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汤洪潮《陈独秀孙女陈鸿现在何处》、上海党史网·陈乔年家庭生活史料专栏、《中共党史人物传》、李朝全《觉醒时代两兄弟》、《陈延年、陈乔年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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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6日，上海龙华枫林桥边，一声枪响。
二十六岁的陈乔年，就这样倒在了地上。
他是陈独秀的次子，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在那之前，他在牢里被关押了将近四个月，受尽折磨，始终没有吐出一个字。
敌人把他押赴刑场，带走了他这一生的全部，唯独没能带走他说过的那句话——"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妻子史静仪腹中，怀着一个他甚至不知道存在的孩子。
那个孩子出生了，被迫送走了，在战乱里改了名字，换了家庭，颠沛流离大半辈子，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亲生父母究竟是什么人。
整整六十六年之后，1994年的冬天，福州鼓楼区，一扇普通的居民楼大门被人叩响，来人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那一刻，在场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瞬间不约而同地屏住了。
【一】这个家庭，和那个时代死死绑在一起
1902年9月2日，陈乔年出生于安徽怀宁，父亲是陈独秀。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倡导民主与科学，发起五四运动，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名字。
但在陈乔年和哥哥陈延年心里，这个父亲的形象，远比外面那个光芒万丈的历史人物要复杂得多。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是陈延年、陈乔年的生母，安徽大户人家的女儿，守着封建礼数过日子。
随着陈独秀接触新思想、投身革命，夫妻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最终发展成长期冷战。
陈独秀干脆撇下妻儿，一个人出去革命，隔三差五连家书都不写。
更让兄弟俩难以释怀的是，陈独秀后来又和高晓岚的妹妹高君曼另立新家，彻底抛弃了糟糠之妻。
父亲在外头轰轰烈烈，家里的日子是母亲高晓岚一个人撑着。
这段经历在陈延年、陈乔年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哥哥陈延年对父亲颇有意见，性格沉静，内敛刚硬，平时"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几乎把所有时间都交给了工作，至死孤身一人。
陈乔年则不同，他活泼开朗，爱唱京剧、会拉京胡，被当时的同志们称作"革命者中最漂亮的人"。
但骨子里，那股执拗的劲头，和父亲如出一辙。
1915年，年仅十三岁的陈乔年跟着哥哥离开安庆，到上海投奔父亲。
兄弟俩没有住进父亲家，而是租了个小阁楼，之后借住在《新青年》发行所，没有床，两个人就睡地板。
陈独秀每个月只给他们十块钱，这点钱交完房租和学费，剩下的只够买点稀粥和咸菜度日。
但陈乔年不抱怨，也不沮丧。
有一回他打包书籍时太过用力，裤子腰带断掉了，周围人都替他可惜——腰带那时候价格不便宜。
他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麻绳往腰间一系，笑着说"这比腰带还结实"，引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
每个月那点钱，兄弟俩大多数都拿去买了书，饮食上极为简朴，这件事在当时的圈子里都知道。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陈乔年养成了那股不管处境多难都能找到往前走的理由的劲头。
1917年，兄弟俩进入震旦大学读书。
1919年底，靠着吴稚晖的介绍信和华法教育会的资助，两人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法国，他们打工、读书，一边挣钱一边参加各种斗争活动。
那时候他们还信仰无政府主义，但眼睁睁看着无政府主义者的种种虚伪和算计，兄弟俩彻底幻灭，转而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在那段日子里，他们结识了一批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名字的年轻人，其中就有周恩来。
1922年6月3日，陈乔年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正式加入党组织，那一年他二十岁，同年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3年4月，陈乔年和哥哥陈延年一起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苏联一待将近两年。
在苏联期间，他先后担任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文化部主任、执行委员会书记，把组织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1925年7月，陈乔年奉命回国，先抵达上海，随后被派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的工农学生运动。
与此同时，他主持开办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亲自登台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备课常常彻夜不眠，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很有说服力，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候他才二十三岁，是这批领导人里最年轻的一个。
在他担任组织部长的两年间，北方区党员人数从1924年的区区七十五人，增长到1926年7月的两千零六十九人，整整扩大了二十七倍有余。
这个数字背后，是他两年里奔走各地、秘密联络、建立支部、发展组织的全部心血，也是在那个到处都是特务眼线的北京，他和同志们用命换来的成果。
1926年3月18日，一件大事发生了。
日本军舰强闯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英美等八国随后联合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务。
消息传到北京，各界群众义愤填膺。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下，北京六十余个团体、八十余所学校共计五千余人聚集天安门，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会后游行至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
陈乔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北方区委领导人，都在这支请愿队伍里。
到了执政府门口，卫队突然开枪，大刀乱砍，现场瞬间陷入混乱，当场死亡四十七人，伤者达两百多人。
陈乔年在那场混乱中被卫队士兵用刺刀刺中胸口，刀尖距心脏极近，鲜血立刻浸透了上衣。
当晚，李大钊见到满面苍白的陈乔年，叮嘱他好好休养。
陈乔年在床上躺了不到两天，伤口还没完全愈合，就又重新投入了工作，同志们怎么劝都拦不住。
鲁迅后来把那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而陈乔年在那个最黑暗的下午，胸口带着刀伤，仍在指挥人群撤退。
【二】一场乱世里的婚姻，和一个注定留不住的家
陈乔年和史静仪的相识，比很多人想象中要早。
史静仪是湖北人，念过书，参加了革命。
1924年下半年，她经党组织推荐，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陈乔年是同班同学。
两个人在苏联就已经认识，但那时候史静仪还有着另一段关系——她和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有婚约。
刘仁静那时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长，人在上海。
1925年，史静仪学成回国，被组织分配到北方区委工作。
陈乔年也在北方区委，两个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日子长了，走得越来越近。
在这个过程里，史静仪对远在上海的刘仁静来信置之不理，刘仁静甚至在极度绝望中写了血书寄去，也没能挽回。
这件事在党内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不少人觉得此举有失厚道，哥哥陈延年也明确表示不赞同。
但陈乔年不以为意——他和史静仪在思想上、性情上都对了路，就是要在一起。
为了缓和这个局面，陈独秀居中协调，安排刘仁静去苏联学习，这才把事情压了下去。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与史静仪在北京正式成婚。没有宴席，没有排场，就是两个人把日子往一处过了。
1927年春，夫妻俩随中央机关迁往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那次大会上，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届当选中央委员——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父子三人，同时站上了历史的同一个节点。
大会结束后，陈乔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李维汉的日常工作。
同年夏天，史静仪在汉口生下了儿子，取名陈红五——纪念那个"红色的五月"。
史家的经济条件不错，他们那时住在武汉史家，生活算是稳定。
史静仪甚至拿自己家里的东西出去变卖，帮党组织筹集经费。
为了适应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陈乔年夫妇和孩子曾一同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秘密办公地点，也曾住在党组织秘密开设的"宏源纸行"，机关家庭化的掩护方式，是那个年代地下工作者的普遍生存选择。
一家三口，在那个随时可能出事的年代里，有了短暂的安稳。
但这份安稳，脆弱得很。
1927年7月4日，噩耗来了。
哥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先被关押审讯，后被乱刀砍死，年仅二十九岁。
陈乔年的悲痛无法言说。
兄弟俩从安庆一路走来，一起念私塾，一起到上海半工半读，一起去法国，一起转赴苏联，一起回国投身革命，走了这么多年，最后是延年先走了一步。
陈乔年把这份悲痛压下去，接过了哥哥留下的担子。
1927年秋，他奉命赶赴上海，接替已经牺牲的哥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与省委书记王若飞一道，在特务密布的上海重建党的基层组织。
上海那时候是全国最危险的地方之一，租界里纸醉金迷，洋楼林立，暗处却藏着数不清的眼睛和枪。
陈乔年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把被打散了的革命力量一点一点重新拢回来，使江苏省委的工作局面逐渐有所好转。
史静仪带着孩子跟来了上海，夫妻得以短暂团聚。
这段日子有多珍贵，两个人都清楚，但也都知道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
陈乔年曾对史静仪说过："若有不测，切莫为我悲。"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却藏着最重的分量。
【三】1928年2月16日，北成都路刺绣女校
1928年2月16日，上海，北成都路，刺绣女校。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正在那里秘密召开区委组织部长会议，由陈乔年主持。
就在会议进行当口，叛徒唐瑞林已经把消息送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手里。
特务包围了整栋楼，当场逮捕了陈乔年和郑复他、许白昊等一批同志。
消息传出来时，史静仪已经再度身怀六甲，腹中揣着一个陈乔年还不知道存在的孩子。
她不顾身体，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陈红五四处奔走，想方设法要把丈夫救出来。
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打击——儿子陈红五因病夭折了。
一个孩子没了，丈夫还在敌人手里，这两重打击同时压在一个孕妇身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真正消化这样的痛。
党组织和狱中同志们没有放弃，积极设法营救陈乔年。
当时叛徒唐瑞林其实并不能确认谁是陈乔年，营救还有一线机会。
有一个叫周之楚的战士，甚至大义凛然地表示，愿意顶替陈乔年的身份，让他设法转移脱险。
这个计划在当时是有可能奏效的。
然而周之楚的父亲因为爱子心切，在外面四处托人打听儿子的消息，这番动作引起了特务的警觉，最终让他们按图索骥认出了陈乔年的真实身份。
营救彻底告吹。
身份暴露之后，敌人对陈乔年的逼供力度骤然升级。
鞭子、辣椒水、老虎凳、烙铁，一样一样地往上用。
他们要的，是陈乔年口中的组织机密——同志的名字、联络地点、党的部署。
陈乔年受尽折磨，一个字都没有说。
从狱中传出来的只有一句话，是陈乔年托人带给党组织的：营救只会徒增损失，不必再为他费心。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难友们问他还有什么遗言。
陈乔年先是鼓励同志们要"努力学习，坚强战斗"，之后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又说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1928年6月6日凌晨，陈乔年与郑复他、许白昊一同被押赴上海龙华枫林桥边，就义。
年仅二十六岁。
尸体被抛入了黄浦江。
他至死不知道，史静仪腹中那个还没出生的孩子，在他牺牲后不久出生，被迫送进了上海互济会。
几经辗转，被托付给一户来自安徽无为县的苗姓人家，后又因苗家无力抚养，再次转送给当地一户姓陈的人家，从此改了名字，彻底断了和"陈"这个姓氏之间的全部联系。
这个孩子，他不认识，他也永远没有机会认识了。
【四】史静仪用一生在寻找，那条线断了又断
陈乔年牺牲了。
史静仪独自面对这一切。
她在上海生下了那个遗腹女，按陈家族谱，孩子应该叫陈长鸿，小名阿鸿。
这是陈乔年留在这个世上唯一的血脉。
但上海的白色恐怖没有一丝消退的迹象。
史静仪自己仍在党中央的工作序列里，是敌人重点盯防的对象。
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搞地下工作，在那种处境下约等于送死。
党组织给出了安排：让史静仪赴苏联学习，孩子则通过互济会转托给可靠的养家，等将来局势稳定了再接回来。
1928年8月，上海大轮码头边，史静仪把几个月大的陈长鸿，交给了一位来自安徽无为县的苗姓妇女。
她叮嘱对方："姓陈，小名阿鸿，以后跟你姓了，日后若有缘，告诉她父母是干革命的。"
塞了两块大洋，转身离开。
她以为，这只是暂时的。
她以为，将来局势平稳了，她一定能把孩子接回来。
然而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孩子。
史静仪去了苏联。
从苏联回来之后，她一遍一遍地打听，托人找，写信问，寻访一切可能的线索。
当年的苗家养父母因为疟疾相继病故，当年的中间人不知所踪，当年互济会里知情的同志，有的牺牲了，有的不知转移到了哪里，线索一断再断。
她后来再婚，丈夫又在抗战中牺牲，一个人独居重庆，陈乔年的弟弟陈松年曾专程赶去探望过这位二嫂。
那时候史静仪身边有了另外的孩子，但她心里那道缺口，从来没有合上过。
她找了几十年，没有找到。
1969年，史静仪在武汉病逝。
临终前，她把这件没做完的事，郑重地一件一件交代出去：嘱咐儿子李文、女儿李湘生，无论如何要把姐姐陈长鸿找回来；
又特别拜托妹夫杨纤如——他也是当年陈乔年的老同学——帮她继续寻找，让孩子认祖归宗。
杨纤如接过了这件事，找了整整二十年，同样一无所获。
1989年2月25日，杨纤如自知身体每况愈下，在北京《文艺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
这篇文章，是他病中的最后一搏，是史静仪临终嘱托的最后一次延伸。
文章发出来之后，全国各地陆续有人来信，说自己可能是陈鸿，或者认识陈鸿。
杨纤如一封一封地筛查核对，先后锁定了五个"陈鸿"，逐一调查，全都对不上号。
就在这时，在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参加会议的汤洪潮，偶然听到了一位老战士讲述自己的身世，隐隐觉得有些吻合。
他把这位老战士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次年到上海查福建党史资料时，顺手把这份记录交给了上海市委组织史编纂部门的同志，请他们帮忙查1928年烈士子女抚养的相关记录。
上海方面不久后寄来了那篇杨纤如的文章，汤洪潮仔细对比，越看越觉得两边的信息能够对上，立刻写信给上海《文艺报》，请他们协助核实。
然而上海那边，迟迟没有回音。
与此同时，记者蒋奇梦在1990年辗转联系上了杨纤如，把情况告诉了他。
杨纤如在回信里认真分析，说送养的经过十分吻合，尤其是"孔、吴"两家中间人的细节，与当年互济会的运作方式完全一致。
但他说还需要进一步当面确认，希望能亲自见一面。
那次见面，永远没有发生。
1992年，杨纤如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两边都在找，但连接两端的那座桥，就这样再次塌掉了。
而这中间的当事人——那位老战士——完全不知道，就在她几乎对这件事不抱希望的时候，杨纤如的儿子杨辉，正在父亲的遗物里，翻到一封来自福建的信，信上写着一个她自己的名字和地址，这封信已经在那叠旧纸里，安静地等待了将近三年。
而与此同时，上海市委组织部内部调阅的档案里，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悄悄锁定了一条关键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