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宁都起义》词条、百度百科《赵博生》词条、《人民日报》2018年8月22日、中央纪委网站《英雄烈士谱》、中国军网《宁都起义：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党史文苑《红五军团四位领导人的悲壮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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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4日傍晚，江西宁都县城，天色暗了下来。
宁都如往常一般平静，街巷里看不出一丝异样。城门处换的哨兵，是经过挑选的起义士兵，脸上压着平静，心里绷得像弦。
城里的天主教堂楼上，一排排灯笼次第亮起，光从窗缝漏出来，落在湿漉漉的青石板上，映出一块块橘黄色的影子。
一场"宴请"正在等待赴席的军官们鱼贯入场。
宴席的主人，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他以参谋长的名义，逐一通知了留守宁都的全军团以上军官，言辞间不露丝毫破绽，只说是"例行宴饮，共商军务"。
军官们陆续走进教堂楼上，随同而来的护兵们则被安排在楼下，由七十四旅一团的士兵热情款待。酒杯摆上，菜肴端来，护兵们放松下来，却浑然不知自己的枪支已在入座的那一刻被悄悄收走。
楼上，酒过三巡，气氛看似如常。没有人看出，坐在席间的这位参谋长，早已是一名秘密入党仅两个月的共产党员，此刻正等待一个宣布全军起义的时刻。
就在这一夜，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名官兵，于江西宁都城举行了武装起义，震惊了整个民国朝野。这支整建制投入红军的队伍，日后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而这一切的核心人物赵博生，却在起义成功之后不足14个月，牺牲于江西金溪黄狮渡战场，年仅36岁。
他用生命换来了一场胜利，却再也看不到后来的岁月。
他带来的那支队伍，被整编为红五军团，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浴血奋战，一页一页写下属于他们的历史。只是，翻开那些页面，找不到赵博生的名字了。
1955年，共和国举行大授衔。大将十人，上将五十五人，名单里没有赵博生。不是他资历不够，不是他功勋不足，而是他早在22年前便已牺牲。
许多后来亲历那段历史的将士回忆起他时，都说过同一句话——若是他还活着，1955年这张大将名单，至少有他一席之地。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选择带着1.7万人投奔红军？那颗击中他头部的子弹，究竟带走了多少可能？
【一】河北黄骅走出的军校生，乱世里寻路的少年
1897年，赵博生出生在河北沧县东慈庄，这个地方今属黄骅市。彼时黄骅还叫新海县，地处渤海沿岸，土地盐碱，老百姓靠种地、捕鱼为生，日子过得紧巴。赵博生家里是农民，父辈几代人守着几亩薄田，从没出过大人物。
7岁，赵博生进了私塾读书，原名赵恩溥。那时候私塾里的先生教的是旧学，四书五经，忠孝节义，但外头的天下已经开始变了。
辛亥革命在赵博生十几岁的时候打响，帝制倒了，民国立了，然而新的动荡接踵而至，北洋军阀各自割据，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这个时代里，穷人家的孩子出路并不多。读书，考功名，然而科举已废；种地，守着那几亩盐碱地熬一辈子；或者，去当兵。
1914年，赵博生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正规班。这所学校，是民国初年培养军事人才的核心机构，坐落在直隶省保定府东郊，门槛不低，正规班的入学资格规定为第一陆军预备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武昌的第二陆军预备学校第二期毕业生和模范团第二期学兵。
赵博生考入的是步兵科，那一届同学里，后来各奔东西，有人做了国民党将领，有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就在这批同学里，有一个叫董振堂的河北新河人，日后成了赵博生起义的关键盟友，也成了他在乱世里少数几个真正可以推心置腹的人。
两人是保定同学，又都是河北人，这层渊源在此后漫长的合作中一直发挥着作用。
1917年，赵博生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皖系军队中当见习官。民国年间的军队是个大染缸，投机者多，真正有心救国的人却找不到方向。
赵博生在皖系干过，在直系干过，在奉系军队中任职过，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各路军阀打来打去，打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
他不是没有苦闷过。后来他自己写过一篇文章，叫《救国救民之责任》，那是他在1929年任西安城防司令时写的，文字里透着一股焦灼和茫然——一个有志救国的人，跟错了人，走错了路，看着国家积贫积弱，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二】西北军岁月：刘伯坚的影响，那首《革命精神之歌》
转机出现在1924年冬天。赵博生转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
冯玉祥的部队在当时有几分特别。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兵员里多的是吃苦耐劳的北方汉子，跟其他军阀的老爷兵比起来，西北军上下确实有几分朝气。
更重要的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应冯玉祥的邀请，派出了一批干部进入西北军开展政治工作，其中就有刘伯坚。
刘伯坚是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欧勤工俭学，1922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组建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冯玉祥到苏联考察，刘伯坚参加接待，随后应冯玉祥之邀回国，任国民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在西北军中推行政治工作，帮助冯玉祥整顿军队。
赵博生在西北军中，跟刘伯坚有过深入的交往。刘伯坚讲的那些革命道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怎样才是真正救国——给了赵博生一个全新的视角。
这段交往，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以至于后来在宁都向罗亚平表达入党意愿时，他说的那句话是："我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但未能如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对西北军内的共产党人采取"礼送出境"的方式处理，刘伯坚被礼送出境。赵博生一下子失去了联络渠道，那些被点燃的思想，没有出口，只能压在心里。
在西北军的那段岁月里，赵博生写了一首《革命精神之歌》，自己谱了曲，在官兵中教唱：
侧耳倾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
这首歌，词是他写的，曲是他谱的。一个军人能写出这样的词，不是寻常的慷慨激昂，里面有真实的思考——关于死，关于国，关于一个人的生命和一个民族的命运之间该是什么关系。
他后来的命运，像是对这首歌的一种回应。
【三】中原大战的失败，流亡山中的三民主义救国军
1930年，军阀格局再次大洗牌。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对抗蒋介石，在中原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战。结果，冯玉祥一败涂地。
西北军主力被蒋介石收编，西北军解散。赵博生不愿屈从于这样的局面，决定带着自己手里的那支队伍——特种兵旅教导大队——走一条新路。他把这支队伍改编为三民主义救国军，官兵推举他为司令员，计划向陕南汉中一带进发，另开局面。
然而，这支队伍在行军途中走到东江口，遭遇土匪武装的袭击，寡不敌众，被迫退守深山。
在山里撑了二十多天，弹药耗尽，粮食告急，这次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队伍解散，各奔东西，只留下了一个约定——待机再起。
这一段经历，是赵博生在加入共产党之前最接近革命的一次。他已经看到了军阀的死路，已经想要走出去，却还没找到正确的方向。
1931年初，应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的邀请，赵博生出任该部参谋长。他还把老部下郭如岳、孙毅等人也带进了这支队伍，这些人后来都参与了宁都起义。
从山林里的失败者，到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一个新的舞台，一段新的命运，在宁都县城里等着他。
【四】困守宁都的1.7万人，"四怕"之下的绝境
第26路军的底子，是冯玉祥西北军的第五路军，在中原大战中为冯玉祥第二方面军。
1930年10月，蒋介石将这支队伍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辖第25师、第27师和骑兵师，先由河南、河北交界地区移驻山东济宁，后奉命南下江西。
1931年初，二十六路军被命令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军列行至孙氏店车站时，一个叫郭道培的团长竟然带着自己的士兵私下扒毁了前面的铁路，意图阻止军车前往江西。
可见这批北方兵对于南下是多么抵触。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以停发军饷相威胁，二十六路军无奈还是被强拉到了南方。
到了江西，麻烦一个接一个来。
这支来自华北平原的部队，踏进了江西的阴湿丘陵地带，天气、水土、食物，全都不对劲。
北方人喝不惯南方的水，吃不惯南方的米饭，身体的适应能力在这种长期的不适里被一点一点耗掉了。疟疾和赤痢在营地里肆虐，每天都有士兵病倒，每天都有人被草席卷了抬出营门。
几个月里，死于疾病的人数以千计，有据可查的记载是"仅几个月便死去了几千人"。
军队里流传着"四怕"的说法：怕生病，怕吃大米，怕下雨，怕与红军交战。昔日在华北纵横的西北军劲旅，在这座被红军团团围住的江西县城里，慢慢失去了往日的锐气。
军饷的问题比疾病还让人绝望。这支部队是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根本看不上他们。每个月发下来的军饷，经过层层克扣，到士兵手里剩不了多少，有时候连基本的吃喝都难以保障，更别说医药。
战场上，两次"围剿"都打了败仗，1931年9月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彻底粉碎，二十六路军在战场上的处境愈发被动。
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嫡系朱绍良部在北面守住了通往南昌的要道，二十六路军进退两难：前进，是红军的枪口；后退，是蒋介石的军令。就这样被困在宁都县城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宁都，军营里的气氛更加凝重。这些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的汉子，家乡就在东北的隔壁，听到日本人占了沈阳、占了长春，一个个义愤填膺。
全军联名上书，请总指挥孙连仲电请蒋介石批准北上抗日，可换来的是蒋介石的训斥：死也得死在宁都。
总指挥孙连仲借口牙疾，请假去南京看病，顺便游山玩水去了。第27师师长高树勋也私自离队，跑去庐山"疗养"。偌大一支军队，实际主持军务的，就是参谋长赵博生。
这支队伍走投无路，赵博生也在寻路。
【五】卧室里的那封信，以及一个军人的入党申请
1931年5月，中共中央从上海派遣王超、袁汉澄、李肃三名共产党员潜入第二十六路军，与已在军中潜伏的地下党员刘振亚接上关系，成立了中共第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特支书记刘振亚，开始在二十六路军中秘密扩展组织，通过交朋友、拉老乡、找同学等方式，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
特支对参谋长赵博生的政治态度，一直保持高度关注。
赵博生在这支军队里地位特殊——孙连仲不在，他实际代行军务，掌握着全军的指挥权和情报渠道；在官兵中威望很高，说话管用；
又有着明显的进步倾向，多次在对蒋介石政策的场合公开发牢骚。这样一个人，如果能争取过来，对起义的帮助无可估量。
但特支也有顾虑。赵博生毕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万一判断失误，一旦消息泄露，不仅自己的成员全部暴露，还可能葬送整个起义计划。
特支书记刘振亚决定先由王超执笔写一封长信给赵博生，作一试探，再由总指挥部译电室主任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将信夹在赵博生案桌的书里，同时密切观察他的反应，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周密的设想和安排。
这封信静静地躺在书堆里，等待着那个河北黄骅人打开它。
1931年的一天下午，赵博生外出回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的书堆里发现了这封信。信封上写着"赵博生亲启"。他拆开，从头到尾读完，锁进了书柜，没有声张。
七天过去了。
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操时间，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了自己的寝室。亲切地让他坐下，递上一杯热茶。然后从桌上书堆里小心地取出那封信。罗亚平一看信封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仍然故作镇静，默不作声。
赵博生诚恳地开口："亚平，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我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但未能如愿。
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啥就干啥，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等这一刻，等了很多年。从1926年在西北军里认识刘伯坚，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联络中断，到1930年带着三民主义救国军在山里失败，再到1931年的宁都——这中间是整整五年的摸索和苦闷。一个军人，兜了一大圈，才找到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
入党之后，他说："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
这句话说得很朴素，没有大道理，就这么简单。
赵博生入党以后，特支在二十六路军中的活动能力大大加强。中央军委了解情况后指示，周密制定起义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动起义，整个行动由赵博生负责指挥。
【六】那封截获的电报，与提前点燃的起义导火索
1931年11月底，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在南昌的接头关系被国民党破坏，部分文电被查抄，其中有第26路军地下党部分成员的名单。
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他震怒之下，于12月5日电令第26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共产党员刘振亚、袁汉澄等人，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
这封"十万火急"的电报，本该送到总指挥孙连仲手里。然而，孙连仲此时并不在宁都。电报落入了总指挥部译电室主任罗亚平的手中——而罗亚平，恰恰是一个共产党员。
罗亚平收下电报，立刻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将情况原原本本汇报出去。刘振亚当即召集紧急会议，只有一个结论：起义，必须立刻行动，再拖就来不及了。
不能拖的原因很清楚——名单上的人，随时可能被从其他渠道拿住。只要有一个人被捕，整个计划就会泄露，所有人的命都搭进去了。
决策很快作出：由赵博生向南昌行营复电"遵令照办"，用虚假的顺从换取时间；派袁汉澄连夜赶赴瑞金，向中革军委报告情况；同时，赵博生立即着手做董振堂、季振同两位旅长的工作，争取两个旅同时起义。
赵博生这边，向南昌行营发出了那封"遵令照办"的假电报，把蒋介石那边暂时稳住了。随即，他找到了董振堂。
董振堂是河北新河人，跟赵博生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又同属西北军一脉。九一八事变后，董振堂曾首先率领七十三旅离开宁都，向北挺进要求抗日，被蒋介石的军令强行叫回来。
积下的怨气，早就到了临界点。
两个老同学推心置腹地谈过之后，董振堂当即表态："我七十三旅听参谋长的，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季振同那边，被赵博生摊牌起义计划时，大刀往桌上一拍，说了一句话："早该反了！部队我带队！"
赵博生入党后，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活动能力大大加强。他在中共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亲自发展了八十旅连长卢子美、董俊彦入党，广泛布下了起义的棋局。
袁汉澄赶到瑞金，向伟人、朱德等汇报了二十六路军准备暴动的情况。伟人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
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插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26路军这支部队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
朱德随即主持召集王稼祥、叶剑英、左权、李富春等开会，专门研究支持暴动的对策，确定了三套方案、一个原则：尽最大努力争取全部起义；如全部不成，则局部起义；如暴动未成功，已暴露的同志如赵博生等，立刻离开部队到苏区来。
袁汉澄返回宁都时，带来了一个新消息——国民党南昌行营给二十六路军的一批冬衣和饷款已运到广昌。
赵博生和特支经过慎重研究，认为这批补给事关士兵过冬，拿到再走更稳妥，于是建议将起义时间推迟一天。中革军委同意了，起义定在12月14日晚。
为保障起义万无一失，中革军委指派王稼祥、刘伯坚、左权携带电台，前往宁都城南约40公里处的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村，负责联络指挥起义行动；同时派红军第4军到会同地区相机策应，牵制广昌方向之敌第6路军。
13日晚，中共第26路军特别支部主持召开暴动行动会议，对第二天的全部部署作了最后的确认。
起义的各方力量，此刻全部到位。
1931年12月14日，宁都。
下午4时，赵博生和季振同下达了命令。
七十四旅二团接替一团，担任城内守卫任务，换上的都是可靠的起义士兵。七十三旅学兵连、七十四旅一团特务排、总指挥部特务营，分别控制了二十五师师部电台、总指挥部电台和蒋介石派驻的特务电台。
宁都各要害部门以及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由刘振亚派人看守。七十四旅一团一营，包围了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的师部；三营，包围了总指挥部。
一切布置妥当，宁都城内的关键节点，在两个小时内被悄无声息地全部控制。
下午6时，赵博生以参谋长名义，在宁都城内天主教堂二楼的总指挥部，向留守宁都的全军团以上军官发出宴请。
除了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称病推托、没有出席之外，其余旅长、团长悉数到场。随同前来的护兵们，被安排在楼下接待，入座之后，枪支已在不知不觉间被收走。
晚8时许，赵博生站起来，简明地向在座军官们讲了国内形势和第26路军的处境与出路，正式宣布全军起义，加入红军。
席间立刻骚动起来，大多数军官表示拥护；有的被这突如其来的宣布所震惊，一时不知所措；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当场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
学兵连和第74旅一部控制了全军的三部电台；袁汉澄率特务队切断了通往各地的电话和交通线路。
就在宣布起义的紧要关头，负责在楼下警戒的起义士兵往楼上冲，一个士兵因为过于紧张，枪支不慎走火，楼上的军官们顿时大乱。赵博生镇定地趁势号召大家起义，加入红军，回北方打日本。
赵博生命令鸣枪3响，宣告全军起义。
宁都城内枪声四起，各部按预定计划行动，进展很顺利，仅二十五师师长李松昆越墙逃走，从城北带走了驻守砍柴岗的一个团的兵力。
除此之外，第26路军一个总部、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一万七千多名官兵，携带两万余件武器，全部参加了起义。
起义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成功。
15日清晨，在城南水口塔下梅江河畔宝塔山下，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率领起义部队在此集合。
赵博生激动地向全体官兵宣布起义成功，带头扯下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随后，以七十三旅为前锋直接开往苏区，在固厚受到王稼祥、刘伯坚、左权代表中革军委的热烈欢迎。
起义成功后，赵博生挥笔写下了"解放"两个字，宁都全城换口令为"解放——自由"。全城响彻着欢呼声，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红旗，在宁都古城上空迎风飘扬。1.7万名官兵跨过梅江，迎着朝阳，浩浩荡荡地向苏区开拔。
当晚，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起义宣言，郑重宣告第二十六路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
宁都起义还给只有一部半电台的中央红军，一举添加了8部电台和40多名技术员，使红一方面军的电台总数达到14部。起义使中央红军兵力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多人。
12月16日，刘伯坚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委，向起义部队全体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宣布了各职务任命：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任三个军的政治委员，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
然而，就在宁都起义胜利成功、这支队伍即将翻开崭新一页的时刻，一个命运的节点早已悄悄埋下了——赵博生的人生时钟，只剩下最后的400多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