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襟即玄圃，笔下成琳琅——评《发现“昆仑石刻”》

《发现“昆仑石刻”》，刘钊著，中华书局，2026年4月版

“昆仑石刻”是2025年度人文学科的热点之一。前期学术界主要围绕石刻的真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随着国家文物局对石刻的认定，这场大讨论又转为对昆仑石刻各方面价值的研究。刘钊教授是最早参与讨论并力主石刻为真的学者之一，先后在古文字微刊、《光明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所论逻辑严谨、出言有据，为学界信服。这本《发现“昆仑石刻”》正是他相关研究的系统性集结。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梳理了石刻披露后的各方信息，包括多家报道、国家文物局的认定及作者的几点意见；第二章对昆仑石刻的文字和文本进行了细致的寻绎疏证，同时说明造假之不易；第三章专释“采药”，判定其学术归属、搜罗历代资料和记录；第四章论定秦始皇寻仙采药是举国行为的性质；第五章集中主要疑伪观点，分九节展开批判；第六章则是作者参与昆仑石刻讨论的几点感想。总的来说，有关石刻证真的部分，作者悉心爬梳网络上正反双方的各类意见，巨细不遗，客观分析、小心举证，如老吏断狱，允为平议；在石刻价值的发掘上，则旁征博引，上引下联，显示出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高致的学术品位。

一、析形释义，曲尽精微

本书的第一大特色就是在语言文字研究上的纯熟。通过辨析字形和考索词义，作者不仅廓清了争鸣中对石刻内容的质疑，也深化了我们对秦代文字、词汇的认识。石刻中“皇”字的写法曾在学者间引发热议，疑伪者根据里耶秦简《更名方》及秦诏版上“皇”字所从的“白”形，中间横画悬空不与边框相接的特点，对昆仑石刻的真伪提出疑虑，作者则遍检出土文献资料做出了详密的回应。书中指出，高奴铜石权、国博藏始皇诏十六斤铜权、赤峰蜘蛛山陶量上的“皇”字都有从“自”的旧字形甚或新旧字形共现的情况；诏书铭文之外、一般认为属于秦末的龙岗秦简更有新字形和不规范字形（“皇”字从“白”但中横与两侧相接，昆仑石刻“皇”字属此）并存的现象。故而仅凭昆仑石刻“皇”之一字即断其伪的意见并不合适。不止如此，作者还进一步考察了《更名方》中的“旦”字，结果竟发现秦文字中完全符合规定的新字形只有两例，《更名方》对“旦”字的规定几乎没有被执行。对“皇”“旦”两字的调查，充分展示了作者作为古文字学家丝分缕析的功力，其结论也使学者反思，以往被视作断代标志的《更名方》在实际贯彻中也不宜死看。“所谓秦法严苛也是相对的。一项行政命令从颁布到执行，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和过渡的。尤其是文字具有很强的惰性，对任何改变都很难快速作出反应。”应该承认，作者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包括秦书同文字在内的历代语文政策，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书中对“云梦”用字的分析也相当精彩。陈剑先生首先注意到秦文字中“云梦”之“梦”写作从“艸”从“夢”的“”字，作者在此基础上据秦封泥和龙岗秦简提出，秦时的“云梦”很可能就是写成“雲”而不写成“雲夢”的。汉代封泥中“云梦”字则已作“夢”而不作“”，“雲”正反映出秦代的用字习惯。封泥是玺印使用的痕迹，秦汉官印的用字差别很可能代表着官方的不同规范。“皇”“旦”在各地简牍、铭文中使用的参差，与“雲”在秦封泥中的整齐划一，恰显示了民间与官方在应对文字规范问题上的张力。

关于昆仑石刻的用词，这里可以拈出作者对“可”字的抉剔。石刻中“可二（？）百五十里”之“可”是“大约”的意思，作者指出这一义项古人并未措意，《助字辨略》与台湾地区的《中文大辞典》所用书证均出《史记》，随后《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才使用了秦代《韩非子》的词例。书中还罗列了26条秦简语料进一步证实“可”的大约义在秦时已经出现且使用较为普遍，昆仑石刻之“可”正合于当时的用词习惯。作者对古汉语词义的敏感和词汇时代性的准确把握，使本书堪任从语言文字学角度研究昆仑石刻的力作。

二、考史论事，极致广大

本书的第二大特色是史学研究的深湛。作者结合《史记·秦始皇本纪》与北大汉简《赵正书》等文献，分析了秦始皇晚年因“荧惑守心”、疾病日笃等事畏惧天命将终，从而游徙四方、求药天下的急迫心态。由昆仑石刻的“采药”亦可推知，其寻仙采药活动必属举国行为，不应局限于史书所载的东部地区。立足这一视域，本书对里耶秦简中以往认为是采摘一般蘑菇的“求菌”记载进行了深入的阐发，联系到湘西至今仍是野生灵芝的主产地，简文之“菌”应特指灵芝而言。简牍频见的秦代湘西采芝活动，与始皇帝晚年服药登仙、渴望长生久视的欲求密切相关。可以稍作补充的是，里耶8-1689简整理者原释“求菌内久”的“内”字，杨先云先生已改释为“日”，可从。如此，简文“求菌日久”“日夜求（菌）”等语所折射出的政令之繁苛，更使嬴政汲汲于“变气易命”的心态愈发清晰起来。昆仑石刻、湘西秦简，东西万里的两宗材料和史事，在作者作为历史学家老辣独到的眼光下，草蛇灰线，固有迹象可寻。

书中指出，秦始皇派遣的采药使者“翳”，是仰慕先祖伯翳而名。这与秦印所见以祖先“非子”为名是同样的道理，正合于秦人的起名习惯。作者早在1999年就已发表《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提出“人名是文化的镜像和观念的折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信仰习俗、道德观、价值观、文化心理及美学观念，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史上的意义”。这篇文章引起了古文字学界对出土文献中人名资料的长期关注，时至今日相关论著仍然层出不穷。本书将这一观察视角运用于昆仑石刻的解读，同样相当契合和成功，不仅为石刻的真实性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隐性证据，也显示出人名学对于历史研究的独特价值。

本书对史料的剪裁和利用，视野是相当宽广的。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奇书，至唐宋史乘、明清实录、各地方志，均在作者目力之内，虽事涉悬隔，但作为情理上的佐证则并无不可，要在说明历代帝王贪恋权力、妄想长生之心魔难除，劳民动众之本质不变，作为观念的访名山、求仙草思想源远流长。至于书中所用的材料，更是囊括了古籍、玺印、画像砖、镜铭、绘画、首饰等多种品类，充分展现出作者对史料高超的驾驭能力和文献学、考古学、博物学等多领域的卓越造诣。这些都使得本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大为增色。

三、金针度与，示人门径

作为一本研究秦刻石的专业学术著作，本书在普及性上也兼顾得恰到好处。作者往往在相关问题上举出一些经典的例证以资比类合观，使得本书内容的丰富度常常溢出昆仑石刻之外，可以作为文史研究的入门指南。

针对石刻中“昆陯”这一写法不见于传世典籍的质疑，作者举出了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发现的“干章”铜漏，据此可纠正《汉书·地理志》西河郡“千章”县之误。又如“洛阳”之“洛”，出土西汉文字资料皆作“雒”，可知今本《史记》中的十几例“洛阳”乃系后人所改。“干章”例由裘锡圭先生首揭，“洛阳”例早在曹魏时鱼豢已肇其说，清人段玉裁力倡，近年经虞万里、李运富等学者研究，业已通过了出土文献的考实。凭借这样经典的案例，读者容易悟出：传世文献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其面貌是层累造成的，文字错讹在所不免、用字习惯也不宜据为典要。

谈到上古时代的中西交通史料，作者特别揭出今本《竹书纪年》“王使王孟聘西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升于昆仑之丘”“为铭迹于悬圃之上”等记载，并进而提示了这几种典籍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除了在研究战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外，李学勤先生曾专门谈到《竹书纪年》在夏代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穆天子传》五处提到‘井利’，一处提到‘毛班’，毛班见于西周青铜器班簋，利也见于青铜器。井利和毛班后来又见于清华楚简《祭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存在链条，可见《穆天子传》中有不少有根据的史料。”紧接着便以《山海经》为例，备举了王国维、胡厚宣、李零等多位前辈在《山海经》与古史新证上的成绩。跳出上述个案，作者意在呼吁学人将眼界放宽，重新审视这些昔日以为语涉荒诞、事有不经的战国著作，从其悠谬缘饰之中擘肌分理，注意到“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作者曾在《出土文献与〈山海经〉新证》一文中讲到：“这些神话或传说史料一样能够描绘古代中国的精神世界的图景，并从中窥探古人的思想观念，从而证明或解释古人的所思所想，所以也绝对不能轻视。”像这样颇具方法论意义的论断在本书中还有很多，值得读者留心。

作者尝向笔者言及，书稿中虽然对“采药”的相关史事和思想观念做了较为充分的阐释，但限于精力和篇幅，有关“昆仑”的部分则未及申说。如果一定要指出本书的不足，我想这应是一大遗憾。昆仑石刻是一处无尽藏，作者的自鉴也提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张之洞在《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中有言：“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发现“昆仑石刻”》正是这样一本以古文字学为基点，出入经史的可信之作。出土文献为秦汉史研究的重新繁荣投射了新的希望，本书所揭示的内涵和提供的范式，既是绕不开的里程碑，更是突破性的新高度。

来源：康博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