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93年我跑长途，一个没钱的姑娘把块旧手表押在我车上。
我瞅着那表灰不溜秋的，随手扔进抽屉当成了破烂。
一晃过了好几个月，这姑娘再没露过面，表也停了摆。
直到那天我闲着没事，把这玩意儿拿给街角的修表师傅看，谁知他刚拔下表壳，手一抖，镊子掉在柜台上，脸色白得像张纸……
一九九三年底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北方的风硬得像刀子，顺着大解放卡车的门缝往里直钻。
那时候我三十五岁，开着一辆蓝色的老解放，整天在省道上吃土。
那时候的公路不好走，坑坑洼洼。路边除了光秃秃的杨树，就是一块块刷着寻呼台广告的土墙。
那天夜里，天上下起了清冷的小雨。夹着雪花，落在挡风玻璃上，瞬间就糊成了一片。雨刷器嘎吱嘎吱地响，刮得人心烦意乱。
车里的小黄灯泡昏昏暗暗。仪表盘上的指针转得有气无力。老解放的发动机轰鸣着，散发出一种混杂着柴油味和劣质烟草的焦糊气。
我刚在前面的公社加油站加满了油。正准备连夜翻过北边的那座大山。
那时候跑长途不容易，一路上不仅要防着车子抛锚，还得睁大眼睛防着那些藏在暗处的路霸。
车子开出加油站大概两公里。前面黑黢黢的路边，突然晃过一个瘦小的影子。
我心里一惊，脚下一踩刹车。大解放带着沉重的闷响，滑行了十几米才停下来。
车大灯的死白光线里，站着一个姑娘。她身上裹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袄。棉袄全湿透了，重重地贴在身上。
她没带行李，就抱紧了双臂，在冷风里冻得直打哆嗦。看见车停了，她急忙跨过路边的泥水沟，几步跑到副驾驶的门边。
她拼命拍打着车窗。车窗玻璃被她的手拍得啪啪直响。
我摇下车窗，一股冷风夹着雨丝立刻灌了进来。我没好气地冲下面喊，干嘛的？不坐车别挡道！
姑娘扬起脸。她的头发全湿了，一缕一缕地贴在脸上。脸色白得吓人，嘴唇冻得发紫。那一双眼睛倒是黑亮黑亮的，透着一股子绝望和狠劲。
大哥，求你带我一程，去省城。姑娘的声音在风里发颤。
我打量了她几眼。一个小姑娘，大半夜在省道上拦车，怎么看怎么透着古怪。
去省城得翻山，好几百里地呢。车费五块，少一分都不行。我拍了拍方向盘，公事公办地说道。那时候的五块钱，能买不少东西。
姑娘听了，眼神一暗。她把手伸进棉袄兜里，掏了半天，最后只掏出来几个毛票，连一块钱都不够。
大哥，我真的急着走。我身上就这么多。她把那些湿漉漉的毛票递过来，声音里带着哀求。
我冷笑了一声，摇着头就要关窗户。跑长途的规矩，不拉白票。这大半夜的，谁知道你是干嘛的。
就在窗户快要关上的时候，姑娘急了。她猛地把手伸进窗缝里，死死卡住。
大哥！我有这个！你拿着这个当车费！
她从怀里扯出一个东西，不由分说地顺着窗缝扔到了我身上。
那东西砸在我的大腿上，沉甸甸的。我低头一看，是一块机械表。
表带是那种老旧的金属链子，上面的镀层都磨掉了，露出发黄的底色。表壳上全是细小的划痕，灰扑鼻的，连里面的表盘都看得不太清楚。
姑娘扒着车门，直勾勾地盯着我。
这表押在你这。等到了省城，我找人拿了钱，一定来找你赎。大哥，救个急。
我拿起那块表掂了掂。分量倒是不轻，但瞅着太破了。那时候市面上多的是几块钱一块的地摊货，这玩意儿怎么看都像个不值钱的破烂。
行了行了，上来吧。
我拉开车门锁。看她实在可怜，再冻下去怕是要死在路边。横竖车里空着，捎带个脚的事。
姑娘手忙脚乱地爬上副驾驶。她把车门关得死紧，整个人缩在座椅角落里。
一上车，她身上那股子潮湿的泥土味和汗酸味就散了开来。我扯了一张擦车的破抹布扔给她，擦擦，别弄脏了我的座垫。
她接过去，胡乱在脸上抹了几把。
大解放重新发动，轰隆隆地开进了黑夜里。
一路上，姑娘一句话也不说。她自始至终歪着头，眼睛死死地盯着右边的后视镜。只要后面有一点车灯的亮光，她的身子就会猛地崩紧。
我一边开车，一边用余光瞅她。
你叫啥？去省城干嘛？我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
小梅。她低声吐出两个字，然后就把嘴闭得死紧。
见她不愿多说，我也懒得自找没趣。那时候跑长途的人都明白，少打听别人的闲事，知道得越多越麻烦。
我顺手把那块旧手表扔进了仪表盘下面的储物抽屉里。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发票、扳手和破抹布。旧手表落进去，发出一声闷响，随即就被杂物淹没了。
车子在山路上绕来绕去。车厢里冷冰冰的，发动机的噪音震得人耳朵疼。
小梅就那么蜷缩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她好像不觉得累，也不睡觉，整个人像一根拉满了的弓弦。
天快亮的时候，大解放终于开进了省城的郊区。
这时候的省城刚醒过来。马路上全是大胶轮的自行车，叮叮当当响成一片。路边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白气，炸油条的味道飘得很远。
我把车停在客运站对面的路边。
到了。下车吧。我揉了揉酸痛的脖子。
小梅动了动僵硬的身体。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感激。
大哥，谢谢你。
她推开车门，刚要往下跳，又停住了。
那块表你收好。最多三天，我一定带钱来客运站门口堵你。到时候我把表赎回来。
我摆了摆手，行了，知道。你快走吧。
我根本没把她的话当真。这种坐车没钱押东西的事，我见得多了。十个里面有九个是再也不回来的。
小梅跳下车，很快就扎进了推着自行车的人流里。她的那件破棉袄在人群里晃了几下，转个弯就不见了。
我开着车去了卸货场。把车上的棉纱卸完，又拉了一车水泥往回赶。
三天过去了。小梅没有出现。
一个星期过去了。客运站门口除了卖报纸和拉板车的人，根本没有小梅的影子。
我渐渐把这事给忘了。那块旧手表就一直躺在卡车的储物抽屉里。跟着我的大解放，在省道上颠簸了一趟又一趟。
一晃眼，三个月过去了。
一九九四年的春天来了。地里的雪化成了泥水，路边的小草偷偷摸摸地往外冒。
那天刚好赶上车子做年检。我把大解放停在自家的院子里，提着个水桶准备彻底清理一下车厢。
我拉开仪表盘下面的储物抽屉。里面的破烂堆得满满当当。我把那些过期的路费单子和破抹布一件件往外掏。
突然，我的手指碰到了一个硬邦邦、冷冰冰的东西。
拉出来一看，是小梅留下的那块旧手表。
隔了几个月，这表看起来更破了。表壳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色油垢。我拿着表在耳边晃了晃，里面静悄悄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果然是个坏掉的破烂。我心里嘀咕了一句。
本来想随手扔进院子里的垃圾堆。但转念一想，今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街上找个修表铺看看。要是能修好，自己平时戴着看看时间，总比扔了强。
我把表往兜里一揣，踢开院子门走了出去。
那时候的县城老街很窄。两边都是青砖瓦房，屋檐低矮。路面是用青石板铺的，年头多了，被踩得滑溜溜的。
老街的尽头，有一家没有招牌的修表铺。
其实那也不算是个正经铺子，就是一间临街的厢房。窗户上挂着个泛黄的硬纸板，上面用毛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修表。
开铺子的人叫老范。五十多岁，是个干巴老头。
老范以前是国营钟表厂的五级工。后来厂子效益不好，他就提前退了下来，自己弄了个摊子混日子。
这老头有个毛病，特别嗜烟。整天叼着个旱烟袋，弄得满屋子都是呛人的旱烟味。不过他手艺确实好，方圆几十里，谁家的小白鸽、上海牌手表坏了，都找他看。
我推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屋里黑黢黢的，一股子煤油和旱烟混合的怪味扑鼻而来。
老范正坐在临窗的桌子后面。桌上点着一盏度数很低的台灯。他脸上卡着个高倍的单眼放大镜，像个怪模怪样的独眼龙。手里正拿着一把细长的镊子，在摆弄一个闹钟的零件。
老范，忙着呢？我打了个招呼，熟门熟路地坐到他对面的长凳上。
老范没抬眼。嘴里吐出一口青烟，声音沙哑，带过来什么破玩意儿了？
我从兜里摸出那块旧手表，往玻璃柜台上轻轻一拍。
跑长途捡来的。你给瞅瞅，看还能不能走。要是坏得不厉害，帮我拾掇拾掇。
老范把手里的镊子放下。他拿掉眼上的放大镜，斜着眼瞅了瞅柜台上的表。
他伸出两根手指，把那块表拈了起来。那嫌弃的眼神，就像在拈一块沾了泥的烂布条。
啧啧，瞧这泥垢，你这是从哪个泥坑里刨出来的？老范嘟囔着，从桌上扯过一块绒布，泄愤似的在表壳上用力擦了几下。
随着他的动作，表壳上的陈年油垢被蹭掉了一些。露出下面泛着暗淡银光的金属底色。
老范的动作突然慢了下来。他把表凑到鼻子跟前闻了闻，又用指甲盖在表壳边缘刮了刮。
咦？老范嘴里发出一声轻呼。
他重新把那个单眼放大镜卡在眼眶里。身子往前凑了凑，几乎要把脸贴在手表上。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有墙上挂着的一个老挂钟，发出嗒嗒的单调响声。
老范翻来覆去地看那块表的表带。又把表盘凑到台灯底下，仔细端详着里面已经有些发黄的指针。
怎么了？能修不？我在对面等得有点不耐烦，伸手掏出烟盒，弹出一根烟点上。
老范没理我。他的呼吸开始变得有些粗重。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特制的开表器。那是一个亮闪闪的金属圆盘，带有几个可以调节的卡爪。
他把手表固定在座子上。用开表器对准了手表的后盖。
这表好久没开了，后盖咬得死紧。老范使了点劲，手腕上的青筋都暴了起。
只听见“咔哒”一声微响。那是金属咬合、旋转的声音。
老范把开表器拿到一旁。用两根手指轻轻旋动着手表的后盖。
随着后盖被一圈圈旋开，一股淡淡的、混杂着高级机油和陈旧金属的味道，从表壳的缝隙里溢了出来。那味道和普通的地摊表完全不一样。
老范用镊子轻轻一挑，把那块厚实的金属后盖揭了开来。
手表的内部机芯暴露在台灯的死白光线底下。
那是一副极其精美、复杂的机械结构。虽然过了很多年，里面的齿轮依然闪烁着黄铜和钢材特有的冷冽光泽。红色的宝石轴承在灯光下像是一颗颗凝固的血滴。
老范的眼珠子死死地盯着机芯的边缘。
在那个最隐蔽的夹板角落里，用极细的针法刻着一串古怪的编号，旁边还缀着一个小小的、展翅欲飞的鹰形微雕。
老范整个人突然像被电击了一下。
“拿走！快拿走！这东西……这东西我可不敢收，你赶快把它扔了，别连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