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家族中 6 个儿子出了 3 个将军和 2 个副主席,儿媳还是家喻户晓的歌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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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肖卓能"词条、《三十年海军司令》(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担任海军司令员三十年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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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6日,衡宝战役的枪声刚刚熄灭。

湖南长沙,军区司令部里,一封标注"加急"的军委电报已经送到了案头。

副官把电报轻轻放在桌上,退了出去,没有多说一句话。

他拿起电报扫了一遍,上面没有写来意,只有四个字:"即刻进京。"

第二天,他便出现在了北京,赶到中南海。

伟人见到他,先夸了几句衡宝打得好,随即话锋一转:"解放全国的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空军和海军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怎么样?"

他当场愣住了。

半辈子打的都是陆地上的仗,他对着伟人直说了:"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我这辈子总共坐过五六次海船,每次都晕得不轻。"

伟人听完,笑了,说:"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成天出海。"

这个将领,1903年1月4日,生于湖南长沙赵洲港一户贫苦手工业者家庭,靠着母亲当掉嫁妆换来的学费,一路从穷孩子读书走出来,两赴苏联求学,历经战火磨砺,最终成为新中国开国十大将之一。

那一天他答应下来,从此与大海打了整整三十年的交道,身后那个家族也在悄悄生长——六个儿子里,三位将军、两位省级副主席,还有一位儿媳,她的歌声陪伴着亿万中国人走过漫长岁月,那首《难忘今宵》年年在除夕夜的荧幕上响起,就像是一道无声的约定,守着每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那一夜。



【1】从长沙赵洲港到莫斯科,贫寒农家走出两度求学路

1903年1月4日,湖南长沙赵洲港,他出生在一户靠手工业为生的贫苦家庭。

父亲去世早,家里的担子全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靠着纺纱织布、上山砍柴把几个孩子撑过来。

等到了读书年纪,母亲把出嫁时的嫁妆当掉,才换来了孩子们的学费。

一家人揭锅都成问题,能够读书的机会是用嫁妆换来的,这件事在他心里压了很多年,成了他日后无论如何都不肯松懈的根本动力。

在长郡中学读书期间,他与任弼时成了同班同学,两个穷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身上的衣服洗了又洗,却各自怀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把每一节课都当成一道难关死磕。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长沙长郡中学里,学生们组成了"救国十人团",全市开始罢课游行,大街上喊声震天。

那年他十六岁,第一次听到那些关于救国救民的词语,听到那些讲国家危在旦夕、讲中国需要彻底改变的声音,骨子里被点燃了什么东西,再也熄灭不了。

1920年,他得知毛泽东等人正在长沙筹办"俄罗斯研究会",连饭都顾不上吃,当天就去递交了申请,说愿意为这件事放弃长郡中学的毕业文凭。

托了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走了关系,才得以进入研究会,第一次见到了伟人,听他讲俄国革命的经历,听他谈中国该怎么走,听完之后,他在脑子里把很多原本模糊的东西,慢慢理清楚了。

同年12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春,他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结伴,踏上了前往苏联的邮轮,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入学填登记表时,职业一栏,他写了"军事"两个字,一笔一画,没有丝毫犹豫。

在苏联学习期间,他转入苏联红军学校接受军事训练,把大量时间用在啃军事教材上。

1922年,他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列宁在莫斯科逝世,他作为东方民族代表参加了守灵仪式。

同年秋天回国,到湖南安源路矿从事工会工作,接着被派赴广东,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北伐,率部打了南昌、南京、鄂西几场仗,一仗一仗地在真实的战火里磨砺自己的军事判断。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第二次奔赴苏联,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开始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知识。

这一次在苏联的求学时间,是他军事认识真正成熟的阶段。

他把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一条一条拆开来思考,把那些丢掉的根据地、打散的队伍,对照着苏联军事教材一遍遍分析,意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远超此前所有人的预料。

那几年,他读了大量苏联军事理论书籍,把海军、炮兵、步兵的战术课程一样一样摸了个遍,打下了一套扎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日后伟人在一众将领中单单点将他去建海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0年,他学成回国,被派往闽西苏区,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等职,参加了赣州、漳州、水口、建黎泰等多次战役,带领部队开辟了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一步一步在苏区站稳了脚跟。

1934年,在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之下,他被扣上"罗明路线在军队中代表"的帽子,遭到撤职、开除党籍、军籍,判刑五年。

当时甚至有人主张直接处决,伟人得知消息后坚决拒绝,说黎川失守不能全怪在他一个人身上,王稼祥也表示反对。

关押了一个月后,他被释放,安排到红军大学担任教员。

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喊冤,没有鸣不平,一边给学员上课,一边等待着历史给出正确的判断。

遵义会议之后,错误处分被撤销,党籍、军籍得以恢复,他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此后参加了娄山关、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著名战斗,随主力红军抵达陕北,先后担任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职,继续向前走。

从长沙赵洲港那户贫苦人家出发,两度前往苏联求学,经历了被诬陷、被关押、被平反,一路上没有一关是轻松过去的,但他从来没有往回走过一步。



【2】八年守边区,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一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

8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八路军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抗日;与此同时,留下部分兵力与陕北地方武装约九千余人,守住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同年12月,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他任司令员兼政委,正式扛起了这一块任务极为繁重的担子。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块担子压着三重方向的压力。东面,日军隔着黄河虎视眈眈,河防一旦被突破,大本营就危如累卵;南、西、北三个方向,国民党二十多个军、四十多万兵力将边区团团围住;边区内部,大小四十多股土匪、四千多人四处出没,烧杀抢掠,破坏地方政权,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他刚接手,开口第一句话对手下说:"有三件事,一件都不能等。第一,剿匪。第二,固守河防。第三,处理好与顽固派的关系。"

剿匪是第一步,也是最紧迫的一步。

他根据边区各地匪情和陕北高原地形复杂的特点,把主力部队与地方自卫军、群众力量拧成一股绳,既用军事围剿,也用政治瓦解,采取猛打穷追与合击截断并用的战术,从各地同时展开。

不到一年,边区内四十多股土匪基本被肃清。

他把结果汇报上去的时候,伟人听完,说了一句:"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

随即起草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边区军民。

固守黄河防线,是更长期、更艰苦的工作,这一守就是整整八年。

1938年前后,日军开始频繁进犯陕甘宁边区府谷至宜川一线的黄河防线。

日军摸清规律之后,大多选择在有公路直达河岸的军渡、碛口一带渡口发起进犯,因为从太原调来的兵力和渡河器材,沿公路运输极为方便。

他指挥留守兵团依托黄河天险和野战工事,大胆采取迂回战术,在友邻部队密切配合之下,挫败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犯。

整整八年间,从1937年8月到1945年8月,留守兵团先后对日作战七十余次,千里河防固若金汤,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踏入陕甘宁边区一步。

守好了对外的防线,内部的反摩擦斗争同样一刻不停。

绥德地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收买土匪兵痞,与保安队合编五个队,在绥德各县大肆进行反共活动,扣押地方干部,袭击留守兵团部队,甚至伪造八路军臂章贩运鸦片,败坏声誉,罪行累累。

他先是多次发函警告,对方置之不理;后来何绍南路过延安,他直接登门,当面严正斥责,随即联合地方政府联名发电,请上级严惩。

最终,王震率三五九旅回到陕甘宁边区后,与他配合,对何绍南展开全面揭露和军事震慑,何绍南走投无路,率保安队出逃,最后落得个出家当和尚的下场。

1940年2月,他与王若飞赴山西秋林,同阎锡山展开谈判,达成和解协议,解决了"晋西事变"遗留的紧张局面,维护了抗日大局。

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伟人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留守兵团在他的带领下,投身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用双手在封锁里打出了一条活路。

到1942年,全边区共开荒近百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八十四万石,棉花产量达一百七十三万斤,自给率大幅提升。

1942年6月,他所部与八路军第一二○师合并,组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他担任联防军副司令员,继续主持边区军事防务工作。

伟人后来在多个场合提到留守兵团,说了一句话:"我在延安,就是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

1945年4月,他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他在延安工作、战斗了整整八年,把那片大本营守得完好无损。



【3】四保临江扭转乾坤,长春久困和平解放

1945年10月,他抵达沈阳,出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员兼参谋长。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在东北大举进攻,南满根据地形势极为严峻。

他奉命与陈云一同赶赴南满,兼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接下了最烫手的那个担子。

那个时候,南满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国民党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集中主力,要把南满根据地彻底铲除,再挥师北上彻底解决东北问题。

1946年12月17日,国军集中6个师,沿辉南、柳河、通化、桓仁、宽甸一线向临江地区发起第一次大规模进攻。

他与陈云在七道江开会,定下了基本方针:打运动战,不打阵地战,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薄弱环节,绝不正面硬扛,也绝不死守。

话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每一步都是生死抉择。

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3月,国民党军四次大规模进攻临江,每次来势汹汹,每次都被打了回去。

每一轮进攻和反击,都是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南满冬天的气温常常低到零下三四十度,部队粮食紧张,弹药匮乏,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南满部队连续四次扛住了敌军的主力进攻,没有丢掉根据地。

1947年2月,国军集中5个师、约两万九千人,兵分三路向八道江发动向心进攻,企图一举消灭南满主力。

他决定以主力打运动中的歼灭战,先集中兵力打掉敌军中路,再各个击破两翼。

作战部署落实之后,主力出击,经过激战,中路国军主力被重创,三路会攻的计划彻底流产。

第四次临江保卫战,1947年3月下旬,国军调集7个师约10万兵力,三路合击临江。

他部署两个纵队五个主力师,以迂回包围、两翼合击的战法,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经过4个小时激战,歼敌80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军对临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四保临江历时三个多月,共歼敌两万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企图,东北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后来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8年5月,他被任命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前方指挥所司令员,与政委萧华一起承担围困长春的任务。

长春城内,国民党军新编第七军、第六十军及保安部队共约10万人驻守,司令官郑洞国坐镇指挥。

两支部队虽然同守一城,关系却极为微妙,以长春市中心的中央大街为界,新七军守西半部,第六十军守东半部,两军不但互不来往,在分界线处还设置了岗哨,拉起警戒线,像两支随时可能交战的对手。

1948年6月中旬,围困战以"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方针推进。

他统一指挥围城部队,在长春城外方圆五十里范围内构筑起严密的封锁线,断绝了长春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从1948年5月23日长春外围战结束,到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整整5个月,围城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把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政治瓦解同时推进。

城内守军日益动摇,军心涣散,逃亡投诚现象不断增多。

至1948年10月中旬,围城部队共瓦解守军1.8万人,歼灭试图突围的守军4300余人。

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守城国军走投无路,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新七军随后投诚,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开创了人民解放军通过"久困长围"战法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

长春解放后,他奉命率第一兵团(12月改称第十二兵团)南下,打沈阳、围北平、越华北、渡长江、占武汉、进长沙,连续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等一系列重大战役。

1949年9月至10月,衡宝战役,他指挥中路军统一调度6个军、19个师,一举歼灭白崇禧部4个主力师,解放湖南大部地区。

战场的枪声刚刚停下,来自北京的那封加急电报就到了。

1950年3月,他到了威海,打算过海去刘公岛察看——连一条像样的交通船都没有。

没有办法,托人向当地渔民借了一条小船,几个人勉强挤了上去,摇摇晃晃往刘公岛方向划去。

渔民瞧了瞧这行人,把刚才递来的证件又看了一遍,开口问了一句:"你们是海军司令,还要租我们的渔船?"

他当场没了话说。

他让随行人员把这句话记下来,带回北京,贴在了办公桌旁边,天天能看得见。

那个时候,海军的家底薄到了什么程度——没有军舰,没有油水补给船,没有飞机,没有海岸炮,连像样的码头和机场都没有,工作人员连正经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只能租用胡同里的旅馆。

1950年1月,正式任命下来的时候,国民党海军的残部嘲笑说,共产党要想建海军,无异于痴人说梦。

他把这句话也一并记下来了。

他把威海渔民那一问和国民党残部的那句嘲笑,一起压在了案头,然后开始一块砖一块砖地谋划,如何在一张白纸上把一支海军从无到有垒起来。

他知道这是他这辈子最难打的一仗,但他同样知道,这是他必须打赢的一仗。

然而,就在他用整整三十年把这片海守住的同时,他身后那个家族,也在岁月里悄悄地生长成了另一道风景——六个儿子,将来走出去的路,有人扛起了将星,有人走进了省级政协,还有一个儿子,因为爱上了一个歌唱家,把这个家族的名字带进了亿万中国人的记忆里。

那个儿子叫萧卓能,那位歌唱家叫李谷一。

萧卓能暗自追随李谷一多年,始终鼓不起勇气开口,直到一个朋友当面把话说透,

他才终于捧着花走到了后台门口,开了口,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来意。李谷一接过了那束花,没有拒绝。

而当萧卓能鼓起勇气站在后台门口的那一刻,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决定,将让一段跨越将门的缘分。

最终化成了一首年年在除夕夜响彻中国每一个角落的歌,歌声落下,那一年便真正地画上了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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