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书写是一种生命轨迹，我们欲求的唯有诚实 | 正在写的人

文学是现实世界的缩影，也是现实世界的扩展，一次次照亮固定的生活。文学报出品的文学影像诗《正在写的人》试图呈现这样一批写作者，他们接续新旧，再出发，让自己变成容器、媒介，以个性差异延展文学可能，以“活人感”应对同质AI味。您可以在上观新闻、文学报微信视频号、B站、小红书等平台观看，与我们共同回应文学的未来。 ——编者

与许多青年作家不同，张玲玲的正式写作到30岁才开始。在此之前，她是记者，是编剧，“偶得”零星小说，2017年起她在上海一家影视公司负责版权采购。这个晚来的写作者对小说全力以赴。她为小说文本择取或者说实验合适的叙事、节奏、形式、语调，她消耗着题材、写法、结构，但快乐得难以言喻。2020年全职写作后，她频繁地跑动，在故乡、广西、上海之间，写流动的、飘忽不定的生存，2023年她回到上海，结束了一段漂泊，也结束了一种疑虑。她终于找到了能够写下去的方式，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耐心坐在桌前，一个个地写完。

栗鹿：聊聊你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有没有特别的爱好？写作和阅读在你的日常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张玲玲：分阶段的。小说写作平稳期可以做的事情较多：健身、散步、读书、写字，但进入修改期后，或是写不大顺，我就什么都不做，只是坐在电脑前面熬时间。这个阶段读得也很少，要读也选特别熟的，因为烂熟，不会牵动思绪，不会受其影响。这个阶段的写读比例是九比一。

我住所附近白天热闹，游人颇多，所以我更习惯于夜晚出来。那会儿街上没什么人，遇到的猫也不是白天的那一波，它们更害羞，更怕人，有些瘸腿的、生病的也会出来觅食。我和它们更亲。

何晶：在全职写作之前，你是记者、编剧，那时候你的小说写作状态是怎样的？是什么让你决定全职写作？当下，坚持写作，或者说坚持全职写作的困难之处在哪里？

张玲玲：记者时期稿件任务很重，小说只能是偶得，且一气呵成，不做修改。当然，质量难论，最终发表的也就那么几篇。编剧时期写得也少，正式写作是做版权之后。

决定全职写作其实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一直考虑的是怎么活下去，而活着必然关乎经济。实际上，想全职写作，要解决的不只是经济，还包括了身体、精神、社交、写作持续力等诸多问题，后面的每一样都比经济更难。

我选全职是出于一种全方面的抱歉，对工作，对文学，对自己。我觉得自己已经工作得太久了，可以做一点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止于想的阶段。

从很多意义上来说，选择全职写作是一种赌博，且赢面甚小，但什么是安稳且可靠的生活？又有什么比信心和热情更重要？人最怕的是捞一票就走，那样通常会输个底朝天，但豁出去慢慢来，说不定有转机。坚持全职写作的困难在于坚持，而非全职。

栗鹿：某种意义上说，你的写作是在上海正式开始的，生活与写作的缠绕间应该引发了很多东西。聊聊你的“上海记忆”吧。

张玲玲：上世纪90年代初，我父亲和他两个哥哥一起在上海做工程。他们做了不少项目，我印象最深的是静安寺附近的某个大厦。他修那栋大厦的时候，我整个暑假都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就住在他的工棚内，床铺是木条和纸板箱搭的。工地有烧饭阿姨，由工头妻子兼任，这样比较省钱。工地附近有澡堂，但工人不舍得花钱洗澡，大家都是水龙头接根皮管冲冲算了。

后来我母亲做批发生意，经常要去上海进货，我也会跟着一起。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1996、1997年左右，他俩婚姻濒临尾声，我母亲带着我去上海，试图挽回父亲。她做了那种很漂亮、很夸张的头发，穿了一件黄色宽肩西服，白色牛仔裤。而我父亲坚持穿着他的旧工装，以示区别。她没能挽回，最后是自己回的南通，把我留在了上海。去时是白天，和母亲一起，坐大巴和汽渡，回程是一个夜晚，和父亲，在十六铺码头坐轮船，心境、处境迥然不同。对我来说，上海很像一种生活的开始，一种生活的终结，是旧和新的叠影。总是如此。

2017年我在杭州没找到工作，重返上海谋生，一开始是住在三林，芦恒路那边。那年我差不多30岁了，刚刚开始写作，也觉得一种生活终结了，一种生活开始了。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很愉快，快乐得难以言喻，直到2020年离开上海，这种兴奋（甚至可以说是亢奋？）才告一段落。

2023年回来，则是结束了一段漂泊，结束了一种疑虑。如今我在武康路住了三年了，目前还没写过这里。我一直在观察，却从没写过。写有时意味着告别与总结，我现在还没做好准备。

何晶：评论家张莉说，流动的、飘忽不定的生存状态是你小说的背景，也不难发现你小说关联着一些语词，故乡、上海、广西，城市、小镇、远地，新旧、流逝，你上文提到自己生活中的空间迁移，这种状态与你的写作有什么联系吗？

张玲玲：我跑动最频繁的就是2020至2022年，也即全职后的前两年。我不知道是动荡的生活导致了写作的艰难，还是写作的艰难带来了生活的不稳定，也即，并非我主观想移动，而是不得不移动。这种状态也必然反映在文本上。

我现在跑动得少了，少了许多，是从写长篇开始的。我不知道其他作者是不是这样，对我来说，写短篇的时候更动荡，长篇则稳定许多。也可能在经过了那一艰难时段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能够写下去的方式，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耐心坐在桌前，一个个地写完。

何晶：有意思的一点是，很多时候你是在厨房写作，什么时候有这个习惯的？有无数个灵感降临的瞬间吗？

张玲玲：其实是条件所囿。工作那会儿，我在办公室写，空间大，环境也好，去广西后，租的公寓只有37平方米，一道墙勉强隔出两室，一边厨房，一边卧室。两边都有桌子，卧室的桌子偏矮，餐桌正好，所以就选了厨房。而且去的时候是冬天，广西又湿又冷，待在厨房，买只15块钱的电热炉就可以解决全部取暖问题。

到上海也是一样，能租得起的房子都不大，一室一厅已经很好，所以我也是在厨房写作。伍尔夫说一间自己的房间，我觉得能放下一张书桌就已经很不错。在厨房里写作，我经常会想起门罗笔下那些写作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那是她自身的写照——她们花费很大代价，终于获得了一个独居空间，屋子通常都是租来的，很小，故此得兼具多种功能：厨房、卧室、书房——没有客厅。因为你没有客人。你始终是一个人。这个空间里面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味道：洋葱、黄油、茶水、香料，也有旧书、花卉、墨水的味道。那个女人就坐在厨房里面写作，夏天很热，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她穿着短裤、汗衫，大腿贴着椅子，塑料拖鞋发出怪味，她埋头书写，没有觉得更好，也没觉得更糟，她只是尽可能地多写，并怀以期待。（《荨麻》）

我不知道灵感和厨房有无关系，我试过其他地方，咖啡店、图书馆……确实没有一处地方写作体验比在家更好。

何晶：2019年你出了第一部小说集《嫉妒》，第二部小说集《夜樱与四季》出版于2023年，以及将要推出的这本《阿耆尼》，这样看来，你小说创作的时间并不算长。就阅读的感受而言，每一部作品都好像是有不同的语调的，差异很大。《阿耆尼》的前半部甚至像在读卷宗，很迅疾，而一些篇目，又像抒情曲。想请你谈谈是如何把握每一部作品的叙事节奏和语调的？

张玲玲：《嫉妒》时期的语言偏侧于美式小说，也有新闻写作的影响。我所受的训练就是在一句话内塞入尽可能多的信息，实践下来，有人觉得不错，密度高、迅疾；不喜欢的则觉得不好读，信息多得无意义。

《夜樱与四季》时期我更多参照了自白派诗人的语调，也进行了降速，密度不减。效果也只能说是一半一半。

所以与其说是把握，不如说是实验，看什么节奏、形式、语调更合适这个故事。有段时间我经常用不同方法写同一个故事，再择一个版本出来。这个方法很耗人，我也不赞成这样做。写小说最好一刀切准，不要反复细磨。但学会这个需要时间和训练，并没什么特别轻松的路径。

《阿耆尼》的篇目横跨六年，对于这些转变或说实验呈现得更为清楚一些。我希望呈现出这种变化，就像我在阅读一些作者的小说序列时试图捕捉的。书写有时是一种生命轨迹，轨迹无所谓好坏，我们欲求的仅仅是诚实而已。

栗鹿：非常喜欢你给《阿耆尼》这本书写的后记，阿耆尼是印度教里的火神，承担着收集亡灵的作用，同时也代表着沟通和净化。读到这里，我觉得写作好像也承担着类似的“职能”，能和我们谈谈你是如何收集这些“幽灵”，又是如何消化、处理他们的？

张玲玲：我觉得有一种写作——不能说全部——确实是一种沟通和净化。

巫术里有一种命名术，如果指认鬼怪的名字，它们就会消失。精神分析也是。一种疾病、一种痛苦如果被命名或指认，它就会消失。我觉得我采取的方式也差不多：辨认，称名，然后注视它，看着它消失。

栗鹿：我们这个栏目的作家们都谈过的问题：如何理解“正在写的人”？

张玲玲：我想至少有两重意味，一种是书写的人之主体，一种是被书写的人之客体。有时主客体会置换，比如有些作者会谈到对被书写者的介入，像客体操控了主体。

但“写”和“人”也比较有意思，AI时代，科技时代，你并不知道书写主体是什么，人，机器，或者人与机器的混杂；你不知道未来人会变成什么面貌，意识，机器或其他。在去人类中心主义风行的今天，文学与传统的“人之文学”，和人的关系一直在被有意识地弱化。

栗鹿：最近韩国作家金爱烂在谈到AI时，提到了“犹豫”一词，成为热点。想请你聊聊AI对于文学和我们人类的冲击。

张玲玲：我读了那番话，我觉得有些对，不完全。如果一次停顿就意味着共情，那么一行代码就能解决。今天很多人在和AI沟通的时候，都觉得它比人更理解人，更善于共情。共情是可以表演出来的，节奏、修辞……我不看重这些。

我不看重共情，也不那么看重智识了，有了AI之后，这些都在贬值。尚未贬值的还剩什么呢？大概是个体经验。你所经历的事，最终形成的独特经验。它不存在均值，满是错谬，甚至不对另一个人起效——因为无价值，所以变得无价了。

AI喜欢庞大的平均——共情取的就是情感的公约数。庞大的平均让人豁达，也会带来虚无，譬如，因果虚无时间，时间虚无真爱，群像虚无个体。理查德·福特在采访里说，他写他觉得重要的事情，譬如美国，譬如工人阶级。但一个中国的农民会觉得美国工人的事情重要吗？未必的。没有一件事，对于一个他者来说是绝对重要的，没有一件事，在一种庞大事物的参照下是重要的，作者通过书写让这件事看起来重要。

很多人觉得AI是工具，不必高看也不能低看，但我想说的是，工具不一定是辅助，也可能是限制。人也会被工具奴役。现在大家都习惯了用电脑写作，但电脑并没提高作者的产量或质量。书写时代，作者们写得也很快、很多，许多作家的产量极其惊人，今天我们普遍写得更糟、更少。但你让口述时代的作者、诗人们看书写时代的作者，他们或许觉得这帮人的记忆力堪忧。我倾向于工具极简，因其有限，我们才会最大化地调度自己，你也最终会在创造里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