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官僚到现代治理 中国何以经住时代考验？

当年马可・波罗把中国的官僚制度见闻带回欧洲，所有人都觉得是编造的奇谈，无人肯信。无独有偶，伏尔泰在研读中国制度记载后也给出极高评价，称这是“唯一不靠愚昧与迷信来统治的制度”。两段历史细节指向同一个疑问：为何古代中国的官僚体系，曾远远突破了西方人的认知边界？

7月1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主持人何婕、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以历史纵深为切口，拆解了中西两套治理体系的基因差异与兴衰逻辑。

范勇鹏教授首先点出，近代之前，中西官僚制度的发展水平已然存在巨大鸿沟。古代中国成熟的官僚体系，对同时代的欧洲人而言近乎天方夜谭：马可・波罗将中国的制度样貌带回欧洲，始终无人采信，直到他临终之际，神父以基督徒说谎无法上天堂为由，要求他承认自己一生都在说谎，他却至死不肯改口，直言自己亲眼所见的繁盛，连大半都没敢讲出来。伏尔泰在研读中国制度的相关记载后更是给出极高评价，称这是他所知唯一不靠愚昧与迷信维系统治的制度，想象不出比这更优越的治理模式。

但西方的官僚制度从诞生起就带着先天局限。它脱胎于封建制度，发展阶段近似中国的战国时期，对封建属性的消解极不彻底。直至今日，西方官僚体系也始终未能成为国家根本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依附于民选政务官之下的工具性机构。这种畸形的、压缩式的局部发展，让它从未形成完整的系统性国家制度，一旦国家发展陷入停滞，制度衰败便会立刻凸显。

与之形成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官僚制度完成了革命性改造，构建起现代国家干部制度，与西方模式不可同日而语。何婕补充道，这套制度既保留了传统官僚体系中的优秀内核，又摒弃了其中的落后部分，更注入了现代性特质，这正是中国治理保持高效运转的重要根源。

张维为教授则从宏观视角补充了西方制度的困境：西方公务员制度本身缺乏足够的历史积累，尚未完成充分发育，便恰逢民族国家兴起、工业化推进与殖民扩张的时代红利。经济的快速富裕掩盖了制度的种种先天缺陷，形成了“一俊遮百丑”的假象。而当经济增长放缓、整体发展走衰，西方文官制度根基不牢、体系不完备的问题便会全面暴露。

整场对谈穿透历史与现实的对照，道出了制度兴衰的核心逻辑：真正有生命力的治理体系，离不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持续的自我革新，唯有扎根自身文明土壤、完成系统性建构的制度，才能穿越周期、经受住时代的考验。

编辑: 周雯飞

责编: 张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