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广南东西路的建置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南东西路的建置和政治军事措施

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平南汉，广东便在北宋朝廷的管辖之内。北宋政权为广开财源而重商，为实行文治而兴学。在全国统一的前提下，由于这两项基本政策的推动，广东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土地得到开发，户口大幅度增长，农业商品加多，对内对外贸易兴盛，手工业特别是陶瓷业和矿冶业发展更为迅速。文化方面，州县学纷纷建立，读书风气日浓，培养了较多的人才。北宋末年，在徽宗倒行逆施和金国侵宋的影响下，广东的经济状况发生逆转。

宋平南汉，使广东人民摆脱了刘氏末代君主的残暴统治，为广东社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岭南在宋初属于广南路，后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东路又简称“广东”，是为广东定名之始。 广南西路的雷、琼等七州军，因海上交通便利，与东路的联系日益加强。北宋对广东原有的州县大量省并，建置布局较为合理；又因南面无强大敌国，只驻有少量军队，受军队骚扰较少，人民的劳役负担较轻。

一、宋 平 南汉

赵匡胤于后周显德七年（960）春夺取帝位，国号宋。随即着手平定南方各国，然后北向。慑于宋的威力，南唐、吴越和福建的留从效均相继称藩，荆南高氏取消割据。乾德元年（963），宋出兵削除湖南的割据势力，边境已与南汉相接。就大势而论，古代岭南“当中原多故时，进不能以有为，退犹可以自立；及纷纭既定，必难久存”（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然而不明时势的南汉后主刘鋹，却既不修明内政以图强，又不通好于宋以求安，反而乘宋初得湖南未定之际，出兵攻打湖南桂阳、江华，欲扩大疆土，结果大败，反失去原据有的湖南郴州。此后，宋对蜀和北汉用兵，一时未暇进取岭南。开宝初年，南汉又派兵攻湖南道州（今道县），不肯归还所占土地，宋太祖遂决计以武力统一岭南。当时南汉境内的人民，不仅要满足帝王、宦官们穷奢极欲的诛求，还要承受约20万军队的沉重军费负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兴王府的人民，把每家必备用以盛水的防火桶称为“宋一统”，以示人心归宋之意，可见宋伐南汉是顺应民心的 （《文献通考》卷三百十。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以“天人感应”说将天上的星区与我国的各地域相对应称为“天文分野”。“二十八宿”中的房宿，其星区是先秦宋国的分野[见《史记·天官书·正义》引《星经》]，也是北宋首都汴梁一带的分野，房与防同音，桶与统同音，故演为“宋一统”之意） 。

开宝三年（970）九月初一，宋发兵征南汉，任命潭州（长沙）防御使潘美、朗州（今湖南常德）团练使尹从珂为正副统帅，领十州兵会攻贺州。 南汉派宦官 龚澄枢、李托、郭崇岳 分别至贺、韶、桂三要地筹划防御。龚澄枢至贺州，逃回；大将 伍彦柔 将兵驰援，被宋军设伏击破。十月， 潘美等下贺州 ，使岭南东西两部呼应不灵。刘鋹不得已，起用被罢去兵权懂得用兵的宦官 潘崇彻 ，领兵3万，屯贺江口（在今广东封开县境），阻止宋军从水路南下。宋军在取得昭州（今广西平乐）及桂州后，移师从陆路东向，于十一月攻取连州，进入广东北部，西江一带各州相继归降。刘鋹于是派 李承渥 为都统，率兵数万守韶州，屯于莲花山下。十二月，两军在韶州大战，宋军用箭集射南汉象阵，象被创回奔，遂大破南汉军，夺取韶州。 开宝四年（971） 正月连下英、雄二州。潘崇彻在贺江口率全军降宋。至是，宋军尽取粤北，并以主力从韶州沿陆路南进，直逼兴王府。南汉遣郭崇岳率兵6万，屯于广州北数十里的马迳，“列栅以待”（《宋史·卷四百八十一·刘鋹传》）。

刘鋹知败局已定，虽曾遣使向宋军求和，但在众宦官的阻挠下，游移不定，仍然调集败军残卒，企图抵抗。宋军于正月二十七日进抵栅口，次日抵马迳，列营双女山下（梁廷楠：《南汉书》卷六）。马迳距兴王府仅“一程”之遥，二月初四，刘鋹命 其弟保兴 率全军拒战。宋军击破南汉兵，“径收贼垒”（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九十三上·潘美擒刘鋹上露布》）。刘鋹见兵临城下，命焚烧府库，将刘氏数世搜刮积聚的财帛宝货尽付一炬，终于二月初五日 （971年3月4日） 至城北七里处向宋军投降（方信孺：《南海百咏·刘氏铜像》引《刘氏兴亡录》）。宋军进入兴王府，割据 55年 之久的南汉政权乃告终结。刘鋹及其眷属被押送汴京“献俘”，被封为恩赦侯，九年后卒。

开宝五年（972），即宋军接收南汉全境后的第二年，发生了南汉残余势力的反叛。这次叛乱以南汉宦官 乐范 为首，他在刘鋹出降前将一批海船偷偷开走，并藉此在广东沿海一带及韶州、岭南西部、海南岛南部发动叛乱。当时 潘美、尹崇珂同任知广州兼市舶使 ，很快将各地的反宋叛乱平定下去。至开宝六年（973），残余的“岭南群盗”也经诸州都巡检 曹光实 讨捕扫荡，于是“海隅悉平”（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至十四）。

二、广南东西路的建置

宋平南汉之初，暂时仍把岭南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统称“广南”、广南路或岭南路，一度称为道，以 岭南转运使 统辖之。 太宗至道三年（997），定全国为15路（以后续有增加），并将岭南分为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广东、广西之分，即始于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二） 。 广南东、西路的地理分界是：北自贺州而南，经封州、康州至南恩州而尽于海 ，这几州及其以东属东路，其西皆属西路。

南汉时期，州县设置颇滥。开宝五年（972），以岭南州县多，户口甚少，朝廷下诏“废置并移广南州县”，包括对原州县裁革、合并、调整及易名。例如：将泷州废去，改成一县，并入康州；兴王府复名广州，分出浛光一县入英州；割出韶州始兴一县入雄州，并以北方另有雄州而改广东雄州为南雄州，等等。

宋制，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域是路（除京畿地区的府直属中央、不隶于路外），路以下为州（或府、军、监）、县 ，州和县分为五等：望、紧、上、中、下。 在重要的府、州，还保留都督府和某某军节度的名义。 如广州即为都督府、清海军节度，仅仅是保留唐代遗留下来的名号而已，虽也有在某州新加某节度之名，但只不过是表示其地之重要，无实际意义。经过太祖开宝年间的整顿和以后的变更， 至神宗元丰年间，广南东路计有15州军，共40县；广东省当时属于广南西路的，连海南岛，共7州军（其中朱崖军未置县，视其为一县），共17县。 详见下表。

元丰年间广东州县建置与南汉末相较，共废去6州34县，不但使广东境内减少大量州县机构、节省行政开支，而且也使州县布局较为合理、均匀（据吴兰修《南汉地理志》对照。南汉末至北宋元丰年间，广东中、东部只有州府的改名，没有增减，所废六州：泷、勤、潘、罗、辩、窦，都在粤西[勤、潘、罗三州分别于开宝五年并入春、高、化州]）。

元丰以后到北宋灭亡，广东的州县建置续有变动：徽宗大观年间将贺州从广南东路割归广南西路，新增潮州揭阳县（宣和三年还曾析韶州曲江、翁源县地置建福县，数年后即废去）。又 因徽宗曾封端王，故即皇帝位后升端州为肇庆府、肇庆军节度 ，使它在名义上比州的地位为高。自贺州归广南西路后，两宋广南东、西路的疆域不再变化。

三、各级官员与“摄官”

（一）主要文武官员

宋初，岭南转运使总辖广南东西两部。 分为两路后， 两路的转运使 曾在一段时间内分别综揽军、民、财政大权，为一路之长。广南东路转运使有时兼知广州，西路转运使有时兼知桂州。后来， 各路陆续派安抚使，主要是管军事。安抚使由偶遣渐变为常设，其职权凌驾于转运使之上。 仁宗皇祐四年（1052）诏“ 知广州、桂州自今并带经略安抚使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二。 两宋唯两广与其他个别的路，安抚使带“经略”二字。 两广经略安抚使始终具有较大实权）。徽宗大观元年（1107）复 规定广、桂州皆为帅府，于是 知广州和知桂州兼任的经略安抚使（下有时简称安抚使）便分别成为两路之长，凡一路民财兵刑之务无所不统，并兼本路马步军都总管，其官署又称“帅司”。

广南东西路安抚使握重权后， 转运使的职权相应削减，变为掌一路民政及部分财权，即关于吏治、民生、田赋钱粮，以及财赋收支奏销事宜。其官署为转运司，或称“漕司”，驻广州及桂州，主要佐官有转运副使和转运判官。

东、西路转运使起初都兼掌按察事宜，真宗时各路增置 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 ，管一路狱讼和监察，并有带兵捕盗的责任。由是转运使的兵权便分别移归安抚使和提刑。 提刑在军事上受安抚使节制。 广南东路提刑司设于韶州。

宋神宗时，在各路设 提举常平司 ，置提举官，“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徽宗时又在各路设 提举茶盐司 ，置提举，“掌摘山煮海之利”（南宋将常平、茶盐二司合并为提举常平茶盐司，主管官为提举常平茶盐公事，简称 提举 ）。

转运使、提刑、提举后皆赋有监察职能，又统称“监司”。

路以下各州、府长官为知军州（或府）事，简称知州（府），副长官为通判。其下有录事参军、户曹、司法、司理参军。 海南四州军成一特区，后由知琼州兼琼管安抚都监统管，隶广南西路安抚使。

州以下的各县长官是县令，其佐官与唐代基本相同，为县丞、主簿和县尉。

县以下，承前代乡里制，部分地方的里改为都。

宋鉴于唐末五代武人跋扈之弊，以文臣节制武将，各级地方的主要长官大多数以文臣担任。 广东的各监司、知州（府）、县令等职也是如此。尤其是 安抚使，必须差遣带有“直秘阁”以上“馆职”的文官充任（馆职指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秘书省的直馆、直院、检讨、校勘以及集贤殿修撰、直龙图阁等职务，凡任各该职或带有其衔名者是宋代文官的一种荣誉。地方官有时还带有更高的待制、直学士、学士等衔名[皆称“侍从”]，更是文官殊荣）。

广南东西路最高职位的武将是兵马钤辖或马步军副总管。州府一级的武将是兵马都监或兵马监押，大州还有兵马添监。 县一级担任捕盗的县尉，或文或武。宋初， 都巡检 或数州、一州的 巡检 是级别较高统领禁兵的武将，后来巡检演变为在各县领土兵担任乡村捕盗和要隘防守的低级武官。

在两宋时期，广南两路文官权大和节制武将的基本情况始终不变。

尽管两宋国势比唐代相对为弱，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却始终是牢固的，不存在中、晚唐那样的藩镇跋扈和割据。这与宋地方长官权位较轻有关。 两宋广东的最高长官（除初平南汉时以潘美等为长官外），绝少有带学士、直学士衔的三品官，大都是带待制（较少）、诸寺少卿、秘阁修撰等衔名的四、五、六品官，各监司或带或不带上述诸衔名，也是四、五、六品官，而且他们各有实权，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经略安抚使。可以说，两宋时期广东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对中央政权不恭顺的跋扈藩臣。此外，宋代官僚也比较“能上能下”，宰相出任地方长官是常事，京官即使降职出任岭南地方长官或州的正佐官（指属于有职有权的“差遣”），一般也不认为是“贬逐”，不像唐代那样。

（二）广南摄官

宋代岭南仍属僻远区域和“烟瘴”之地，广东的新、南恩、英、循、梅诸州，更是瘴疠严重之处（北宋刘安世曾贬广东，他说：“人言‘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著也怕’”。见马永易《元城语录解》。所说谚语，早在窦州废除之前。又英州有“人间生地狱”之称[《宋史·刑法二》]），几乎只有广州才是善地。岭北的士人们不服广东的水土气候，不愿到此做官。当时尚无不可在本地为官的“避籍”制，但岭南科举出身的士人很少，所以两广常缺由中央铨选任命的官员，烟瘴重处尤缺。为解决官员不足的问题， 宋继唐“南选”而有行之于两广（四川、福建亦有）的“广南摄官”的特殊文官制度。

摄是代理之意。 宋广南摄官是指非经吏部（先为审官院）差遣、无官品和正式俸禄的各大小文职官员，包括知州、通判、县令、县尉、教官、监当（场务官）和少量武职（如后来的巡检）。

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已有广南摄官的记载。太宗雍熙四年（987）诏令：岭南缺官处，权用摄官，以后经考察，“稍可取即选用之”，三年无过、有劳绩，即可量才录用为正式的品官。摄官不得任用在岭南的岭北人，亦不得滥添（《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十二之三十八、三十九）。太宗淳化二年（991），广南只限用摄官25人，11年后，规定东西两路各准用25人，必须由在地方通过乡举、考进士二次、考诸科三次未中的士人充当（《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十二之三十九至四十一）。神宗时又规定每两年由转运司差官考试，“取合格人差摄，不中者许再试”。共考五场，内容为律令与判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八）。至此，广南摄官制度方臻完备。

在任用摄官的同时，朝廷又以种种优厚条件鼓励岭北有资格的文人赴任广南，但愿往者不多。神宗变法之后，州县掌管经济的官员增多，两广摄官人数随之增加。先是于两路“正额”摄官50人之外再增50人，名曰“待次”；待次亦给官，两年升正额；正额两年便可以由吏部任命为正官。徽宗时，两路再增摄官50人，名曰“额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至是广东摄官的定额达75名。

摄官文化水平一般不如科举及第的士人，又多是年龄较大甚至是年老之人，其能力和治绩一般比不上有出身的正官。摄官中的大多数做官的目的是图利，但其待遇极为菲薄，故难养廉，而多“贪冒无耻之士”，“务诛求”，“妨公虐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十二之五十二至五十四，四十七之五、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九）。摄官制虽然弊端甚多，但总的来说，比唐代的“南选”有所进步。

四、禁兵、厢兵、乡兵

（一）禁兵、厢兵与军事部署

禁兵是中央正规军。 宋初，由中央派遣为数不多的禁兵屯驻广东要害之地。真宗咸平以后， 在广东组建番号为“雄略”的禁兵二指挥及骑兵“有马雄略”一指挥，每指挥约500人，驻广州，并与同番号的广西两种“雄略”和两湖的“雄略”“归远”互相轮流屯戍。 由于北方兵不习广东水土，死亡率很大，所以从这时起尽量以本路及邻路禁兵轮戍广东，但有时仍不能不派遣远地的北兵前来。

宋初实行的轮戍制 ，导致禁兵疲于调防，兵将之间生疏，战斗力削弱。 神宗时改行将兵制：由一将专统数千人为一军，兵不离将，且少远调。 此制先行于北方，于元丰四年（1081）再推行于南方（唯四川未见）， 置东南十三将 ，其中的第十一将长驻广南东路，第十二、十三将长驻广南西路，后又规定两广将兵“不出戍他路”（《宋史·卷一百八十八·兵志》）。广西两将将兵通常不驻雷、琼等七州军。 第十一将将兵成为广东禁兵后，以前的“雄略”等便仅具禁兵之名。

厢兵为宋朝各路所广置，从事各种工役，也以“指挥”为基本编制单位，立番号 。宋初将南汉“媚川都”采珠卒改编为 “静江” 厢兵，后来有很大的扩充，遍布两广。 “澄海” 也是两广建置较早的厢兵，且陆续扩充，分驻岭南各州。海南的琼州还有一支由少数民族成员组成的“蛮蜑”指挥，后改名 “宁海” （高承：《事物纪原》卷十，《丛书集成》本）。真宗时新置 “忠敢” 于两广，人数较少。又有由南汉水军改编而来的 “广南巡海水军” ，属广东。仁宗庆历年间，广东再招收广南巡海水军。对该水军及“忠敢”“澄海”，“皆与旗鼓训练，备战守之役”，谓之 教阅厢兵 （《宋史·卷一百八十九·兵制》）。教阅厢兵既用于战守，便具禁兵性质，但在全国兵制上仍属厢兵，南宋时称 “禁厢兵” 。

北宋广东还有许多专事水陆运输、造船、筑城和其他各种劳作的不同番号的厢兵。神宗时曾加以裁并，将教阅厢兵和各专役以外的非教阅厢兵统编为 “清化” 番号（南宋广东厢兵基本同北宋，唯番号及役作名称有些变更）。

宋代广东的军事部署受中央军事总部署制约。北宋初，强敌在北，军事上重北轻南，“国家于岭南不宿重兵”（余靖：《武溪集·卷五·大宋平蛮碑记》，《广东丛书》本）。 两广不仅兵少，而且“雄略”与“有马雄略”的士兵都是身材不魁梧、月俸只有“三百料钱”的下等禁兵，战斗力也不强。

神宗熙宁三年（1070）裁减禁兵，规定南方诸路禁兵限额，两广最少，仅“各千二百人”。改行将兵制后，驻广南东路的第十一将有兵5200人，正规军的兵力得到加强。此外宋廷还规定驻江西虔州（南宋改名赣州）的第六将兼为广南东路“勾抽策应”（《宋史·卷一百九十六·兵制》）。

北宋广南东路的禁兵大多集中在广州一带。各州都配有“澄海”，以资防守。沿海地区的东莞屯门（今香港“新界”西部）和南恩州（治阳江）也驻有禁兵。这两处之间的沿海和广州附近有广南巡海水军，新会县沿海也置有营寨。广南西路在元丰以后设有第十二、十三两将，共有将兵1万人以上，但西路地大，又与安南（今越南）接境，故兵力集中在桂、邕（今南宁）等州，化、高、雷、琼等七州军大都只驻有“澄海”。化、高、雷州离桂、邕远，有战事时通常由广南东路派兵援助，包括从海道应援。海南四州军海路离邕州较近，军事上由驻邕州的第十三将兼顾。

北宋广东的军事部署，仅着眼于镇压地方上的反抗与动乱。境内发生小型战乱不难平息，稍大一点则可由邻路广西、湖南、江西、福建酌情应援。但南方各路禁兵皆少，一有较大规模的战事，就非得由中央从北方调来大军不可。反之，邻路有警，广东也可以抽出少量禁兵协助；若北方及中原危急，广东则可调之兵甚少。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举进攻汴京及北方时，宋廷曾几次发“天下兵”勤王，并两次命远处勤王兵中途退回原地。广南东路派出的是第十一将将兵（李纲：《梁溪全集·卷四十八·论不可遣罢防秋人兵札子》）。 据宗泽说，当时“自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数千里，争先勤王……饥饿流离，困厄道路。弱者填满沟壑，强者尽为盗贼” （宗泽：《宗忠简集·卷一·乞回銮书》）。 广东将兵，在这次勤王中被消耗大半。

（二）乡兵

《宋史·兵志》说：乡兵是“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 乡兵分为土兵和民兵两种。 土兵纯属募兵制，民兵基本上是“选于户籍”的征兵制。广东乡兵，两种都有。

宋初各县皆有弓手，由乡村人户出壮丁充当，在县尉率领下捕盗，是为差役，人数亦少。熙宁时行雇役法，改弓手为雇役或雇募。久之，受募者职业化而成为地方上长期脱离生产的属于募兵制的土兵。广东雇募土兵稍迟，约始于徽宗时。各县的土兵分别由县尉和巡检率领，在城乡捕盗或把守境内水陆要隘，维持治安，后来人数渐增。

广东起初无民兵，仁宗皇祐年间侬智高自广西取道西江袭广州，西江口的封州曾募敢死士500守城；广州番禺县募得壮士2000余人，转运使王罕亦自惠州募民兵来救。这些民兵是为临时救急而募，事毕即散，也来不及训练。仁宗至和元年（1054），广东开始征乡民为 “枪手” ，于农闲时教练一个月。这是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几年后，广南东路在广、潮、惠、循、梅五州普遍立民兵兵籍，每年十月一日到县集教，名“广南东路枪手”，亦仿禁兵编制，以指挥为单位。同时，广南西路也有性质相同的民兵，称为 “土丁” 。熙宁三年（1070）行保甲法，六年后广南东路保甲民兵（亦即枪手）达213780人。至北宋末，广东的枪手“名籍虽存，其实农夫”（李纲：《梁溪全集·卷六十六·乞令韩世忠招捕曹成奏状》）。西路则另有高、雷等州的土丁，但都未经教练；后来虽屡奉命教阅，皆未切实执行。按保甲征民兵，原欲“寓兵于农”，减少募兵，节省军费，但结果反致劳民伤财。

【 选自《广东通史》，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主编：汪廷奎。撰稿人（按内容先后为序）：杨式挺、何维鼎、陈摩人、汪廷奎、李庆新、许宁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

转自地域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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