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乔松都著，中华书局2008年版）、查理彭（彭长征）《"乔章恋"的另一种声音》、《乔冠华传》（罗银群著）、维基百科乔冠华、龚澎、章含之词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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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秋天，北京，外交部宿舍区。
一辆中型解放牌卡车停在楼道口。
车厢里塞满了东西——一张木制双人床、一套桌椅、几个旅行箱、还有两个颜色深旧、边角有些磨损的旧箱子。
那两个旧箱子是特殊的，是已故母亲龚澎留下来的遗物。
负责开车的是乔宗淮的朋友王苏民，他帮着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抬上车，没人开口说话，整个搬家过程异常沉默。
乔宗淮的妹妹乔松都站在一旁看着，一句话也没有多说。
乔松都那年二十岁，1953年出生，是新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与第一任妻子、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龚澎的女儿。
打这天起，她往后有整整三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可以回去的家。
【一】她的母亲，在那个年代是何等人物
要讲乔松都这个人，必须先讲她的母亲龚澎，因为不了解龚澎，就没法理解乔松都这一辈子在意的是什么。
龚澎，原名龚维航，1914年10月生于日本横滨，安徽合肥人。
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元老，曾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读，与蒋介石是同班同学；后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通缉，带全家流亡日本。
母亲徐文是革命家黄兴夫人的堂妹。
这样的家庭背景，决定了龚澎从小就生活在革命的氛围里，爱国不是口号，是每天饭桌上父亲说起的那些事。
她们家兄弟姐妹里，姐姐龚普生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任驻爱尔兰大使，妹妹徐畹球也投身革命事业，龚澎排行中间，是龚镇洲与徐文的第二个女儿。
一家子，几乎没有一个人走普通路子。
1925年，龚家从日本迁居上海蒲石村，也就是现在的长乐路339弄。
1928年，龚澎与姐姐龚普生一同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中。
1933年，龚澎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那年她十九岁。
燕京大学在那个年代是中国顶尖的学府，校园在北平城西，未名湖边，读书人的气氛极浓。
龚澎到了那里，很快就显了出来——她是公认的"校花"，不是因为只有美貌，而是因为才华和美貌同时压人一头，这种组合在哪个年代都让人无话可说。
她担任燕大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财务部长，与时任燕大新闻系客座讲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识，并由此接触到了更宽广的视野。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后来在日记里写下对龚澎的印象，称她有"青春的朝气"、"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和"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这段评价写于1943年，那年费正清以美国国务院文官身份访问重庆，第一次见到龚澎。
他还说，"在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
费正清那支笔，写过很多中国人，他对龚澎的判断是认真的，不是客套。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龚澎作为燕大学生自治会财务部长，与担任副会长的姐姐龚普生一起，在燕大临湖轩主持召开了一场外国记者招待会，向国际社会揭露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
姐妹二人，用英文向各国记者陈述，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
这是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此类记者招待会，能做到这个的，需要的不只是英语能力，还要有在大场合压得住阵的定力与胆识。
龚澎两样都有。
1936年，龚澎在燕京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陈矩孙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敬仰革命烈士彭湃，将名字从"龚维航"改为"龚澎"。
1937年自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回母校上海圣玛利亚女中任教，从事上海基督教学生团体联合会的地下党活动。
1938年春，毅然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因英语出色，经常被抽调参与翻译工作。
1940年，龚澎调往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实际上是周恩来的秘书兼英语翻译。
她随身携带的女士小包里放的不是化妆品，而是从解放区传来的最新广播稿件。
她从重庆红岩村步行数里，再换乘马车、公交车，赶往位于市区的曾家岩50号工作，年复一年，没有停歇。
在重庆，龚澎成了中共第一位实质意义上的新闻发言人。
那些拿着笔记本等在曾家岩50号外的外国记者，见到她就知道有好料可挖。
她接待了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等各国通讯社的记者，以英语流利、思维缜密、反应机智著称，外国记者对她的印象好得不得了。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后来在与伟人会面时，十分自豪地说："龚澎是我们燕京大学最出色的学生。"
这不是客气，是事实。
1943年11月，龚澎与时任《新华日报》国际专栏主编乔冠华在重庆结婚。
婚礼极简单，叫几个朋友聚一聚，吃些糖果和花生米就算办了喜事，董必武还为这对新人写了一首诗庆祝。
两人当年都是二十九、三十岁，才子才女，一同投身革命，在那个年代这样的结合，是最理所当然的。
乔冠华是什么来历。
他1913年3月28日生于江苏盐城，是幺子，从小就是读书的料，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时只有十六岁。
后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投身抗日，在香港、重庆以笔名"乔木"写国际述评，与胡乔木并称"南北二乔"，伟人称他们的文章"一篇文章抵得上两个坦克师"，这话流传甚广，是对乔冠华这支笔的最高评价。
两人婚后生活在重庆曾家岩50号，1944年7月29日生下长子乔宗淮，1953年生下女儿乔松都。
新中国成立后，龚澎出任外交部首任情报司司长，1955年改称新闻司，是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
1964年起兼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乔冠华亦步步高升，历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部长助理，1964年任副部长，1974年被任命为外交部第四任部长。
夫妇二人，在外交系统并驾齐驱，被外界视为佳话。
周恩来后来对乔宗淮和乔松都兄妹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这句话周恩来不止说过一次，是他每次提到龚澎时的真实感慨。
乔松都后来在书里写，母亲与父亲在家时互称"达令"，那是英文"darling"的音译，是只有他们两个人之间才会用的叫法。
乔松都幼年时听见了，好奇地去问母亲是什么意思，龚澎面不改色地说，"在家里两个人使用一个名字方便，这个小名只有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才会用。"
直到长大后，乔松都才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
那时候，父亲已经另娶了。
龚澎曾送给女儿一架浅色钢琴作为礼物，乔松都从小跟着母亲弹琴，母亲会弹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那是父母共同的爱好。
家里经常放的就是肖邦，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后来这一切，都没有了。
【二】特殊年代里，母亲龚澎走了
特殊时期的风暴席卷全国，外交部也没能置身事外。
龚澎在特殊时期期间受到冲击，被批判为"三反分子"，被迫停止工作。
尽管在周恩来的过问和保护下一度恢复工作，但长期的精神重压和政治冲击已经在她身体里埋下了隐患。
1970年5月，龚澎突然跌倒，被送往301医院救治，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
周恩来当即指示医院"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
但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政治上的干扰也从未真正停过，纵有周恩来的指示，也有很多事情是挡不住的。
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享年五十五岁。
乔松都那年十七岁。
查理彭——也就是乔宗淮的妻弟彭长征——在回忆文章里记录了龚澎在病房里的最后那段日子。
他和大姐一起去北京医院探望，在病房门口碰到了推门而出的乔冠华。
那天的乔冠华让查理彭感到陌生：背脊微驼，脸色已无往日的光彩，平日喜欢大笑的嘴巴紧闭，因为医院不能抽烟，他周身失去了缭绕的云烟，整个人显得格外真实，也格外狼狈。
那个站在病房外廊里的男人，一点也不像平日里在外交场合谈笑风生的乔冠华。
龚澎走后，乔冠华整个人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持的悲痛里。
乔松都在传记里写道，父亲常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书写苏轼的《江城子》，一遍遍写："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家里的夜晚，乔宗淮和妹妹经常能听到父亲的哭声，声音很大，压不住的那种。
母亲去世的时候，外交部宿舍区有不少人知道这件事，因为乔冠华的哭声太响了。
这是乔松都生命里的第一道深沟。
十七岁，失去了母亲，失去了那个在家里弹肖邦、叫父亲"达令"的女人。
从那以后，这个家就少了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父亲沉浸在悲痛里，哥哥乔宗淮已经步入社会，乔松都一个人在这段时期里撑着。
她后来考入天津医科大学，走上了医学的路，没有走父母的外交之路。
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她就知道，父母那个世界里的东西，她不打算、也没法完全继承。
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
【三】父亲要再婚，兄妹俩明确反对
龚澎去世三年后，1973年，乔冠华告诉子女，他准备再成个家，一个人感情上太孤独了。
起初，乔宗淮和乔松都对父亲再婚这件事本身并不反对。
父亲是人，有感情需求，这是正常的事，子女也没有权利把父亲一个人留着孤苦终老。
但当父亲说出打算与谁再婚时，兄妹俩的态度立刻变了。
父亲要娶的，是章含之。
章含之，1935年7月14日出生于上海，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
她本是上海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柜售货员谈雪卿与军阀陈调元之子陈度的私生女，后由章士钊收养，取名章含之。
从小在章家书香门第中长大，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以英文教师身份进入高层视野，担任过伟人的英文教师，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担任翻译，是当时在外交部声望颇高的女外交官。
章含之比乔冠华小二十二岁——乔冠华1913年生，章含之1935年生，这个年龄差放在任何时代都足以让人侧目。
乔宗淮和乔松都反对这桩婚事，原因有两条，都是从乔家自身的角度出发的。
其一，章含之只比乔宗淮大九岁，兄妹俩觉得父亲与章含之年龄悬殊太大，从现实角度来说不合适。
其二，母亲龚澎临终前曾叮嘱乔宗淮，说父亲这个人比较单纯，希望将来他能找一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伴侣来帮助他。
乔宗淮记住了这句话，把这作为一条标准。
章含之那时候资历尚浅，在子女眼里，达不到这个标准。
乔宗淮后来在外人面前表达反对时，以"章政治上不够成熟，父亲应考虑全面，挑选一个能在政治上帮助并保护父亲的配偶"为由，话说得有些生硬，也因此被旁观者认为有些莽撞。
而乔松都的反应，比哥哥更直接：她对父亲说的，是"你对不起我妈妈！"
这句话背后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一个失去母亲三年的女儿，面对父亲再婚时最直接的反应。
两代人就这样陷入了拉锯。
乔冠华夹在中间，一边是已经下了决心的感情，一边是两个子女的坚决反对，两头都是他在乎的，他不知道怎么办。
最终，感情赢了亲情。
乔冠华执意要与章含之再婚，没有等到子女的首肯。
由于这段时间里拉锯的摩擦，在乔冠华还没有与章含之正式组建家庭之前，乔宗淮兄妹就已经与章含之之间结下了矛盾。
双方都有各自的立场，双方都认为自己没有错，这种情况下，后来发生的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973年12月11日，也就是章士钊在香港去世大约半年后，乔冠华与章含之正式结婚，乔冠华迁入位于北京史家胡同51号的章宅——那是一座三进四合院，花草树木，舒适幽静，章士钊生前住在这里，周恩来当年专门为章士钊安排了这所房子。
从这一天起，那座大院的格局变了，乔家的格局也变了。
【四】门锁被换的那个下午，这个家给出了最后的答案
乔冠华和章含之的婚事尘埃落定，摆在乔宗淮和乔松都面前的问题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能不能继续住在原来的家？
答案以一种格外冷漠的方式给出来了。
某天，乔宗淮和妹妹乔松都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的门锁已经被换掉了。
钥匙插进锁孔，怎么转都转不动。门，进不去了。
不是门坏了，是被人换了锁，换了个他们没有钥匙的新锁。
乔宗淮和乔松都站在那扇门外，谁也没开口。
幸好保姆梅阿姨这个时候买菜回来，他们才得以最后进了这个家一次，把自己的东西拿走。
这个细节，乔松都后来在传记里写到了，没有加太多修饰，就是陈述那件事。
但凡是读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冷。
父亲没有当面跟子女谈。不是约他们坐下来说：你们搬出去吧，爸爸和新家人要住这里了。
而是换了锁，让他们回家的时候自己明白。
事情还没完。
乔宗淮和乔松都随后做了一件事：他们找来了朋友王苏民，开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把自己的私人物品装上车，搬走了。
乔宗淮还赌气拿走了父亲的三十多张唱片。
乔冠华和章含之对这次搬迁的反应出人意料。
很快，通过当时公安部长李震的儿子传来话：乔部长的夫人打电话找到了李震，称在党的十大期间，外交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乔部长家被盗，所有东西洗劫一空，首犯是乔宗淮，要求公安部立即拘捕乔宗淮。
子女搬走自己的私人物品，在这里被定性为"家被盗"、"洗劫一空"，要求"拘捕"。
查理彭在回忆文章里记录了他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平时温和乐观的她，把手向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用湖南口音大声说："他敢！公安部不是他乔冠华家开的！"
查理彭说，他从来没见过母亲发那么大的火。
那批唱片，查理彭在文章里特别做了说明：数量是三十多张，不是章含之在回忆录里写的五百张。
这个数字上的出入，是两方各自叙述时留下的差异。
在那辆解放牌卡车上，还有一个细节——一架浅色的小钢琴，没有上车。
那是龚澎在乔松都幼年时送给她的礼物，一架浅色钢琴，是母亲亲手挑的。
搬家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这架钢琴没能随着其他东西一起被带走，后来乔冠华搬去史家胡同51号，这架钢琴就此下落不明，再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
多年后，乔松都见到父亲，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我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弄丢了妈妈送给我的钢琴！"
那架钢琴是她和母亲之间唯一剩下的具体的东西，是她幼年时弹奏过的、母亲触碰过的那件物品。
它在那次搬家之后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就像龚澎在这个家里存在过的痕迹，被一点一点地清除干净。
而此时，门外，卡车的发动机轰鸣起来。
一个二十岁的女孩，带着两个旅行箱和母亲的两个旧箱子，搬进了单位的集体宿舍。
从这一天起，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她和父亲之间，连一面都没有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