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詹才芳将军在解放战争中》《大家敬重的詹才芳将军》《詹才芳当了20年副司令，工作人员直接叫他司令，他却向真司令道歉》《一代战将詹才芳》《他是开国中将，身边勤务兵是上将，部下当军区司令时，他当副司令》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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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月，广州。
广州军区来了新司令员，名叫吴克华。
在这之前，吴克华担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这次对调到广州，是两大军区之间的正式调动。
他和詹才芳是老相识——东北野战军时期，詹才芳指挥九纵，吴克华指挥四纵，两人在同一战场上协同配合，打过许多硬仗，私交不浅。
吴克华的革命资历比詹才芳浅一大截，红军时期吴克华的最高职务不过团级，而那时詹才芳已经在方面军担任军级领导了。
刚到任的第一件事，吴克华就拨了一个电话给詹才芳。
这不是什么公务汇报，就是老战友重逢，道一声问候，顺便打听一下军区里的情况。
按照他的想法，这位老前辈在广州扎根了将近三十年，对军区大小事务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
电话打过去，詹才芳正在午休，是工作人员接的电话。
对方脱口而出：詹司令正在休息，请稍后再打。
吴克华没有打扰，挂了电话，说等会儿再来。
这边，詹才芳刚刚起身，听见了工作人员和吴克华那一来一往的两句对话，当即皱起眉头，把工作人员叫了过来，批评了几句：职务是什么就是什么，干了多少年，还是副司令员，这个字不能省，今后不许再这样叫。
批评完，他没有等着吴克华再打来。
他让总机接线，直接把电话拨了过去，在吴克华那头接通之后，热情地欢迎这位老战友到任广州，然后说了一句：刚才工作人员说话不妥当，省了个字，是我们这边的失误，请吴司令别往心里去。
吴克华哪里肯受这个歉。
他赶紧推辞，说詹才芳比他年长六七岁，资历威望哪样不在他之上，叫声司令员根本不算什么，他完全不在意。
就这么一来一去，两人客气了一番，约好了见面的日子。
几天后，吴克华亲自登门，两位老将在广州院子里坐下来叙旧，从东北聊到南下，从锦州聊到天津，说着说着，聊到天黑才散。
这一件小事，后来在广州军区里传了很多年。
军区里的老兵都说，詹才芳将军谦逊了一辈子。
可这件事里头，哪里只是谦逊？一个在广州待了将近三十年、手下出了上将、国家主席的老资格将军，为了工作人员电话里省掉的一个字，专门拨出电话去道歉——这背后，压着他整整一辈子的重量。
那个"副"字，藏着他打了二十年的规矩仗。
【一】黄安黑石咀村，一家人都走上了这条路
1907年9月12日，詹才芳出生在湖北黄安县高桥区黑石咀村詹家畈。
黄安这个地方，新中国成立之后改名红安，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将军县"。
按照1955年授衔时的统计，光是红安籍的开国将领，就出了将近两百人，其中中将就包括詹才芳、秦基伟、王近山、胡奇才等十二位。
之所以这里能涌现这么多将领，道理其实简单：黄安太穷，穷得活不下去，才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走上了革命这条路。
詹才芳家，穷是真穷。
家里兄弟姐妹六个，詹才芳排行居中，下面还有个孪生弟弟詹才选。
父亲靠种地勉强养活一大家子，既付不起医药费，也供不起孩子读书。
詹才芳七岁那年，母亲因病无钱医治，就这样走了，走时才四十岁。
父亲含辛茹苦地把孩子们拉扯大，可日子依旧过不下去。
到詹才芳十二岁时，父亲和二姐上山挖野菜充饥，误食有毒的野菜，付不起医药费，相继中毒离世。
一下子父母双亡，家里的兄弟姐妹各奔东西，詹才芳投奔了已出嫁的大姐，白天给人放牛，晚上靠大姐夫余楚臣教他认字。
余楚臣这个人，是詹才芳一生的关键。
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思想进步，见识广博，把詹才芳当自己的弟弟一样教导。
受余楚臣影响，詹才芳十六岁就去了武昌，在那里找到了一份饭馆杂工的活计。
后来又辗转进了董必武办的武汉中学当校工，半工半读，还帮董必武做一些联络送信的杂务。
董必武和余楚臣之间有亲戚关系——董必武的姐姐正是余楚臣的母亲。
就这层关系，詹才芳得以在武汉接触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接触到党的早期活动，接触到他此前在黄安从未见过的那些思想和人。
1925年春，受董必武指派，詹才芳跟着余楚臣回到黄安高桥，在那里办起了平民学校和农民夜校。
1926年冬，高桥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詹才芳担任区农民自卫队队长。
1927年，他先加入共青团，之后转为中共党员。
就在这一年，国民党"四一二"清党，余楚臣遭到杀害。
詹才芳的大哥詹才华，是高桥区的区委书记，也是参加起义的核心人物之一。
大哥被还乡团抓获后，遭受极残忍的刑讯，最终被杀，头颅挂在黄安县城的门楼上。
孪生弟弟詹才选，以中共秘密交通员身份参加起义，1929年夏天同样被国民党杀害。
家破了，亲人走了，那一代的黄安人，就是这样被逼上了一条没有退路的路。
1927年11月13日夜，黄麻起义爆发。
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在长江以北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
当夜十时，黄麻特委调集黄安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农民自卫军一部，加上七里坪、紫云等区的千余精锐义勇队，共同组成攻城队伍，浩浩荡荡向黄安县城进发。
总指挥是潘忠汝，副总指挥是吴光浩，王树声、陈再道、李先念、詹才芳等人分别率领各自的农民武装参加了这次行动。
詹才芳率领三十余人的突击队，一举攻进黄安县城南门，活捉了国民党黄安县长贺宁忠及司法委员等人，摧毁了国民党县政府，缴获步枪三十余支、子弹九十多箱。
11月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同日组建，詹才芳任排长。
县城打下来，只维持了不到三周。
12月5日，国民党军第12军任应岐部一个师趁夜袭击黄安城，鄂东军遭受重大伤亡，总指挥潘忠汝在战斗中牺牲。
突围之后，队伍退出县城，在黄安西北紫云区的木城寨开会，决定集中力量，转移到黄陂县境内的木兰山打游击。
转移的时候，队伍里只剩下七十二个人。
这七十二人，后来被称为"木兰山七十二壮士"。
七十二个人上了山，在木兰山里打游击，粮食断了挖野菜，衣服破了凑合穿，冬天山里冷得刺骨，夜里能睡着就算运气好。
敌人清乡团、还乡团一批一批地上山搜剿，七十二个人一个一个地少下去。
活到新中国成立的，只剩六人，包括詹才芳、王树声和陈再道。
在木兰山的那段时间，詹才芳几次遇险，又几次靠着机警和脚力脱身。
有一次他带着警卫员出山去联络，途中与三十多名国民党清乡团正面遭遇，两边当即交火，警卫员当场牺牲，詹才芳边打边跑，最后钻进了陈锡联家里。
陈锡联的母亲把他藏进了里屋，清乡团冲进来，在黑暗中端着刺刀乱戳了几下，没有找到人，才退出去。
陈母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救了詹才芳，之后提出一个要求：把她儿子陈锡联带去参加红军。
当时陈锡联才十三岁，詹才芳说年纪太小，先等一年。
第二年，陈母把陈锡联送来了，詹才芳收下他，让他跟在自己身边当勤务兵。
这一条命，后来成了开国上将。
木兰山那段日子，给詹才芳留下一个外号——"打不死的飞毛腿"。
意思是说他脚程快、命硬、打不死。
【二】从连长到军政委，在红四方面军走出来的高级干部
从木兰山游击队熬到红军正规编制，詹才芳用了将近两年。
1928年7月，游击队改编为红十一军第31师，吴光浩任师长。
詹才芳在这支部队里担任连长，陈再道在他手下当排长，许世友（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年轻人）给他当过班长。
木兰山到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游击队打下来的底子，最终形成了红四方面军的核心。
詹才芳沿着这条线一路走，职务一级一级地升：连长、营长、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
到1933年1月，他出任红4军第12师政治委员，同年7月改任红9军政治委员，副军长是许世友，团政委里有秦基伟。
那一年詹才芳二十六岁。
一个二十六岁的军级政委，在红军体系里不算多见，但也不算奇迹，因为那几年的仗打得太苦，各级干部的伤亡率极高，提拔速度远超和平时期。
詹才芳能坐到这个位置，靠的是从木兰山以来一仗一仗攒下的资本。
川陕苏区的仗，打的是硬骨头。
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每一次都是以少打多，防守的一方在山地里挖工事，把进攻的一方一批一批地打退去。
1934年，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詹才芳率部参战，协同主力渡江西进，打开了进入川西的通道。
1935年，他改任红31军政治委员，兼任川西第五纵队司令员，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
长征路上，翻雪山、过草地，队伍损失极为惨重。
草地那一段，是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难熬的阶段之一。
前前后后历经三次过草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都是一场煎熬，每次都要丢下一批人。
詹才芳跟着队伍，走了下来。
长征走完，到达陕北，他被送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一大队副大队长。
这段时间，军队里在做系统性整训，也是当年那批老红军在紧张战事中少有的一段缓冲。
1939年秋，詹才芳与一大队政治委员率一大队挺进华北敌后，在晋察冀河北灵寿县扩编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詹才芳出任二分校特科大队长。
一个在大别山打过仗、在川陕打过仗、走完长征的老红军，到了抗大，变成一个带着学员在山里摸爬滚打的教官——但实质没有变，还是在战斗，只不过打的是另一种仗。
【三】晋察冀的每一道沟，冀东铁路的每一段路基
1940年8月，詹才芳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是黄永胜，政委是王平。
晋察冀是聂荣臻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华北抗战的核心战场。
第三分区驻守河北中部，地形以平原为主，正对着保定方向，日军在这里驻有重兵，扫荡密集，是整个晋察冀防区里压力最大的地带之一。
平原上打反扫荡，没有大山可以藏身，靠的是敌情掌握和机动速度，稍慢一步，就可能被日军合围。
詹才芳兼任参谋长，既管军事决策，又管情报侦察，两副担子一肩挑，干得有条不紊。
1943年，晋察冀各分区主力都在执行其他任务，第三分区能调用的兵力极度吃紧。
就在这种局面下，詹才芳仅带一个连的兵力，进到河北望都县一带单独开展游击活动。
一个连，进入敌占区腹地，既要打仗，又要发动群众，既要躲避日军搜剿，又要建立联络网络。
这样干了一段时间，硬是在唐河一线开辟出了一片新的游击根据地——唐河游击根据地，为冀中平原的抗战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1944年秋，詹才芳升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是萧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此时东北的争夺战已经开始，大量部队和干部需要从华北前往东北。
詹才芳出任冀东军区司令员，军区主力陆续调往东北，他手里剩下的是地方武装，任务是在锦承铁路沿线开展破袭战，迟滞国民党军抢占东北。
这场破路战，打出了影响整个战局的效果。
绥中一带，是国民党军从关内进入东北的咽喉。
詹才芳指挥部队在北宁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大规模破路，把大部分桥梁炸毁，让国民党军的物资和兵力输送一再延误。
这场破路行动，一直被中央军委盯着看。
1946年4月12日，伟人致电东北局及林彪，郑重介绍了詹才芳部的作战经验，要求全军参照执行："詹才芳在绥中破路已见大效，望你们重视破路，看作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
短短10天之内，伟人先后多次专门就詹才芳纵队的行动发电，要求他将破路范围扩展至兴城、锦州线，要求组织地方游击队，要求在该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要求速向锦西、锦州地区推进，继续破击北宁路以吸引九十三军——
一个战略级别的电报里反复提到一个军分区司令员的具体行动，这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都属于罕见之事，足以说明詹才芳那一段时期的行动对战局影响有多大。
这些电报，后来都保存在历史档案里，成为詹才芳那段经历最硬的注脚。
【四】那把位子，等来等去，最终没有落到他身上
1947年8月，詹才芳奉命率部赴东北，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
九纵是从冀东军区发展起来的，骨干是冀东的子弟兵。
从1947年秋季攻势开始，詹才芳率部在东北战场上连续出击：辽西杨家杖子、朝阳、北镇、沟帮子、辽中、台安，一个接一个地打下来。
当年冬季攻势中，九纵五战五捷，先后歼灭国民党第49军、第92军主力部队达两万余人，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令嘉奖。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
九纵在这场大决战里打了两件漂亮事，都让伟人亲自发电嘉奖。
第一件，轰炸锦州机场。
锦州机场是国民党军从沈阳空运援兵的关键节点。
起初总部命令八纵封锁机场，八纵延误了时间，总部改派九纵。
詹才芳接令立即行动，两天后九纵一个炮营轰击锦州西郊机场，击毁敌机五架，终于迫使国民党军停止空运增援部队到锦州。
9月30日，伟人致电林彪等，明确提到："歼敌两万，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
第二件，攻入锦州，俘获高级将领。
10月14日总攻锦州，九纵一马当先突入城内。
此役，九纵俘获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6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等高级将领，合计歼敌两万余人。
锦州打完，总部急令：率部火速赶往营口，断敌海上逃路！
詹才芳接令，率九纵徒涉阳河、辽河、太子河等地带，日夜强行军赶到营口，没等兄弟部队，就直接发起攻歼，共歼灭国民党第52军一万八千余人，缴获大炮八十八门、汽车六十六辆、枪支一万余支。
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大势已定。
平津战役接踵而来。
攻打天津，九纵担任南突击集团，突破津南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在巷战中打穿市区，最终在耀华中学附近与东西突击集团会合，俘虏了北宁路司令兼天津市长杜建时等将领，共歼敌两万六千人。
1949年，四野九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詹才芳出任军长。
大军南下，跨越华北、中原、渡过长江，进入湘南战场，参加衡宝战役。
期间，第46军独力解放衡阳、衡山等十一座县城，歼敌四万七千余人，俘国民党将军十四名。
这一仗打完，詹才芳在第四野战军里，已经是公认能打仗、会打仗的军长。
建国后，他出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后担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再调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
1955年，全军授衔。
陈锡联、许世友，这两位曾经在他手下当过勤务兵和班长的人，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洪学智也是上将。
三人在授衔仪式结束后，一起走到詹才芳面前，整整齐齐地敬了一个军礼，许世友说了一句：什么上将不上将的，首长永远是首长。
詹才芳呢？
中将。
为这件事，很多人私下里替他叫过屈，按照履历和资历，中将的位置低了一截——红军时期就是方面军军级领导，全程参加了解放战争的辽沈、平津、衡宝等重大战役，独立指挥了第46军的南下作战，怎么算，够得上上将的标准。
1955年同期授衔的开国上将里，有不少人在功绩和资历上都不比他厚。
可詹才芳对妻子杨静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组织上的决定自有考虑，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就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
这话不是场面话，他说的是真心。
他见过太多的人走到了半路就倒下了，木兰山七十二壮士里，活到建国的只剩他们几个人，其余的，早就埋在了大别山、在草地、在华北、在东北的某一个地方。
和那些人比，他詹才芳活到了1955年，看到了授衔，这已经是他没有权利抱怨的了。
就这么，中将这个军衔，接了下来，没有异议，没有牢骚。
1955年以后，詹才芳一直留在广州，副司令员的职务，一坐就是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换了好几任。
1969年，有一件事让军区里的人都记住了：黄永胜进京出任总参谋长，广州军区司令员职位空了出来。
当时军区有四位副司令员，论资历、论威望、论在广州军区待的年头，詹才芳都是第一位。
军区里上上下下，包括他的很多老部下，都觉得这个位置该是他的。
但最终，那道任命落在了另一个人身上——丁盛。
丁盛是开国少将，授衔比詹才芳低两级，1955年时还只是师级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丁盛是49军135师师长，那时候詹才芳已经是四野46军军长了，两人差着整整一个量级。
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是1969年7月的事。
这个任命的背后有多重考量，包括四野体系内部的脉络关系、伟人对干部的具体布局安排等，军区里的人各自心里有数，但都没有人拿出来说。
詹才芳的态度呢？
一句多余的话没有，照常上班，照常开会，对丁盛毕恭毕敬，该配合配合，该汇报汇报，没有摆过一次老资格，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流露过一句不平。
丁盛上任后，对詹才芳极为尊重，遇到军区大小事务，都要向他征询意见。
两人搭档，配合得井井有条。
这一段历史，让广州军区的人都记住了詹才芳的另一面——他不只是能打仗，他更能忍，能在高下颠倒的格局里，把自己摆得稳稳当当，不乱方寸。
1975年，詹才芳卸去副司令员职务，改任广州军区顾问，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仍然住在广州。
二十年副司令员，就这样收了尾。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军区里上下对他的那个称呼，也在悄悄地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私底下管他叫"詹司令"，那个"副"字，被习惯性地省了。
每次他听见，都要纠正，可工作人员的嘴太顺了，纠正完之后还是照旧。
这件事，看起来不过是个日常细节。
可1980年1月，当吴克华的电话打来，当詹才芳亲耳听见工作人员脱口而出那句"詹司令正在休息"，他心里压着的，远不止一个称呼的问题……
在这个字的背后，有一段往事，压着他超过四十年，他从未对外人说清楚过。
而正是那段往事，才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允许这一个字被省掉——哪怕是在工作人员接别人电话的时候，哪怕是在再自然不过的日常寒暄里，哪怕旁人觉得这根本无关紧要……
那段往事，要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红四方面军说起。
那时候，因为一个称呼的问题，曾经有多少人落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又有多少人因为这种事情平白无故地牵扯进了说不清楚的麻烦——而詹才芳，正是其中亲历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