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常委会议中途，父亲被村霸打伤，我合上本子：下周去巡视七天

省委常委会议进行到第三项议程时，我的手机在西装内袋里震了三下。

按照会议纪律，省领导参加常委会必须将手机调至静音，但我留了一个例外——父亲单独住的老宅电话。四年前母亲去世后，父亲执意不肯搬来省城，独自守着县城边上的老院子，养了一院子的花和一只橘猫。我给他装了一键拨号，告诉他，家里有事就按这个。

我没有立刻看。坐在对面的省委秘书长正在汇报巡视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我作为分管政法和纪检监察的副书记，前两天刚听完巡视组的专题汇报，知道有几条线已经牵到了相当关键的位置。手机又震了两下，持续的时间比刚才长。

坐在我左边的省长侧过头，低声问：“要不要紧？”

我微微摇头，目光没有离开面前的材料。但我的手已经探进口袋，指尖触到屏幕上那条未读消息的提示。

第二十七分钟，会议进入休息时间。我站起来走向休息室，掏出手机，看见的不是父亲的名字，而是老宅隔壁张婶的电话。张婶六十七岁，耳朵不太好，平时连手机都很少用。点开那条消息的瞬间，我的心沉了一下。

“林书记，你爹出事了。你快回来一趟。”

电话拨过去，张婶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地讲了半个小时前发生的事。父亲上午去西街菜市场买菜，路过赵家老三的建材店门口时，看到几个年轻人正在殴打一个瘦弱的中年男人。围了一圈人，没人敢管。父亲上去拦了一下，说“打人犯法”。

赵家老三从店里出来，认出他是“县委林副书记的老爹”，冷笑了一声说：“你儿子去了省城，还不是个县委书记？老子在县里横了二十年，你儿子在的时候我都不怕，现在他走了，你算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让人把父亲按在地上，踩了右手。

那只手，是父亲年轻时在县水泥厂抡了二十五年大锤的手，是退休后在院子里种了上百盆花的手，是每次我回老宅时非要给我包饺子的手。

张婶说，围观的人报了警，派出所来了人，但赵家人和派出所的人说说笑笑，拍了张照片就走了。父亲被送进了县医院，右手粉碎性骨折。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休息时间结束，我重新坐回会议桌前，把手机放回口袋，拿起面前的保温杯喝了口水。保温杯是父亲前年给我买的，天冷的时候我常用，盖子内侧的橡胶圈已经有点松了，倒水时偶尔会漏一点在桌面上。

第四项议程是关于全省平安建设重点工作的部署。我发言的时候，声音平稳，逻辑清晰，逐条分析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说到“基层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及其背后的保护伞问题”时，我翻了翻手中的材料，看到上半年全省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的数据，合上了本子。

会议结束后，我让秘书改签了高铁票。原本计划周五回县里看望父亲，改到了当天下午。

高铁上，我给县委打了电话。打通了，响了三声，接起来，是办公室的一个年轻干部，态度热情但所知有限：“林书记，您说的是赵家老三？赵洪福？这个人……在县里确实有一定名望，搞建材起家的，我们平时没听说过有什么恶性事件……”

我挂了电话。又打了县纪委监委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县纪委副书记，语气明显谨慎了许多：“赵洪福这个人，我们之前收到过一些反映，但都查无实据。而且您也知道，基层工作比较复杂，有时候需要统筹兼顾……”

我说：“我知道了。”

高铁时速三百公里，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快地向后退。我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脑海里浮现的是父亲被按在地上踩手的画面。这个画面不完整，是张婶断断续续的讲述在我脑中拼接而成的，但每一个细节都像刀刻的一样清晰——

父亲那条洗得发白的深蓝色裤子，因为弯腰搬花盆磨薄了膝盖的那条。他今年过年时给我包的韭菜鸡蛋馅饺子，馅里放了太多姜，我说有点辣，他笑着说“姜暖胃，你胃不好”。他站在老宅门口送我出门的样子，驼着背，右手扶着门框，左手朝我摆了摆，说“工作要紧，别老惦记我”。

我当时回了一句“知道了”。

我现在想起来的，全是这些。

傍晚六点十分，我到了县医院。病房在住院部四楼，走廊尽头的双人间，父亲被安排靠窗的那张床。我推开门的第一个念头是——

病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同床空着，床头柜上放着半杯凉白开和一袋拆开的苏打饼干。父亲靠在床头，右手裹着厚厚的纱布，搁在胸口的位置，像一个新生儿被包裹在襁褓里的姿势。他的左手正在艰难地够那杯水，手指离杯沿还有一小段距离，身子侧过去，扯到了右手的伤口，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几步走过去，把水杯递到他嘴边。他怔了一下，抬头看见是我，第一反应不是诉苦，而是皱了皱眉：“你怎么回来了？开会开一半跑回来，像什么话。”

我坐在床沿上，喂他喝了半杯水。他的嘴角有一块淤青，应该是被打的时候磕到了嘴角，肿起来，喝水的时候嘴唇碰到杯沿，疼得他轻轻“嘶”了一声。

“爸，疼不疼？”

“废话，你让人踩一脚试试。”他瞪了我一眼，但语气已经软下来了，“我没事，就是骨头有点裂，医生说养几个月就好了。你别在这待着，该干嘛干嘛去。”

我没说话，把他的被子往上拉了拉。他的右手从纱布里露出来的那几根手指，指甲缝里还有干涸的血迹。我盯着那几根手指看了很久，久到父亲察觉到了什么，用左手推了推我的胳膊：“别看了，又不是什么大事。那赵老三就是混了点，这些年也没怎么过分，就是喝了酒……”

“爸，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跟我说过一句话。”

父亲愣了一下：“哪句话？”

“你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我看着他，“你还说，做人要硬气，看见不对的事，该管就得管。你教我的是对的。”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很久没有见过的复杂情绪——欣慰、担忧，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对自己儿子即将去做的事既骄傲又害怕。

“你打算怎么办？”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色。县城不大，从医院窗户望出去，能看见西街那一带错落的民房和商铺。这个县城，我太熟悉了。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在这里读了小学和中学，考大学考出去了，一年又一年地回来，从普通干部到县委副书记，又调到省里。我一直以为，给家乡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就是对得起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了。

但这些年，我做得够不够？

“我下周安排巡视组下来，在这个县巡视七天。”我转过身，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稳，“七天内，所有的问题，我都会让他浮出来。”

父亲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我抢先开口：“你放心，我按规矩办事。该走的程序一步不会少，该拿的证据一样不会漏。”我顿了顿，“当年你在水泥厂当车间主任的时候，为了工人的安全指标，敢跟厂长拍桌子。你儿子的这点血性，不至于连你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护士推门进来给父亲换药。我退到一边，看着她小心翼翼地解开纱布，露出父亲肿胀发紫的手背和手指。护士低着头，轻声说：“老爷子，您忍一下，可能会有点疼。”

父亲咬着牙，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始终没有吭一声。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只手，想起了一件事。

我八岁那年，有一回半夜发高烧，父亲背着我跑了三公里去县医院。那天晚上下着雨，他一只手托着我的屁股，一只手撑着我的后背，把我裹在他的雨衣里。跑到医院的时候，他的右手因为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僵硬得半天伸不直。

那时候他的手多有力气。

现在这只手，包裹在白色的纱布里，像一段枯枝。

我转过身，走出病房，在走廊尽头站了很久。手机响了，是省委办公厅打来的，问我明天的行程是否需要调整。

我说：“不用。明天上午回去，下午有个会。”

挂了电话，我看到窗外最后一缕光收进了地平线以下。县城的街灯次第亮起来，西街方向一片朦胧的橙色。在那片橙色的某一处，赵老三大概正在他的饭店里喝酒吹牛，和那些“朋友”们炫耀今天打了“林副书记的老爹”。

他不知道的是，这个被他看不起的“前任县委副书记”，有一个写材料的习惯。

我回到病房时，父亲已经睡了。他的左手还搭在右手上，像是在保护着什么。床头柜上的苏打饼干只吃了一片，那半杯凉白开已经见了底。我给他续上水，拧好杯盖，在他床边坐了一会儿。

父亲在睡梦中哼了一声，眉头皱着，嘴角的淤青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刺眼。

我轻轻握住他没受伤的左手，那只手粗糙得不像话，全是老茧。他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上班，粉尘和重力让他的肺和腰都不好。退休了，他本来可以安享晚年，却因为看不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被欺负，就搭上了自己的右手。

他做错了吗？

没有。

那么，错的就不是他。

我掏出手机，给巡视组组长发了条消息：“下周一进驻。所有类别的问题线索，都翻一遍。”

回复很快过来：“收到。”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听到窗外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这个县城的夜晚和任何一个县城的夜晚一样，有人出生，有人死去，有人在沉默中忍耐，有人在嚣张中得意。只有极少数的时候，会有人站出来，让应该发生的，发生。

我关上病房的灯，带上门，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坐下来。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省委书记发来的消息：“听说你今天提前走了，家里有事？”

我打了几个字：“一点家事，已经处理好了。”

停顿了几秒，又补了一句：“下周我带队去临县巡视。”

消息发出去之后，我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膝盖上，闭上眼睛。

走廊里很安静，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每个角落。走了三天，不知道老宅院子里的花有没有人浇，赵老三踩了父亲的手之后，会不会提着礼物去医院“看望”，说我父亲是自己摔倒的，而他当晚恰好路过，就顺手送了医院。

应该会。这种事，他们很熟。

但现在，我不准备给他们这个机会了。

我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病房门，轻轻整理了一下衣领，站起身来。

下楼走出医院的时候，门卫值班室里，有个年轻保安在玩手机。隔着玻璃，我听见他手机里传出的短视频配乐很响，笑声很大声。我看了他一眼，他没有抬头。

我往停车场走，经过医院大门旁边的小卖部时，老板正蹲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他愣了一下，大概觉得眼熟，但没认出来是谁。他往地上弹了弹烟灰，转过头继续看手机里的电视剧。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对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但很快，他们会知道的。

我坐进车里，启动引擎。仪表盘的光照亮我的脸，我看到自己的表情，在挡风玻璃上映出来。

那不是愤怒。

那是一种非常冷静的、近乎冷酷的决心。

车窗外，县医院的灯牌在夜色中亮着，红底白字，不亮，但足够醒目。

我踩下油门，车驶入夜色。

手机亮了一下，荧光的数字显示：1分钟后即将进入本周最后一天。

星期一，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