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皖南事变》（沈国凡著）、《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胜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相关史料、《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抗日战争纪念网、光明日报党史研究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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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4日，凌晨三四点钟，皖南泾县赤坑山，蜜蜂洞。
洞外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山林里树枝撞击声混成一片。
洞内四个人横着并排躺着，脚抵石壁，肩贴肩，连翻身的余地都很勉强。
半截蜡烛插在石缝里，火苗被进洞的山风压得左右乱颤。
其中一个人睁着眼睛，没有睡。
他慢慢侧身坐起，屏住呼吸侧耳听了很久，直到确认其余三人呼吸沉稳，才缓缓从腰间摸出一支手枪。
枪口对准了紧挨着他熟睡的那个人——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
扳机扣下去。
两声枪响，随后是第三声。
行凶者叫刘厚总，是项英身边的副官，与他在这个洞里同吃同睡了将近两个月。
他在黑暗中摸遍了三个人的身上，把黄金、现金、手枪和钢笔一并塞进包里，趁着夜色逃下了山。
项英，这个在南方密林里打了三年游击、从国民党无数次"清剿"中侥幸活下来的人，就这样死在43岁。
不是死在战场，不是死在敌人手里，而是死在一个他每天见面、从未疑心过的人手中。
而他22岁的妻子李又兰，彼时正在江北根据地的速记班里继续学业，还不知道这件事。
她此后的人生，走出了一段叫人久久无法忘记的路。
【一】南方的铁柱——项英其人
要把这件事讲清楚，得先说说项英这个人。
1898年5月，项英出生于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项家村，原名项德隆。
幼年丧父，家境苦寒。
小学毕业后辍学，15岁进入武昌城模范大工厂当学徒，白天做工，晚上还要坚持读书。
工厂车间里的日子不好过，工头随时可以打骂工人，工钱却少得可怜，连吃饱都难。
他就是在这种地方，接触到了进步书籍，读到了《劳动周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
1921年，出席党的一大的包惠僧回到武汉，组织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
项英主动找到包惠僧，表示愿意参加工会工作。
包惠僧考察后，派他去江岸参与筹建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1922年4月，项英由包惠僧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之后，这个从纺织厂学徒出身的人走得极快。
他参与组织了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担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是这场大罢工最核心的组织者之一。
1925年，他又深入参与领导上海五卅运动。
北伐军打进武汉后，他拉起了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配合北伐军作战。
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这个从纺织厂车间走出来的工人，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讲到这里得停一下——很多人熟悉那一批革命领导人的名字，但对项英可能相对陌生。
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项英的党内资历和地位，并不比那些为人熟知的名字低。
1931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时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这个位置，意味着他曾是苏区党政军体系中极为核心的存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谁来留下来？谁来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在国民党大军的铁桶阵里继续坚守？
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留守。
这个任务的难度，外人很难真正想象。
主力一走，国民党军队随即以数十倍的兵力展开大规模"清剿"，留守的人几乎面临绝境。
接下来的三年，史称"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粮食先断了，盐也断了。
部队被追得满山跑，最艰难的时候只剩几百人。
国民党用"移民并村"的手段把山里的老百姓统统赶走，截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企图把这支队伍饿死、困死在大山里。
陈毅后来在《赣南游击词》里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这不是文学夸张，是真实的处境。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项英带着陈毅等人在赣粤边的油山、信丰等地辗转坚持，一藏就是三年，国民党的围剿始终没能彻底消灭这支队伍。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十四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整编为新四军。
项英参与了整个组建过程，担任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与军长叶挺搭档，用三个月时间将原本分散在南方各处的一万余人整编成型，完成了一项极具难度的历史任务。
实际工作中，项英才是军部真正的权力核心。
叶挺虽是军长，属于国共合作框架下双方均能接受的名义统帅，但在具体的军政决策、部队建设、根据地工作上，项英承担的责任更重。
到1940年底，新四军已从最初整编时的一万人扩展到超过十万人，根据地遍布华中各省。
项英一手参与把这支军队建起来，却即将目睹它遭遇最惨烈的一次打击。
【二】茂林七日——九千人的突围与溃散
1940年下半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持续升级。
10月，国民党以"军事调整"为名，向新四军下达命令，要求皖南部队在规定期限内向北移动，并划定了一条穿越重兵包围圈的北移路线。
从地图上看，这条路线把新四军军部夹在了国民党军队几个主力集团的中间——南、北、西三面均有重兵，唯一出路是穿越茂林山区，而那片山区的险峻程度，决定了任何超过几千人的队伍都很难快速通过。
延安方面的指令陆续传来，反复催促：尽快行动，不要拖延，可向东突围或向北移动。
项英在"走哪条路""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这几个问题上反复权衡，迟迟拿不定主意。
12月28日，他主持召开军分会扩大会议研究行动方案，会上叶挺主张向东走，项英坚持南进，两人意见发生分歧。
最终，在项英的坚持下，部队选定了南进穿越茂林山区的路线。
这个决定，后来被历史学家反复讨论，认为是此次事变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具体到当时的情形，做决策的人处在信息残缺、时间压迫、路线不明的重重困境里，每一个选项都暗藏风险，没有一条路是安全的。
1941年1月4日深夜，新四军军部及皖南所属部队共约九千人分三路出发，踏上北移的路。
两天后，1月6日，国民党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约八万人，在上官云相的统一指挥下从四面发动进攻。
茂林一带的山地，成了血肉搏杀的战场。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新四军打光了弹药，用刺刀、石块继续顶。
山路被截断，就往更险的地方钻，试图找到出口。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途中腹部中弹，伤重无法行动，为不拖累战友，自尽牺牲。
军长叶挺下山与国民党交涉，一脚踏出去就再没能回来——他被当场扣押，随即押送重庆，开始了此后漫长的铁窗岁月。
最终，九千人里突围成功的不足两千人，其余大多数或战死，或被俘。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项英在事变中与周子昆等人突破了国民党第144师的防线，化装分散，从章家渡过河向北撤退。
1月9日，因无法继续突围，他一度折返。
1月14日，他在泾县大康王村附近与一批打散的部队重新汇合。就在这次汇合里，他遇到了刘厚总。
此后，项英带着包括刘厚总在内的一批人，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转入皖南山区隐蔽，从螺丝坑到濂坑，再转至赤坑山。
沿途陆续汇拢了七十余名失散人员，临时建立了党支部，同地方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开始秘密筹划向江北突围。
一切正在慢慢走向希望。
没有人知道，最大的危险，已经在一个人的心里酝酿了很久。
【三】蜜蜂洞里——这个人，项英从来没有疑心过
刘厚总，湖南耒阳人，1926年参加当地农民运动，打过游击，做过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第三大队政委，革命资历并不算浅。
但这个人在队伍里，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
游击队时期，他喜欢被人叫"总老爷"，山大王习气很重，曾强行拉当地地主家的年轻女孩"娶妻"，在当时的游击队里算是劣迹斑斑。
1938年随湘南游击队整编入新四军后，组织上把他安排在军部副官处管木工班和饲养班——这个安排本身就说明，组织对他的实际表现是有判断的，没给他更重要的位置。
他对这个安排极为不满。
整天吊儿郎当，见谁都骂，副官处的战士后来回忆，他当着科长、副科长的面就敢说"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
1938年9月，组织把他送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他嫌苦，一再要求回南方。
1939年春经批准离开延安，回耒阳想重新拉队伍，没能成功，又厚着脸皮返回皖南，被安置在军部副官处第三科继续任副官。
他对组织的不满，就这样一年一年积下来。
1941年1月14日傍晚，皖南事变爆发后十天，项英在泾县大康王村附近的突围途中，与刘厚总相遇。
据项英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事后回忆，当时项英并不认识刘厚总，只是听说对方是副官处的人，就说了一句：跟我们一块走吧。
就这一句话，让刘厚总贴到了项英身边，再也没有离开。
1941年2月底，项英等人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转移至赤坑山，选定蜜蜂洞作为临时藏身处。
此处位于接近山顶的悬崖之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险要，外人极难发现。
洞小，只能横躺四人。
洞内住的是：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以及刘厚总。
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等二十余人分散住在山腰下的草棚里，负责外围警戒。
洞内的日子平静而压抑。
项英和周子昆把枪立在一旁，用树枝做成棋子，点着蜡烛下棋，刘厚总就在旁边看着。
他们已经这样熬了将近两个月。
1941年3月13日晚，突围的各项准备已经就绪。
项英把次日的行动路线安排好，众人先后入睡。洞里的蜡烛燃尽，漆黑一片。
那一夜，赤坑山一带电闪雷鸣，山风夹着暴雨扑打着石壁。
【四】三声枪响——一个人的算计，一个时代的代价
深夜三四点钟，刘厚总悄悄翻身坐起。
雷声和暴雨声几乎盖住了一切，山下草棚里的警卫员在这样的夜里根本不可能听清洞内动静。
他等的就是这种时机。
枪口先对准了项英——连开两枪，随后转向周子昆又开了一枪，最后对着警卫员黄诚打出第三枪。
黄诚肩部、颈部中弹，身负重伤倒在洞口，但没有当场死去。
刘厚总随即弯身在三人身上挨个搜查，手脚极快。
从项英、周子昆和黄诚身上，他共掠走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支（其中一支是苏联方面赠送给项英的纪念笔）、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赤金八两五钱。
把所有拿得走的东西装好，他出了洞，借着夜色快步下山。
天亮之后，山下草棚里的李志高、谢忠良等人察觉到异常，上洞查看。
项英和周子昆已经牺牲。
黄诚半清醒地趴在洞口，浑身是血，断断续续只说了一句话：刘厚总叛变了，首长没了，是我没保护好首长……
警卫员随即追下山，但刘厚总早已跑远。
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被就地秘密转移，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掩埋在赤坑山附近。
这处墓址一直保密到1955年6月，才由当年参与掩埋遗骸的刘奎带领南京军区人员找到，将项英与周子昆的遗骸移葬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刘厚总逃下山后，先跑到太平县隔河里找当地保长投诚，想用杀死项英来换赏赐。
保长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却把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全部没收一干二净。
他转身跑去泾县茂林，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提出四条要求：带人去取原来被没收的枪款、去看项英尸身、办理自首手续、为他登报。
王惠九一条都没答应。
之后他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辗转旌德县等地继续到处邀功，因形迹可疑，被玉屏乡公所押送旌德县政府。
旌德县长李协昆经反复审讯后，于1941年4月28日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押着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核实。
然而洞里只剩半截蜡烛、四枚棋子和一把小梳子——项英的遗体早已被转移。
刘厚总趁搜查人员分散之机，再次逃走。
此后他辗转太平、屯溪各地继续投诚，被辗转移交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皖南行署。
1942年7月，他甚至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文章，自吹杀死项英的"功绩"，文中大言不惭。
然而国民党方面始终没有认可他，1943年冬，他被押往重庆，关进军统局渣滓洞，一关就是五年。
1948年，军统以无利用价值为由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原籍。
他仍不死心，写信给蒋介石继续邀功，此后就再没有确切下落。
关于他最终的结局，史学界存在不同说法，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项英就这样死在43岁，死在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人手里。
他在南方大山里藏了三年，在皖南的包围圈里挣扎了两个月，最终没有死在外面的追兵手里，却倒在了同一张床上睡过的人的枪下。
而这一切发生的时候，距离他刚刚完婚，不过才过了短短数月。
那个年仅22岁的妻子李又兰，此时还在江北根据地，等着丈夫突围出来。
她等到的，是一条噩耗。
以及此后，一段没有人能预见结局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