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喀嚓声,窗外的风景从连绵的丘陵逐渐变成了密集的钢筋水泥。林建平和妻子赵玉梅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的小桌板上放着两个已经凉透了的盒饭。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两人几乎没怎么合眼,更没怎么说话。
车厢里的空气混浊,夹杂着泡面和汗水的气味。赵玉梅把头靠在车窗上,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一样。她的手紧紧攥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万块钱现金,还有女儿最爱吃的腊肉和干豆角。他们那次来上海,是没有提前打招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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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林静是他们那个偏远县城里飞出去的金凤凰,从小到大,林静的成绩单永远是家里最值得炫耀的展品。重点高中、名牌大学,一路读到上海的名校博士。在街坊邻居眼里,林静将来是要留在上海当大学教授,拿高薪,嫁精英的。林建平和赵玉梅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自从三年前林静博士毕业后,一切都变了。
起初,林静说工作不好找,想在租的房子里休息一段时间。父母表示理解,毕竟读了这么多年书,累是肯定的。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林静依然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再后来,她连家也不回了。春节、中秋,每次打电话,她都说忙,或者说没买到票。
最让赵玉梅感到恐惧的,是半年前她和林静的一次通话。那天晚上,林静在电话里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一阵风就能吹散。赵玉梅问她最近有没有下楼转转,去外滩看看夜景。林静沉默了很久,说:“妈,我已经三年没有踏出过这扇防盗门了。”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得赵玉梅半天没喘过气来。三年没出门?那吃什么?喝什么?过的是什么日子?在赵玉梅的想象里,女儿的房间肯定已经变成了垃圾场,外卖盒堆积如山,衣服发馊发臭,而她的宝贝女儿,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博士,可能正披头散发地蜷缩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像一个废人。
老两口再也坐不住了。林建平找亲戚打听了林静收快递的地址,买了硬座票,连夜千里赶往上海。
走出上海火车站的时候,闷热的空气扑面而来。繁华的都市让人感到一阵眩晕。高架桥上车流不息,路人们步履匆匆,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体面、那么忙碌。
林建平拎着沉重的编织袋,赵玉梅紧紧跟在他身后,两人在巨大的地铁站里迷了几次路,终于摸到了林静所在的那个老旧小区。
那是一个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家属院,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脱落,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林静住在六楼,没有电梯。
林建平和赵玉梅爬到六楼时,已经是气喘吁吁。站在那扇暗红色的防盗门前,赵玉梅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她不敢敲门,她害怕门一打开,会看到她无法承受的画面。如果女儿真的疯了,或者病得下不了床,他们该怎么办?
林建平深吸了一口气,抬起粗糙的手,重重地敲了三下门。
楼道里安静极了,只有他们两人粗重的呼吸声。过了好一会儿,门内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接着是防盗门锁转动的声音。“咔嗒”一声,门开了一条缝。
一张苍白但干净的脸出现在门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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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静看着门外的两人,眼睛微微睁大,神情里有一丝错愕,但并没有惊慌失措。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林静的声音依然很轻,带着一丝久未开口说话的沙哑。
赵玉梅一把推开门,做好了迎接一股恶臭和满地狼藉的准备。然而,当她看清屋内的景象时,她整个人愣在了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