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刘道蕊》词条、《50年前，中国银行的一对"活雷锋"惊动了周总理》（搜狐历史）、《1997年中行查账，发现周总理名下神秘存款》（网易历史）、《周总理巨额英镑存款之谜》（红色文化网）、中国人民银行《胡立教》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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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北京金融街。
中国银行内部审计照常推进，一摞一摞的账册在审计员手里翻过去，每一本都是密密麻麻的数字，几十年的往来款项，几十年的存取记录，大多数看一眼就可以翻篇。
然而那天下午，一名审计员的手忽然停住了。
他面前摆着一张陈年存款单，纸张已经泛黄，边角微微卷起，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存款日期：1967年7月8日。金额：1.2万英镑。账户户名，只有六个字——代周总理存。
审计员盯着这六个字，盯了很久。
三十年。整整三十年，这笔款项在账册上静静躺着，分厘未动，像一块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石头，无声无息地度过了三十个年头。
按照1967年的汇率，1.2万英镑折合人民币8万余元。而到了1997年，加上三十年积累的利息，这笔款项已经增值至约合46.7万元人民币。
审计员把这个发现往上汇报，几位老行长凑在一起看着那张存款单，谁也没有立刻开口。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随即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开始追溯这一笔跨越三十年的存款，究竟埋藏着一段什么样的往事。
没有人知道，这一查，会打开一段几乎已经被时间掩埋干净的历史。
【一】伦敦，1940年：战火中的相遇
1940年的伦敦，是一座在轰炸声中挣扎求生的城市。
德国空军从当年6月开始对英国本土展开大规模轰炸，至1941年5月，这场被后来历史学家称为"伦敦大轰炸"的空袭，累计造成伦敦超过4.3万名平民死亡，逾百万栋建筑受损或被摧毁。
泰晤士河两岸，浓烟常常整夜不散，防空警报一响，街上的人便纷纷涌入地铁站和地下室躲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22岁的英国年轻女子，在轰炸中失去了工作，开始重新寻找出路。
她叫多利·史密斯，英文全名Dorothy May Smith，1918年1月生于伦敦。家中共有八个孩子，她是最小的一个，从小便习惯了自食其力。她所在的那家贸易公司，在战争中停业，她只好出门另谋生计。
恰好，与原来公司位于同一栋楼里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正在对外招募职员。多利去应聘，很快被录取，担任柜台出纳，处理日常业务，同时负责为分行管辖的上百名中国海员发放工资、办理汇款。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是中行三大海外机构之一，体量不小。它不仅负责英国本土的金融往来，还统管着整个欧洲与非洲大陆的业务，账面上进出的外汇数额庞大，地位举足轻重。
多利在这里做出纳，接触的客户很大一部分是旅居英国的中国海员。
这些海员大多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在国民党管辖的俱乐部里活动，沾染了大量不良习惯。工资一发下来，他们第一件事往往是冲进赌场和烟馆，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得七七八八，根本无力给国内的妻儿老小寄钱。
多利看着这一切，心里不是滋味。她开始主动劝说前来办业务的海员把工资汇回家乡，只要对方愿意汇款，她就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减免手续费，降低汇款门槛。这个举动让不少海员的家眷收到了久违的汇款，也让多利在中国海员圈子里有了不小的口碑。
正是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柜台后面，多利遇见了刘本堃。
刘本堃，1913年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进入中国银行体系工作。1939年，他正式加入中国银行，开始了自己的金融从业生涯。
抗日战争期间，他被派驻香港和重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参与转运金条、核对账册。1943年，他受命远赴英国，从重庆出发，途经地中海，船队三度遭遇德国潜艇袭击，险些命葬大海，最终有惊无险抵达英国，进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担任业务工作。
刘本堃抵达伦敦的时候，多利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年。两人都在同一家银行，日常接触自然越来越多。多利的正直让刘本堃印象深刻，刘本堃在困难时候挺身而出的那一次，则成了两人关系的真正转折点。
【二】1944年的募捐风波：一场改变命运的对峙
194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
为了支援前线和救助战区百姓，中国红十字会与国民政府官方机构同时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向旅英华人及友好人士募集善款。两只募捐箱并排放在柜台一侧，一只是官方渠道，一只是红十字会渠道。
多利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向官方募捐箱捐入的款项，并没有按照预定用途流向受战乱影响的中国百姓，而是被负责管理的某些工作人员暗中截留和侵吞。这些款项实际的去向，与国民政府高层的某些私人利益挂钩，与抗日和救灾毫无关系。
多利是个行动力极强的人。她自作主张，把官方的募捐箱悄悄挪到了柜台底下，让它对外不可见，只保留红十字会的募捐箱供捐款者使用。这个操作切断了那些人的"财路"。
事情很快败露。相关方面向银行施压，要求解雇多利，理由是她擅自干涉募捐秩序、越权行事。银行方面面临压力，照章办事，通知多利将被解雇。
多利一人站在这件事里，孤立无援，随时可能失去这份工作。
这个时候，刘本堃站了出来。他主动找到银行负责人，逐条陈述多利行为背后的事实经过，同时联合几名中方同事为多利联署担保，力证多利保护善款、维护捐款人权益的出发点完全正当。在刘本堃和同事们的坚持下，银行最终没有执行那道解雇令，这件事以搁置告终。
多利留了下来。
这场风波之后，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近，相互有了更深的了解。
刘本堃欣赏多利身上那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做正确的事的劲头；多利也看到了刘本堃在关键时刻不惜出头、仗义执言的一面。两人的感情在此后的相处中慢慢确立，到1949年，在伦敦正式举行了婚礼。婚后，多利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刘道蕊。
【三】1949年：那场没有硝烟的护产行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个消息传到伦敦的时候，刘本堃第一时间向妻子说起了一个心愿——他想回国。
但在那之前，有一件更紧迫的事情需要处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方面立即向中国银行各海外分支机构发出电报，要求冻结资产，等待人民政府接收。
这道指令传到伦敦分行，却遭到了当时的分行经理明确拒绝。在国民党方面的授意下，这位经理着手准备将分行在欧洲储存的大量外汇秘密转移，目的地是台湾。
伦敦分行当时掌握的外汇资产数额相当可观。它不仅处理英国本土的金融往来，还统管欧洲与非洲大陆的全部业务，账面上的外汇总量，在中国银行的海外机构中属于前列。
一旦这批资产被转走，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损失将极为巨大。
此时，分行大部分员工已经被遣散或离职，留守的不足十人。刘本堃迅速评估了局势，联络了另外四名在国内有家眷、对新中国建立持认可态度的同事，五人秘密集会，商议对策。
五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行动方案：由刘本堃执笔，连夜起草电报，直接发往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表明伦敦分行现有资产听从北京调配，与旧经理的安排无关。
与此同时，五人分工协作，抢在旧经理采取行动之前，将大额外汇逐批转入新开立的安全账户，并签订内部约定——该账户的任何款项动用，须有五人中至少一人签字方可办理，以形成相互制衡的保护机制，防止任何单一个人擅自挪用。
这个过程既紧张又危险。旧经理随时可能察觉并采取对抗措施，五人在极为有限的时间窗口里完成了资产转移和账户锁定。整个护产行动从启动到完成，前后历时数日，期间没有任何对外公开，悄无声息。
最终，这场无声的博弈以五人小组的胜利告终。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全部资产，完整移交给了新中国派来接管的人员，没有流失分毫。
护产行动结束后，北京总行对参与行动的五名人员予以肯定，刘本堃被正式任命为伦敦分行的襄理，继续主持分行业务。
这场发生在泰晤士河畔的无声保卫战，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外部关注。它不像战场上的冲锋那样惊天动地，却直接决定了大量国有外汇资产的最终归属，其实际意义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深重。
【四】一等就是十八年：从伦敦到北京的漫长等待
护产行动之后，刘本堃以襄理身份继续留在伦敦分行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伦敦分行的地位依然重要，业务量稳定，国内对驻外机构的人员配置有严格要求，不是随便可以申请调离的。
刘本堃心里一直牵挂着回国的事。自从1943年来到英国，他已经在异乡待了将近二十年，国内的亲人、故乡的土地，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线。新中国成立之后，这根线被拉得更紧。
刘道蕊同样有着回中国的愿望。她在中国银行工作多年，接触了大量中国同事和客户，对中国的了解远比普通英国人深得多。嫁给刘本堃之后，她对中国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为了与丈夫一同回国，她做出了一个在当时旁人看来颇为罕见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
这个过程并不简单。英国政府方面以"中国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其为公民"的书面文件为由，起初拒绝了刘道蕊解除英国国籍的申请。
刘道蕊没有就此放弃，转而向中国驻英使馆说明情况，表达了加入中国国籍的强烈意愿。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和协调，使馆为她出具了相关证明文件。
1957年秋天，刘道蕊终于在英国移民官员诧异的目光下，正式完成了国籍转换手续，成为一名中国公民。那一年，她39岁，刘本堃44岁，他们已经在伦敦共同生活了将近十年。
入籍手续完成之后，刘本堃立即向中行总部递交回国申请。总部的回复是：暂时留下，伦敦的工作离不开你们。
一等，又是将近十年。
其间，刘本堃多次重申申请，总部始终以工作需要为由推迟审批。直到1967年初，申请才终于获批——中行总部同意刘本堃夫妇回国，安排他们到总行国际部工作。
收到批准通知的那天，夫妻二人已经在异乡等待了整整十八年。
接到批准通知之后，刘本堃和刘道蕊立即着手处理在伦敦的全部家当。
他们在伦敦生活了二十余年，置办下了不少东西——一套宽敞的公寓，一辆轿车，多年积累的家具和日用物品，还有存款和其他零散资产。
变卖进行得非常仓促。能卖的东西按市价打折出手，卖不掉的半价处理，实在来不及处理的直接送人。
那辆轿车低价转让，家具和电器基本上是半卖半送。
最值钱的那套公寓，在极短的时间内以1.2万英镑的价格成交，而当时伦敦同类房产的市场估价大约在1.7万至1.8万英镑之间，也就是说，这套公寓相当于以市价六到七折的价格卖出去的。
他们赶着走，没有时间等待更好的买主，没有时间谈判更高的价格。就这样，二十多年在伦敦积累下来的全部家产，最后换成了手里这1.2万英镑的现金。
回国的机票买好，行李打包，一切就绪。临出发前，夫妻二人坐下来商量：这笔1.2万英镑，带回去之后怎么办？
以那个年代国内的物价水平，1.2万英镑折合人民币8万余元，是一个普通城市家庭几十年都未必能积累到的数字。用这笔钱在北京安家置业，改善生活条件，本来是最顺理成章的选项。然而，两人商量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他们决定把这笔钱交给国家，用于国家建设。
问题是：该怎么交？交给哪个部门？走什么渠道？
两人都是在境外工作多年的金融从业者，对国内的具体业务渠道并不熟悉。他们不清楚应该联系哪个机构，也担心款项在流转过程中因为程序不透明而被挪作他用。
想来想去，两人选择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最稳妥也最直接的办法——把钱写信寄给最信得过的人。
信写好了，钱汇出去了，没有留名字，没有留地址。
然而，这笔款项在北京被存入中国银行专设账户之后，经历了整整三十年的漫长等待，账户分毫未动，捐款人的身份始终是个谜——直到1997年那次内部审计，才终于让这一切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当调查小组最终找到捐款人、将那笔本息合计约46.7万元人民币的款项送还给他们时，等待在眼前的那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