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鲁迅先生：
展信安。
作为一名中文系学子，您的文章是我案头的常客。近日适逢实习，趁工作间隙重温您的作品，心中不由浮起诸多感触。
最喜读且感受最深的还是《伤逝》一篇。涓生与子君作为“五四”时期勇敢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因失去经济基础的支撑，爱情最终分崩离析。先生作此文章，意在将《娜拉走后怎样》演绎出来，意在质疑启蒙主义的空喊，意在说明个人的解放、精神之早熟无法触及社会结构的变革。小说中，涓生与子君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雪莱，这似乎是当下每位中文系学生的日常生活。熟稔于各种理论、作品，构成了我心底的一抹傲气。可生活毕竟离不开柴米油盐，逃不开世俗生活的既定秩序，正如高喊“我是我自己的”的子君，也终究被生计磨去棱角。先生在文中将局中的涓生比作“笼中鸟”，实在是贴切。文学源自生活，却多少自带一抹理想主义的色彩；学会如何在现实的藩篱中安放自我，精神的觉醒才不会落得空谈。
我不由联想到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幸福的家庭》。男主人公绞尽脑汁想要编写一个“幸福的家庭”，却不断被琐碎、窘迫的现实生活所扰乱，现实的蹉跎与理想生活截然相反，使主人公不得不放弃写作。这篇文章同样说明，若文学脱离了生活，即便依靠技巧不断矫饰，也终究是“纸上谈兵”。
这个世界的语言正在经历“畸变”。我在撰写课程论文时时常感叹，一句话、一段话便可说清的道理，却要堆砌考证、辗转修辞，仿佛不如此便失却了分量。前几日看见导师在社交平台上吐露心声，认为学生自低年级便开始刻意摹仿“成熟”的述学体式，却伴随着仍旧稚嫩的心智和对现实生活的苍白理解，这种反差不由让其心生怪异与隔膜。言语形式变得愈发精致，文字内在的力量不足，这似乎是当下写作的一种常态，人工智能的泛滥和量产也在加剧这种趋势。现在想来，我为何对诗歌情有独钟，大抵缘于其言语的凝练与包容，情感、思绪与问题可以一统收拢其中。先生当年在《破恶声论》中痛斥“恶声”，写“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本质上是对精神主体性、对“立人”的重视，却不由让我联想当下的写作境况。创作诚然不易：情节需提炼于题材，题材应来自对具体生活的真切体察。但写作一定是出于真情实感的迸发，写的是“心声”，是“内曜”，是“白心”之念。倘若写作形式重于内容，岂不只是用朦胧与难懂故弄玄虚？
纸短意长，不尽所怀。
二六年七月十三日，于上海
（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中文系23级本科生）
原标题：《给大先生的一封信 钱泓铭：“笔墨当从生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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