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文|张默冉
1998年夏天，我七岁。家里只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放在堂屋的柜子上，天线歪着，用一根铁丝拧着。
那年世界杯在法国踢，比赛时间大多在半夜。父亲是个球迷，但他白天要干活，半夜看球撑不住，就设闹钟。闹钟是上发条的，铁的，响起来能震醒半条巷子。父亲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半夜准时响，他摸黑坐起来，披上外套，走到堂屋，把电视机打开，声音开得很小——怕吵醒母亲，怕吵醒我。
有一回我半夜醒了，光着脚走过去，看见父亲坐在电视机前面的小板凳上，后背弯着，头微微往前探。屏幕是黑白的，球场看着是灰白色的，球员跑起来像一小群蚂蚁。父亲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醒了？”我“嗯”了一声，在他旁边蹲下来。
“哪个队？”
“荷兰，踢阿根廷。”
我没再问。我看不懂越位，认不出球星，但我记得那个夜晚——父亲的小板凳，电视机屏幕的雪花点，解说员的声音被调得很低，像有人在隔壁房间说话。后来，我靠在门框上睡着了，隐约感觉父亲把我抱起来，放回床上。
多年后我查过那场比赛，博格坎普在最后时刻进了一个绝杀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进球之一。但那天晚上我睡着了，没有看到。父亲看到了。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那个画面在黑白屏幕上闪过，然后关掉电视，回去睡觉，天亮下地干活。
2002年，我上初一。中国足球第一次闯进世界杯决赛圈，学校组织在教室里看球。进球的时候有人喊，丢球的时候有人叹气，中场休息的时候有人跑去买冰棍分给大家。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群人为了同一件事坐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父亲也看，但那年的比赛大多是下午场，他在田里干活，回不来。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地头的小卖部门口站着看完了三场。老板娘认得他，搬了个凳子出来，他没坐，一直站着看完。
2010年，我在大学宿舍，四个人挤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屏幕小，信号卡，半夜的比赛不敢开大声音，只能看画面猜测发生了什么。德国对阿根廷那场，电脑卡了大半场，后来画面动了，球进了，谁进的都不知道。熄灯后大家都没睡，有人说了句：“要是能去现场看一次就好了。”没人接话。那会儿谁也没想过真的能去现场看世界杯。
今年春天，父亲打电话来，问我看不看球。我说看。他说：“那到时候你告诉我比分就行，我就不熬了。”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回什么。七岁那年蹲在父亲旁边看球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会说“我就不熬了”。
日子过得比我想象得快。1998年的那个凌晨，父亲三十多岁，头发是黑的，他坐在小板凳上，我蹲在旁边，看一群灰白色的影子在屏幕上跑来跑去。现在他六十五岁了，头发是白的，他说“我就不熬了”。
他看过的球赛，我后来都补上了。但他看球的那些夜晚，我补不回来。那些他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面的夜晚，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什么，只是设一个闹钟，半夜起来，把电视声音调到最小，一个人看完。天亮了，照常下地干活。
今年夏天，世界杯又来了。我打算回一趟家，陪父亲看一场球赛。不用去现场，不用买门票，只要坐在他旁边，像七岁那年一样。看不看得懂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愿意看，我还愿意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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