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尝试，不能傻等——共产主义应该循序渐进

珠峰评论 浑 金

《桃花源记》不知迷醉了多少代中国人。陶渊明笔下的那片乐土，是农耕文明对“大同”最朴素的勾勒；而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则为这种向往赋予了科学的骨骼。从诗意想象到逻辑推演，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绵延千年，从未断绝。今天，当物质丰裕与认知提升已然触及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是否可以不再将共产主义仅仅视为遥挂天边的星辰，而大胆地将其推入“尝试期”？这并非僭越，而是一种历史主动。

阻挠我们迈出这一步的，常被归结为四大难题：私心、物质、生产力与认知。马克思所处时代，这些确实是不可逾越的高墙。然而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墙垣已然松动。“私心”并非铁板一块——毛主席时代锻造出的集体主义精神早已证明，在特定制度与文化熏陶下，人完全可以超越狭隘的“小我”；“物质基础”也不再寒碜，全球生产力足以喂饱所有人，短缺更多源于分配不公而非总量匮乏；至于“生产力”与“认知”，数字智能与高等教育的普及，已让过去“秀才不出门”的局限成为历史。可以说，客观条件已不再是拦路虎，真正的“难”，从外部条件的匮乏，转为了内部意志的踌躇与智慧的缺失。

阻力当然仍在。霸权主义的贪欲、垄断资本的冷酷、官僚主义的僵化、封建残余的阴魂，这些势力共同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网，将旧秩序牢牢锁定。它们惧怕共产主义的逻辑——因为那将抽走他们赖以寄生的权力租金与利益基石。但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动力源”正在蓬勃生长：新生代企业家开始思考“商业向善”，反霸阵营在全球南方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国不乏心怀苍生的政治领袖，而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科技——则为“按需分配”提供了精准的调度手段。这些力量互相激荡，形成了一股虽未成洪流却已无法忽视的变革潜流。

困惑常在，需要廓清三个迷思。其一，“国家消亡”是否是共产主义的前提？列宁早就给出启示——“一国胜利”的辩证法同样适用于此。共产主义不必等全球同步，也不必等国家机器彻底锈蚀。它完全可以在某个乡村、某个企业、某个城市乃至某个国家率先萌芽，像星星之火，以“局部实验”倒逼“整体演进”。令人欣慰的是——智勇者们早已用行动说话，其萌芽已呈多维态势——世界公认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国家有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俄罗斯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是有共产主义基因的；条件具备的高福利国家，如：芬兰、丹麦、瑞典、挪威、冰岛、法国、奥地利、挪威、德国、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及超级大国美国，只需换个方向、改改机制，即可加入共产主义“朋友圈”。我们不必坐等“国家消亡”，而是要通过共产主义的逐步壮大，让国家职能自然过渡、自行萎缩。其二，“按需分配”是否意味着欲望的放纵？恰恰相反，它指向的是“物质至简、精神至丰”。稀缺时代的奢侈欲求，是匮乏记忆的补偿型反弹；当富足成为常态，真正的“需要”反而会回归理性——整洁的居所、健康的饮食、受教育的权利、创造价值的舞台，这些才是文明社会的“必需”。其三，共产主义是否仅由物质决定？不，它更是信仰、智慧与物质的有机结晶。当下的地球，资源和生产力已然足以为全人类提供体面生活，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智慧设计出跨越陷阱的制度，是否有坚定的信仰冲破层层封锁。

事情越好就越难。这是亘古真理。共产主义的伟大，恰恰在于它是对人性弱点与社会沉疴的双重超越。但“难”不等于“不可能”，更不等于“应该等待”。那些将共产主义永恒搁置于彼岸的说辞，要么是怯懦的遁词，要么是既得利益者的缓兵之计。真正的历史自觉，是敢于承认条件已备，是勇于在局部开启“压力测试”，是在实践中纠偏、在纠偏中前进。

我们不必再仰望星辰，因为我们本就拥有托举星辰的力量。共产主义的“尝试期”不是冒进，而是对千年向往的诚实回应，是对科学原理的活化运用，更是对后代的道义责任。当一个个实验区在世界的角落亮起微光，当“各尽所能”成为普遍的尊严，“按需分配”成为日常的从容，那时回望，我们会发现：所谓登天，不过是一步一步垒起的天梯。而第一步，就是从“能不能”的追问，跨向“要不要”的决断。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不仅是每个正常人应该向往和追求的最高目标，而且是当务之急——最值得大胆去干的紧要生计。只有这样，那些霸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掠夺空间才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势微。否则，狂轰乱炸、尔虞我诈与提心吊胆的日子仍然会成为常态。

全世界人民应该行动起来——共创人间桃花源。

2026年7月16日晚写于汉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