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幅对联在当时对你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您也是根正苗红的“红二代”，您又是如何看待“出身论”这个问题的？

答：是的，1966年8月6日，我就读的北京49中红卫兵成立了，第一批被批准加入者有一条硬性规定“父母是老党员、老革命”，千多名学生中只有20来名学生“有资格加入”。我当时感觉荣幸，并不懂得换位思考“绝大多数同学凭什么矮人一头”？被划为“黑五类”“黑七类”出身的同学，我没有躲避，当我要好的女同学家门和楼道里贴满打到他父亲标语时，我反而与她走近了，每天去找她玩，还悄悄撕掉一张打着红叉叉的大字报，揉成一团扔进楼下垃圾站。当听说她家邻居容国团自杀后，我俩曾站在楼与楼之间的树下，同情地看着容国团的妻子抱着孩子、垂首悲凄地走进单元门，那一刻我心很疼。

当年的老红卫兵基本都是“红二代”，推崇血统论，记得我第一次大串联时，带到上海、广州散发的传单，就有宣扬血统论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还有反人性的“红色恐怖万岁”。带哪些传单去散发是高中生领队决定的，但我积极参与过，当年的狂妄与愚昧，令今日的我悔恨。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数月后，我看到街上散发的传单《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出身论”，躲在宿舍里我认真看了，心里认同又不敢说，但记住了遇罗克这个名字。

许多年后，率先鼓吹“血统论”的人成为我先生单位的党委书记，但老伴儿和我早已是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的粉丝。2007年秋天，我在今日美术馆参观徐唯辛院长的画展《历史众生相》时，遇到遇罗克烈士的胞弟遇罗勉先生和研究遇罗克的年轻学者晋松先生，著名摄影家贺延光为我们拍了合影。

采访：在您的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他们在文革中的命运总是格外多舛，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他们这样的窘境?

答：落后体制逆淘汰，优败劣胜，使中国文化一直走不出极权专制的怪圈。百姓为自保，一代代灌输着“枪打出头鸟”的谬论，连知识分子也以“藏拙”“难得糊涂”为护身符，殊为可悲。灵慧杰出如周恩来，还要谨守处处避让、忍辱负重之道，竭诚收拾烂摊子，晚年则悔之晚矣。

许多喝狼奶长大的人奴姓十足，惯于欺软怕硬，对上司怕马屁舔腚沟，对弱势群体冷漠无情充耳不闻。气人有笑人无，见不得别人好的懦弱之徒不在少数。运动一来，这些心灵苍白、怨恨偏激的家伙们会像打了鸡血般兴奋，专拣一心求上进的好人下黑手。

肯在学术和专业上努力钻研的人，多为品行高洁、处世真诚的人，乱世中暴虐横行，孤傲单纯者一因缺乏伪装、二是出众扎眼，最容易成为出头的椽子，文革中公然用暴力迫害“走资派”“学术权威”“能工巧匠”成为常态。被迫害死、被迫自杀的名单挂一漏千，比如我住的皇亭子大院，文革中至少有十多人自杀，有一次我小妹妹正在楼下跳皮筋，从楼上跳下的新华社名记者杜叔叔脑瓜崩裂、鲜血迸溅在我小妹面前，吓得她接连几夜从睡梦中惊叫不已。人才的损失空前剧烈，很多人才至今后怕，有能力的人用脚表态，选择走为上计。改变这种颓势，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制度进步。

采访：您是何时开始察觉文革的荒谬呢，或者说何时才从这种疯癫的状态中醒悟的？在当时，看到一些惨象的时候，您有没有对这场运动产生过怀疑？

答：狂暴蛮横使我疑虑，血腥恐怖使我惊惧，但当时不敢怀疑。我写了1966年8月25日晚上，我在崇文区榄杆市大街参加迫害黑五类活动时，因下不了手用带铜头的武装带打人而逃跑，心中充满惶恐与羞耻，感觉自己是战场上的逃兵。第一次大串联，在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见到红卫兵侮辱迫害被赶回乡村的“地主婆”，作为旁观者心有恻然，却茫然地责令自己适应。4个月后回到家，见到有相似经历的姥姥，得知她在回乡途中为逃避脸上刺字而跳火车扭坏脚骨，暗幸自己没参与迫害，也领悟到迫害他人何其缺德。

文革初我也同样头脑发热，8.18那天接见红卫兵，我同样跟疯了差不多，嗓子都哑了，万岁没少喊。我特别感谢我爸爸，在1968年红海洋最兴盛时，他关起家门告诫哥哥和我，使我俩及时清醒过来，不再跟风为个人迷信推波助澜。文革中有胆识如我父亲者，实不多见，殊为可贵。但也绝非孤例，比如我的挚友赵于平大哥，他的父亲、老红军赵品三先生，文革初期就及时告诫子女不能跟风胡闹。

后来很多年，我们那代人结婚生子拿学历、挣钱养家，我还要加班出差、白天办报晚上写书，工作和生活压力非常大，无暇顾及政治。直到80年代中期我加入民主党派，开始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参与社会调查、撰写过一系列有关民生与教育改革的两会提案，为《出版法》草案修改稿提建议，给《民主》和《北京民进》等杂志投稿，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

到了2006年春天，我开始写博客和大量浏览网文，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对文革及各类社会历史问题的再思考有了深入持续的探究，愈发认清了文革的本质。

采访：您的回忆里有一节写到：“我强烈抵制文革，文革让像我姥姥姥爷那样的大好人吃尽了苦头。”但在某些支持文革的人看来，文革是场史无前例的大民主，群众的大解放，尽管可能会让好人吃点苦，但也能让坏人遭受报应。对此，您如何评价？

答：我姥爷理至善是个传奇式的人物，1927年入党的老中共党员，由于抗战期间被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军队，1945年促成起义带队伍投诚，引领中原地区多支国军起义。他在1950年后沦为“老运动员”，每场运动均难逃整肃，从1948年开封军区司令员，南下后佛山市市长，一路降级，文革中挨斗被打、流放数年在黄河滩放羊，到退休时他的行政级别为副科级。

但他胸襟豁达，以太极剑和两套拳术享誉武林，晚年出任河南省武术协会副会长期间，赶上改革开放的宽松，他亲自带队发掘出陈式太极拳、杨家拳，在省城陆续开办一期期推广班，如今这两种中华武术隗宝早已全球开花。当年我姥爷带队从少林寺交流访问归来，率先促使媒体介绍少林武功，提议少林寺开办武馆，其后才有了《少林寺》的电影剧本。我姥爷对我说过“文革初造反派几次毒打，要没有几十年的功夫，绝对没命了。”

我姥姥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她出身乡下，没念过一天书，仅参加过50年代初街道办的扫盲班，却初通书报。她极善良特热情识大体，忙碌了一辈子，先后抚育带大几十个孩子，照亮周围一大片人；她是乱世中的童养媳，嫁进破落地主家，全力以赴鼓励丈夫求学上进，支持丈夫奔赴抗日前线，撑起地下党联络站的重任；1950年，姥姥带领数十名家庭妇女，开办鞋厂，出任厂长，没挣过国家一分钱工资，义务为前线官兵夜以继日地缝制军鞋；90多岁时，她还兼任小区民事调解员，“三言两语击中要害，化解各类家庭矛盾”……这么出色的姥姥姥爷，双双在文革中受到过残酷迫害。

文革大乱，貌似大民主，实则百姓遭殃、生灵涂炭。“红八月”被抄家、被毒打的人，有多少是违法分子？后来“清理阶级队伍”，各地成千上万无辜者被整的家破人亡，许多人小错被冤杀、一句话被枪毙。文革十年，转着圈来回批斗整肃各种人，人人自危高度恐惧。即便像我这样根红苗正无需担惊受怕的人，也常常睡不成安生觉，要么大半夜突然闯进一批人查户口；要么习惯晚上发表“最新最高指示”，大家必须连夜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扪心自问，如果不能忍受自己或家人被肆无忌惮地法外欺凌虐杀，不愿意连天赶夜被折腾，那为什么脑子进水唱文革的赞歌？

采访：在支持文革的观点中，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比如说文革期间没有贪污腐败，不像今天腐败丛生……这种观点受众面还挺广。您在文中也用实际的例子来驳斥了这种观点，您认为文革中的腐败与今天的腐败有何异同？

答：文革前的高层干部大多是经受过战争洗礼的，有志有节，普遍比较亲民清廉。但实事求是说，他们一直享有特权特供，三年困难时期，高干能在特供商店买鱼买虾。我爸爸级别不算太高，但每月都有香烟票、鸡蛋票、肉票等高干补助，特供同样也分三六九等，这不是腐败也够恶心吧！与他们当初革命时的奋斗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有很多“红二代”尚未醒悟，没有站出来切割错误，愧对先烈与父辈啊。

后来的干部们，很多出自底层贫困家庭，一开始就渴望爬上去捞实惠，用名利改变卑下的社会地位。毫无信仰、毫无节操的人沆瀣一气掌控了权力，如果监管再形同虚设的话，注定穷凶极恶贪污腐败，他们的亲属子女也势必借机疯狂敛财害民。

权力缺乏监管、特权固若金汤，文革前就有，文革中和文革后变本加厉。要想推动制度进步，如果不追根溯源，不清算文革时期的“负资产”，反腐只能是割韭菜，连事倍功半都难。

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现实正是这样。

采访：在您的文章中，除了展示文革中的荒谬和对人权的淡漠以外，也有一些美好的记忆，比如友谊，比如还有一些没有被“革命”冲昏头脑的人。关于文革，社会上一直有种说法，认为是“文革让人丧失了理性”，近年来也有不同的说法，在承认文革这个疯狂的环境的同时，更强调个人之责，是有的人选择性地丧失了理性。您认为在文革的悲剧中，社会大环境和个人分别应有什么样的责任？

答：是的，由于我父母都是早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父亲老早就辞官不做，文革中避免了因走资派遭受迫害；多数同学下乡时，我被分进工厂留城，工人师傅对我不薄；父母长期驻外享有双工资，我家吃喝不愁。我不是文革受害者，不会唉声叹气一个劲诉苦，而是客观如实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只要有人存在，任何力量也无法彻底扼杀人性。扭曲人性、破坏秩序达到高峰的荒唐岁月，人类本能的同情弱者、互爱互助星星点点依然闪出幽光，我曾被温暖惠及过，自然愿意如实记录出来。

文革反人类反人性，使很多人被麻醉、被疯狂、被突破理性的底线，但绝不是一般齐，个人在每个具体事件中都曾面临不同的选择，从善从恶中庸的区别很明显。我的老同学们对我这一系列文章表述的事实没有非议，但很多人不认同我说的“喝狼奶长大的”观点，他们强调“我们1991年就正式向老师道歉了，老师说‘根本、从来就没有怨过你们，你们那时还是孩子’，所以错不在我们，于向真你可以说自己喝过狼奶，我们没喝过狼奶。”我没有反驳。但是亲爱的同学们，你们一定记得文革前我们一直接受着怎样的思想教育？没有之前多年一贯的强力∗∗，我们能那么丧心病狂地编造谎言揭发迫害谆谆教导我们、关心我们的老师吗？

老师原谅了我们，我这辈子不原谅自己，不管大错小错都是错，1966年8月中旬我校（原北京49中，现109中）有人打死过一位无辜的女教师，到底是谁干的这件事？这不是错误是犯罪！我们不该追究吗？犯过错或犯过罪，不公开承认并道歉，良心能安生吗？

我的发小陆晓雅女士，多年前公开发文章，向曾被打骂过的老师认真道歉了；我见过真诚认罪、努力弥补过失的王冀豫先生；还有1991年带领我们班主动向班主任老师道歉的李庆国同学，我佩服他们。他们主动切割以往的罪错，才能昂起头做人。更多人都来反思文革，文革产生的土壤和环境才能被改良。知行合一，从我做起吧。

采访：近些年来，文革可能卷土重来的担忧弥漫在社会上，您认为文革会重来吗？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您认为该如何肃清文革的土壤？如果文革真的重来，作为普通个人，又能够做些什么？

答：前些日子，我听到一个词——“二次文革元年”，心陡然一惊，太可怕了，我亲历过文革，深知其危害惨烈，避免文革再度爆发，铲除文革土壤是今年头等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

我反感用“母亲错打孩子”这类驴唇不对马嘴的强词夺理为文革护短，常识告诉我们：即便凶残如虎狼者也不食子，况且文革迫害的是本国最优秀的和最无辜的人群。

认同张鸣先生的话——“历史的真实，是人类重建未来的基石；文革历史的真实，则是中国告别文革的起点。”终结文革40年了，文革情结、文革语言和文革习性余毒绵绵，时不时改头换面兴风作浪，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担忧文革随时死灰复燃。

我写文革往事，盼望读者从点点滴滴细节中，领悟出每个人都拥有无可剥夺的选择权，遇事不必盲目跟风，一定要遵从秩序，恪守良知，善待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更多人不违法、不作恶，不再像1966年到1976年的人们那样愚昧与癫狂，二次文革才真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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