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被贴身副官残忍谋害,22岁妻子骤然丧夫守寡,时隔一年改嫁开国名将,养育出两位共和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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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项英传》(王辅一著)、《皖南事变始末》、《新四军战史》、《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胜著)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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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4日凌晨,安徽泾县赤坑山,蜜蜂洞。

洞极小,横着躺下,最多只能睡四个人。

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当时新四军地位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项英。

他刚刚从皖南事变的血火里突围出来,在这片山林里隐蔽了将近两个月,联络线已经打通,突围的路线已经确定,距离重见天日,只剩最后一步。

洞里另一个人,是他的副官刘厚总。

这两个月的转移岁月里,刘厚总替他背过行囊,趟水过河时亲自把他背在背上,不声不响,寸步不离。

项英对他越来越信任,把同伴提醒过的那些话全都搁在脑后。

那个夜晚,刘厚总等到三个人都沉沉睡去,摸起了枪——那把他用自己的单发短枪、硬是从项英警卫员郑德胜手里换来的连发手枪。

远在江北的一个22岁的年轻女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婚姻已在那一刻永久地停住了。

她叫李又兰,嫁给项英不到三个月。

她日后将在所有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以任何人都未曾预料的方式,把这段被枪声截断的人生,重新续写成另一个绵延六十余年的故事。

而那个夜晚,刘厚总举枪的瞬间,不只终结了一个43岁的将领,更在不知不觉中,把一个22岁女人的命运推向了一个没有人能够预见的方向。



【一】从武昌纺织厂走出来的工人领袖:项英的来路

1898年5月,项英出生在湖北武昌城涵三宫,原名项德隆。

父亲在他12岁时去世,家境苦寒,小学读完便没了继续求学的条件,15岁进入武昌城一家纺织厂做学徒。

恰恰是这样的出身,让他后来在工人运动里站得格外扎实——他知道工厂里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知道工头的嘴脸是什么样子,知道一个工人想要说出一句"不"字,需要多大的胆子。

1919年,他在工人夜校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授课的是董必武、陈潭秋等人。

彼时五四运动的浪潮还未平息,一个有眼光的年轻工人,在那个年代遭遇马克思主义,往往就此认定了一辈子的方向。项英是这样的人。

他开始在工厂里组织工友,一次工头虐待工友,他带头发起了一场小范围罢工,结果打赢了,工头认了错。

这件事给了他一个清晰的认知:工人抱成团,是有力量的。

1921年,他主动找到刚从党的一大归来的包惠僧,要求参加工会工作。

包惠僧考察之后,觉得这个人有觉悟有想法,便派他去京汉铁路江岸总段筹建工人俱乐部。

1922年4月,经包惠僧介绍,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项英,此后化名江钧、张成。

入党之后一年,项英参与组织领导了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

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流血最惨烈的一次——反动军阀残酷镇压,罢工失败,五十余名工人牺牲。

但"二七"大罢工让全国看见了有组织的工人力量,也让项英在工人运动圈子里确立了地位。

此后,他参与领导了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出任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参与镇压夏斗寅叛变。

这一系列经历,走下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工厂里的年轻人,而是一个被实战打磨出来的党内重要骨干。

1928年,项英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在莫斯科,斯大林亲自接见了他,单独谈了话,临别时赠送给他一支金笔和一把小手枪。

这支金笔项英此后一直带在身上,走过了苏区的岁月,走过了皖南的山岭,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41年3月14日那个凌晨的蜜蜂洞里,被刘厚总搜走,带下了山。

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进入了党内最高领导层。

1930年底,他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

他在苏区的贡献,有几件事值得专门记一下:1933年6月30日,他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纪念日为红军建军节,这就是后来沿用至今的"八一建军节";

同年7月,他发布命令颁发红星奖章,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获一等,陈毅、张云逸、罗瑞卿等获二等;

他还主持制定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

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但常识在当时都是要有人第一次去做的。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项英奉命留守,带着一个师和若干地方武装,大约三万人,分散在湘、赣、闽、浙、鄂、皖、粤八省十四个地区,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这三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

国民党军队对留在南方的红军展开大规模"清剿",几十万兵力反复合围,悬赏缉拿,粮弹断绝,许多地区的游击队员靠野菜树根充饥。

队伍最多的时候有三万人,最少的时候缩减到不足千人。

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党政军领导人在这段时间相继牺牲,就连项英本人也多次险象环生,在赣粤边的山林里和陈毅一起钻山洞、打游击。

但这把火没有被彻底扑灭。

三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整编进入新四军,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

这支队伍的底子,就是那三年游击战争里保存下来的力量。

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出台决议,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下来的同志称为"全党的模范"。

1938年1月,新四军在武汉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同年8月,军部进驻安徽泾县云岭。

在此后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新四军从一万余人扩展到十万余人,与日伪军作战近五千次,击毙击伤敌军逾十万人。

这支队伍能成长成这个规模,项英在其中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是绕不开的一笔。

但到了1941年1月,他遭遇了此生最惨烈的一役。



【二】皖南1941:七天七夜,九千人的覆灭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总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发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中共中央为顾全抗战大局,决定皖南新四军遵令北移,但需要时间协商路线和期限。

问题在于路线。

国民党指定的北渡长江路线,穿越的是日伪军重兵布防区域,明显是条凶险异常的路。

新四军军部几经权衡,最终选定向南绕行、经茂林、旌德、宁国、溧阳后待机北渡的方案。

这条路绕得更远,行程约三百里,要经过国民党军队多个师的防区,但在当时看来,被认为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1940年12月下旬,国民党在皖南的兵力部署已悄悄完成。

顾祝同、上官云相调集了七个师共八万余人,在新四军预定的北移路线两侧布好了口袋。

1941年1月4日夜,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从泾县云岭出发,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冒雨南下。

1月5日抵达茂林集结,按计划休整一天。

1月6日拂晓,前卫侦察连在丕岭与国民党第四十师第一百二十团搜索部队遭遇,激战两小时,打响了皖南事变的第一枪。

当天下午,真正的合围开始了。

顾祝同与上官云相率第三十二集团军各师发起总攻,命令是"彻底加以肃清"。

蒋介石还专门下达手令:活捉叶挺赏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赏五万元。

1月7日,三路纵队准备会攻星潭,打开一条突围通道,但在星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拦截。

就在这一天,发生了百户坑"七小时紧急会议"。

会议从下午三时开到夜里十时,整整七个小时,就讨论一件事:要不要强行打下星潭。

军长叶挺力主集中主力猛攻,打出一条血路。

他在会上气愤地表态:时间就是胜利,不能再犹豫,错误的决定他也服从,请项副军长作最终决定。

七个小时,项英举棋不定,得不出结论。

最终的决定是:不打星潭,大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

这个决定让本已摸到一丝转机的突围走进了死路。

从那之后,九千人的队伍被越拧越紧的包围圈困住,再无有效的突围窗口。

此后的七天七夜,这支部队在皖南山区的崇山峻岭里来回转战,四面血拼,弹尽粮绝。

有七名新四军女战士,为了掩护战友突围,主动暴露自己引开追兵,弹尽之后跳崖殉国。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战友,饮弹自尽。

宣传教育部部长朱镜我阵亡,大批指挥员在密集的炮火中倒下。

1月12日晚,叶挺在石井坑亲自组织分批突围,做最后的努力。

1月14日,叶挺致书上官云相,表示愿意前往协商,一到上官处即被扣押。

同日,新四军茂林阵地全部失守。

九千余人的部队,最终只有约两千人在黄火星、傅秋涛率领下分散突围成功,其余大部分或阵亡、或被俘、或失散于皖南山区。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十六个字,是对那场惨烈覆灭最沉痛的记录。



【三】蜜蜂洞里的枪声:刘厚总与那把换来的手枪

1月12日夜,项英与袁国平、周子昆几人一起出走,试图单独突围。

满山都是敌人,几人又折回,继续跟着大部队行动。

此后袁国平牺牲,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着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以及一批警卫人员,突出重围,钻入泾县南部山区。

在地方党组织帮助下,他们从螺丝坑转到濂坑,再转到赤坑山,沿途收拢失散人员,队伍从最初的十几人逐渐聚拢到七十余人,建立了临时党支部,与地方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

地下党联络员姜岳凡在山下石牛窝村守着,以门口悬挂衣物的颜色传递敌情:白布代表敌人进山,红布代表暂时安全。

这两个月,靠着密林掩护和百姓接济,他们撑了下来,同时谋划向江北突围的路线。

方向已经侦察清楚,各项准备接近就绪,只待时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身边多了一个人——刘厚总。

刘厚总,1904年生,湖南耒阳县曾家冲人,出身贫苦农家,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起在湘南打游击,曾任赤色游击队大队政委,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打过真实的仗。

1938年,随湘南红军游击队整编进入新四军。

皖南事变后,刘厚总在茂林山区的撤退途中与项英的突围队伍相遇,被当作失散人员收编同行。

在此后近两个月的转移岁月里,他对项英极为殷勤——帮着背行囊,主动背着项英趟水过河,观察入微,处处周到。

项英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越来越信任他。

有人悄悄提醒过项英,说刘厚总底细不清,不宜过于轻信。

项英没有放在心上。

他不但继续信任刘厚总,还做了一件让身边人都觉得蹊跷的事:刘厚总的枪只能打单发,他看上了一名排长的德国20响快慢机连发驳壳枪,主动提出互换。

排长舍不得不肯换,刘厚总找项英告状,项英出于信任刘厚总,出面劝说、下令让排长把连发枪换给了他。

1941年3月12日,项英一行隐蔽转移将近两个月后,到达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

蜜蜂洞因赤坑山顶峰形状似蜂桶而得名,位于接近山顶的悬崖之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险要。

上山的路时断时续,人迹罕至,从山下仰望根本找不见洞口;

但站在洞口向外一望,却能把山下村庄尽收眼底,一有动静便可从容转移。

地方党的同志在众多藏身之处中反复权衡,最终选定这里,认为是最安全的落脚点。

洞不大,横着只能睡下四个人——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还有刘厚总。

项英的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人,住在半山腰悬崖旁的一处草棚里。

进洞的第一天夜里,这几个人还点着蜡烛,用捡来的树枝做棋子,在洞里下棋打发时间,谈笑如常。

刘厚总在旁边看着,不时插上一两句话。

没有人知道,那是项英最后的一个平静夜晚。

1941年3月14日凌晨,项英、周子昆、黄诚三人熟睡,刘厚总握起那把从排长手里换来的20响连发枪,对准了项英,扣下扳机。

项英当场遇难。周子昆当场遇难。黄诚身中两枪,在九死一生中撑了下来。

刘厚总随即翻遍三人身上的财物,搜走了国币两万四千余元、赤金八两五钱、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自来水笔三枝——其中包括斯大林亲赠项英的那支金笔。

拎着这些,他趁夜下山,打算向国民党邀功请赏。

山下草棚里的警卫员听到枪声,急忙冲上来,远远望见刘厚总仓皇下山,追赶已经来不及。

在地方党和百姓的帮助下,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就地掩埋,负伤的黄诚也被转移到安全地点救治。

项英牺牲时,43岁。

从1922年入党,到1941年牺牲,他走完了整整十九年的革命道路。

国民党用八万人包围了他,没能杀掉他;三年游击战争的清剿,没能困死他;

白色恐怖最猖獗的年代,没能抹去他——他最终死在一个他亲手信任的人的手里,死于那把他自己做主换出去的连发手枪。



【四】一个22岁的年轻女人,被命运按在了最深的谷底

皖南事变爆发的时候,新四军里有一个22岁的年轻女人,还不知道那场战事和她的命运之间,将会发生怎样的关联。

她叫李又兰,1919年11月生于浙江宁波镇海县小港港口。

她的父亲李善祥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爱国实业家——中国近代第一个引进西门子发电机、第一个在浙江创办西式学堂的人,在锦州首次购入美国新式农机,率先引进苹果新品种国光、红元帅,成功打破日本苹果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被业界称为"中国苹果之父"。

李家家业之大,李又兰后来对子女讲,小时候读《红楼梦》,觉得书里的大观园规模大约也就是自家那个样子。

但这个富家女儿没有在那座大宅子里待着安稳度日。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8岁的李又兰和弟妹一起,先参加了国民党在浙江举办的抗日青年训练团,发现那里的抗日热情名不副实,随即离开。

1938年3月,她和一批爱国青年辗转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执意要去延安。

风陵渡已被日军占领,去不了延安,在周恩来的指引下,她转道去了江西南昌的新四军办事处,从此走进了这支队伍,也走进了一段她自己都未必预见得到的历史。

进入新四军后,李又兰在军部学习训练班系统学习,掌握了速记技术,后来成为军部速记员。

她字写得好,头脑灵活,年轻漂亮,不知道是谁给了她一个称呼,就此在军中流传开来——"新四军中一枝花"。

1938年,一次新四军大会上,李又兰被选为演讲代表,站在台上,声音清亮,气场沉稳,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得干净利落。

台下坐着项英,被她的讲话吸引了注意。

此后,项英开始主动找机会接触她,逐渐相识相知,两人都是在艰苦环境里长期磨练出来的人,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彼此的了解,一点一点叠加起来。

1941年初,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成婚。

婚后不到三个月,皖南事变爆发。

李又兰那时正在速记班集中学习,已提前过了长江,人在江北的苏北根据地。

这个完全出于工作安排的偶然,让她躲开了那场惨烈的围歼。

1941年3月14日凌晨,蜜蜂洞的枪声,把她的第一段婚姻彻底截断。

22岁,刚刚嫁出去不到三个月,成了遗孀。

悲痛是什么形状,没有人能替另一个人描述。

李又兰得知消息之后的那段时间,陷入了一段沉寂。

组织为了安稳她,把她送入速记训练班,让繁重密集的学习把她拉出来。

那是一个没有多少人顾得上停下来悲伤的年代。

仗还没打完,根据地还需要人,组织的安排是让她继续工作,用工作撑住这个人。

速记训练班毕业后,李又兰被推选为苏北华中局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的速记员,开始在各大战略区之间辗转做记录工作。

她把失去的东西压在心里,把外面的事情做好,一天一天地往前走。

所有人都以为,她会这样一直沉默下去,把这段记忆变成自己独自扛着的重量。

但就在1942年初,苏北阜宁抗日根据地的那次会议上,一件谁也没预料到的事情悄悄发生了——

而当李又兰放下笔,抬头看向台上那个即席发言、侃侃而谈的人时,没有人能想到,那个人将会彻底改变她此后六十年的全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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