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办公楼一层的公示栏前，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我站在最外层，踮着脚尖往里看。红色榜单上用楷体打印着二十多个名字，我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
没有我的名字。
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公示栏上的红纸哗啦作响。
我听见前面有人在低声念名单，念到最后一个，顿了片刻，说了句“恭喜了啊”。
没人恭喜我。
我伸手按了按胸口，心口那块地方，突然空落落的。
掏出手机，看见苏婉一早就发来的消息。
“名单出来没？今晚我让大酒店送了菜来，厅长夫人也说要来家里坐坐，你可得请好啊。”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拇指悬在屏幕上方，打了两个字“没有”，又删了。
最后只回了一个句号。
我把手机揣进裤兜，转身往电梯口走。走廊上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坏的，一明一灭，像是在打什么暗号。
01
办公室的窗户朝东，早上的阳光照进来，正好打在桌面上。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那个用了十年的杯子，杯壁上印着单位名称，字体都快磨没了。
门被人敲了两下。
“老顾，还没走呢？”
进来的是老赵，隔壁办公室的主任科员，跟我同一年进的单位。
他脸上挂着笑，那种笑我见过，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又不得不开口的时候才有的表情。
“名单我看了。”老赵站在门口，两手插在裤兜里，“那个……下回肯定有你。”
我没说话，盯着杯子看。
“真的，你年年考核优秀，大家都看着呢。”老赵的声音越来越小，自己也觉得这话说得没底气，“可能是……可能是名额太少，下次肯定——”
“没事。”我打断他，“你先忙吧。”
老赵张了张嘴，到底没再多说，转身走了。
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
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还有压低了声音的议论，断断续续，听不全，但也能猜到七八分。
“怎么又没他啊？这都第几次了……”
“谁让人家没人呢，光干活有什么用。”
“不是说他老婆跟厅长夫人关系挺好的嘛。”
“好有什么用？关键时刻顶不上呗。”
我把椅子转了个方向，面朝窗户。
阳光刺眼，我眯起眼睛，看着楼下大门口进进出出的人。
红底金字的单位牌子挂在大门左侧，每年都有人擦，擦得锃亮。
这个门我进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前我二十九岁，从县里考上来，分到这个科室，一待就是二十三年。
那时候苏婉刚跟我结婚，笑眯眯地说“我家老顾有出息，以后肯定是当处长的料”。
我也这么觉得。
后来呢？
后来处级干部一茬一茬地换，跟我同批进单位的，有人当了处长，有人调去省里，有人下派去地市当了领导。
只有我，从副科长熬到科长，再熬到副处长，然后就一直在这，像钉子一样，拔不动了。
也不是没想办法。
苏婉比我机灵，她早早就找到了门路。
她跟厅长夫人何玉娇是牌友，每周都要打两场麻将。
逢年过节，她拎着东西去何家串门。
上个月，她还专门陪着何玉娇去了一趟香港，回来拎着几个大袋子，说花了小两万。
我劝她别这样，她不听，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你以为我不想花钱？我还不是为了你！”
这话听得多了，我也就不说了。
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接起来，那头是苏婉的声音，又急又快：“名单出来没？我刚才给何姐打电话，她说没问题啊，你怎么还没消息？”
我拿着电话，没吭声。
“你说话啊！”苏婉急了，“到底有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我说。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过了好一会儿，苏婉的声音变了，变得尖锐起来：“怎么可能？何姐明明说——”
“她说没用。”我打断她，“名单是部里定的。”
“那你就不能去找厅长问问？”苏婉的声音拔高了，“你倒是去啊！你们一个单位的，你去找他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我闭上眼睛，后脑勺靠在椅背上。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已经换了，但灯座老旧，嗡嗡地响。
“你说话啊！”苏婉在电话那头叫。
“不问了。”我说。
“你——”
我把电话挂了。
响了。
我坐在那里，听着日光灯嗡嗡响，听了好一会儿，才打开抽屉，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封口压着一枚曲别针。
我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照片。
照片拍的是一处工地，角落里两个人在说话。
一个人是宋盛，那时候他刚当副厅长，头发还多。
另一个人是工程承包商，姓什么我忘了，只记得当时大家都叫他赵总。
这张照片是六年前拍的。
当时我在那个项目组当临时负责人，有一次去工地巡查，无意中看见宋盛站在货场后面跟赵总说话。
两个人靠得很近，声音压得很低。
赵总手里拎着一只黑色公文包，说完话，他把公文包递给了宋盛。
我站在远处，本能地掏出手机拍了下来。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留个底吧。
留个底。
我把照片放回信封，又放回抽屉。
关抽屉的时候，手指碰到了另一张纸——那是一张调令，半年前省委老干部局发来的，希望我去他们那边任职，职级可以提一档。
我没签。
我觉得我还能再等等，等今年的提拔。二十三年的老同志了，总该轮到我了吧。
现在，这张调令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我拿起调令，翻到签字页，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笔。笔尖落在签名栏上方，悬了五秒钟。
我想起四年前那个晚上。
父亲突发心梗，我打了三遍电话给苏婉，她在深圳陪着何玉娇逛商场，接了电话只说了一句“别急，明天我回去”，就挂了。
我一个人蹲在重症监护室门口，走廊里的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
我在那盏坏了的灯下面蹲了一整夜。
我签了字。
02
回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
楼道里的灯也是坏的，不知道坏了多久，也没人报修。我一步一步摸上楼，摸着楼梯扶手，指腹上一手灰。
掏出钥匙开门，客厅的灯光涌出来。
苏婉站在客厅中间，穿着一件新买的红色连衣裙，烫了头发，化了妆。
茶几上摆着一瓶红酒，四个菜，有鱼有虾，还有一盘凉拌牛肉，切得整整齐齐，摆成花瓣的形状。
她听见门响了，转过头来，脸上的笑容一下就僵住了。
“回来了？”她的声音有点虚，“那个……菜都凉了，我去热热。”
她转身往厨房走，脚步有点乱，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克制的响声。
我站在门口，没换鞋。
“名单的事，”我说，“你知道了吧？”
苏婉在厨房门口停住了，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起。
“何姐下午给我打了电话。”她的声音很轻，“她说是意外，说宋厅长也觉得很抱歉，明年——”
“明年再有名额。”我替她把话说完了。
苏婉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愧疚，有委屈，还有一点点不耐烦。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挤出一句：“那你也不能怪我啊，我都帮你问了多少回了——”
“我没怪你。”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她的语气一下子尖锐了，“你摆这个脸色给谁看？我也很难受的好不好！你以为我愿意去陪着何玉娇打麻将？你以为我愿意给她拎包、陪她逛街、听她吹她儿子？”
她的眼眶红了，声音也哑了。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我换了拖鞋，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红酒还封着口，四个菜都凉了，上面的油凝成了一层白。
“吃饭吧。”我说。
“我不吃。”苏婉一屁股坐在餐桌另一边，双手抱在胸前，“气都气饱了，哪里吃得下。”
我没再劝，自己夹了一筷子牛肉塞进嘴里。嚼不动，冷了的牛肉又硬又腥。
“你说宋盛那个人，”我嚼着牛肉，盯着桌上的菜，慢吞吞地说，“他对你怎么样？”
苏婉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这些年，他每年都给你发拜年红包吧？”
苏婉皱了皱眉：“你问这个干嘛？”
“没什么。”
“你是不是怀疑——”苏婉的声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说我跟他——”
“我没说什么。”我把筷子放下，“吃饭吧，别想太多了。”
苏婉坐在那里，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胸口起伏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别过脸去，声音带着哽咽：“顾家辉，你有没有良心？我苏婉跟了你二十三年，我图什么？我图你那个副处长的位置吗？我图你每个月那点死工资吗？”
我没说话。
“你不识好人心！”苏婉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一声刺耳的响，“我为了你的事跑前跑后，到处陪笑脸，到处低声下气，到头来你还给我脸色看！”
她转身走进了卧室，啪的一声甩上了门。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前摆着四个菜一瓶酒。墙上的钟走得格愣格愣的，每一下都砸在耳膜上。
吃了两口就放下了。
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灯太亮，隔着眼皮都觉得刺眼。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卧室的门开了条缝。
苏婉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已经平静了：“明天我去找何姐，让她再跟宋厅长说说。实在不行，我去找人事处，怎么也得把你的事落实了。”
我没接话。
她又说：“你别灰心，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你不是都熬了二十三年了嘛，再熬一年又能怎样？”
一年。
又一年。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那盏灯是苏婉两年前换的，水银的，亮得晃眼。
“苏婉。”我叫她。
“嗯？”
“你说，如果我不是副处长，你还会嫁给我吗？”
寂静。
卧室的门缝里，半天没有声音。
最后，我听见苏婉说了一句：“你这是什么话？神经病。”
门砰的一声合上了。
我坐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阳台。楼下的小区里空荡荡的，路灯把路面照得惨白。远处的天空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上。我已经戒了三年了，但今天特别想抽。
烟雾被风吹散，什么也没留下。
03
第二天上班，我去了宋盛的办公室。
不是我主动想去的。是宋盛的秘书小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宋厅长请我去一趟。
我走进厅长办公室的时候，宋盛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看文件。
他戴着一副金边老花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衬衫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领带打得笔挺。
“老顾来了？”他摘下眼镜，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坐吧。”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椅子是真皮的，又宽又软，一坐下去整个人都陷进去了。
“喝茶还是喝白开水？”宋盛问我。
“不用了，谢谢宋厅长。”
宋盛点点头，把手里的文件放下，两只手交叉搁在桌面上，看着我很诚恳的样子。
“老顾，今年的提拔名单，你也看到了。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不是你的问题，是部里那边有安排。”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你是个好同志，工作能力我是一直认可的。”宋盛说得慢条斯理，每个字都像经过了精心筛选，“但是你也知道，有时候位置这个东西，不是光靠能力就能定的。上面有关系户要安排，我们下面也难办。”
他说到“关系户”三个字的时候，表情没有任何波动，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
“但是你放心，”他伸手拍了拍桌上的一份材料，“明年的名额，我第一个考虑你。今年不行，明年咱们一定落实。”
我看着他的手。
那是一双保养得很好的手，十指修长，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
他伸出来拍文件的时候，衣袖稍微往上缩了一点，露出了手腕上那块表——是一只瑞士表，表盘是深蓝色的，在灯光下泛着幽暗的光。
那块表我见苏婉的微信朋友圈里发过，上个月何玉娇发的，配文是“给老公挑的生日礼物”。
“宋厅长。”我开口了，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说。”
“我半年前收到一份调令，是省委老干部局发来的。我已经签了。”
宋盛的表情凝固了一秒，很快又恢复如常。他靠在椅背上，两只眼睛看着我，像是在判断我这话的虚实。
“调令？”他重复了一遍，语气淡淡的，“老干部局，那边怎么给你发了调令？”
“那边缺个副处长，看了我的履历，觉得合适。”
“那你去了，职级怎么定？”
“提一档。”
宋盛沉默了。
他低下头，翻了翻面前的文件，又重新抬起头来看着我。这一次，他的笑容更深了，但眼睛里的表情却变了。
“老顾啊，你这是要走了？”
“嗯。”
“你可想好了？老干部局那地方，说好听了是发挥余热，说难听了，就是养老的地方。你才多大？五十不到，现在就退到那边去，你甘心？”
我没回答。
他又说：“而且老干部局不是实权部门，去了就干到退休了，以后调动升迁的机会基本为零。你要是留在咱们厅，明年我给你解决了，以后还有往上走的机会。”
“已经签了。”我说。
宋盛的眼睛眯了一下。
“什么时候走？”
“下周一报到。”
宋盛点了点头，表情看不出喜怒。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顾，你是个好同志。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尊重你的选择。不管去了哪里，咱们还是同事，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开口。”
“谢谢宋厅长。”
我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叫住我：“对了，老顾。”
我回过头。
“你老婆跟何玉娇认识很多年了吧？”
我看着他，没说话。
“苏婉这个人呢，挺热心的。”宋盛笑了笑，“何玉娇老夸她，说她是个能办事的人。以后到了老干部局，那边老同志多，你老婆要是能帮忙牵个线，跟老同志们多走动走动，对你工作也有好处。”
我盯着他那双含着笑意的眼睛，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嗓子眼，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我会跟她说的。”我说。
然后推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静悄悄的，日光灯管的嗡嗡声又响起来了。我走在楼道里，脚步声被地毯吸得干干净净，像踩在一团棉花上。
电梯门开了又合，合上的一刹那，我看见门缝里映出我自己的脸。
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也是这张脸。
二十三年，我习惯了。
04
下午我回了办公室，开始收拾东西。
东西不多。文件送还档案室，书搬回家里，杯子扔进垃圾桶。办公桌上很快就空了，只有桌面上压着的玻璃板，底下还压着一张泛黄的工作证。
我把工作证抽出来看了看。上面的照片是我二十九岁时候拍的，那时候头发多，人也精神，眼睛里有光。
后来那光就灭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灭的，等我发现的时候，它已经灭了好多年了。
我把工作证贴在胸口上印了印，然后放进了公文包。
手机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顾处长，我是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的季婉清。您上次提的那个事，我们这边已经进入程序了。如果您方便，想跟您当面聊一聊。”
我捏着手机，盯着这行字看了好一会儿。
季婉清。这个名字我有印象。半年前是她给我送来的调令，当时我们见过一面，只聊了十几分钟。她三十出头，说话干脆利落，办事效率很高。
我回了一条消息：“好，明天下午三点，我去你办公室。”
发完消息，我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明天下午三点。
后天就是周一，我该去老干部局报到了。
我睁开眼，拉开最底下的那个抽屉。里面的牛皮信封还在。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不重，轻飘飘的。
里面装的却是这几年的重量。
我把信封放进了公文包，跟工作证放在一起，拉好拉链。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苏婉。
“晚上回家吃饭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像是昨晚那场争吵从来没发生过，“我买了排骨，给你炖汤。”
“不回了。”我说。
“去哪？”
“办公室收拾东西，有点多，弄完就晚了，在单位对付一顿。”
那边沉默了几秒，然后苏婉说：“行吧，你早点休息。”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进兜里，站起来，最后环顾了一眼这个待了二十三年的房间。
墙角有块水渍，是五年前楼上漏水留下的。
窗帘洗过很多次，边角都已经发黄了。
空调是老式的，遥控器上的数字都看不清了。
“走吧。”我对自己说。
我拎起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走廊里空无一人，日光灯管还是那根坏的，一明一灭。
我按了电梯按钮，等了大概十秒钟，电梯门开了。
里面站着一个人。
何玉娇。
她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挎着一只白色的包，头发烫着大卷，脸上描着精致的妆容。看见我，她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了一个热情的笑容。
“哟，老顾！这是要下班了？”
“嗯。”我点点头，走进电梯。
何玉娇跟了进来，按了一楼的按钮。电梯开始往下走，狭小的空间里只有电梯运转的嗡嗡声。
“老顾，昨天的名单，我也听说了。”何玉娇侧过头看着我，语气里带着几分惋惜，“本来老宋帮你争取了的，但是部里那边卡得太紧了，实在没办法。”
我从墙壁的镜子里看着她表情自然，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
“没关系。”
“你别灰心嘛，”何玉娇笑着说，“明年肯定给你升。老宋跟我都说了，你的事他一直放在心上。”
电梯到了。
门开了，一楼大厅里没什么人。
何玉娇先迈出去，我在后面跟着。她走出了大厅门，站在门廊下面，回过头来看着我，又补了一句：“苏婉那边，我会跟他说的，让她别着急。”
“不用麻烦了。”我说。
何玉娇歪了歪脑袋，像是在思考什么，又笑了笑：“那行，你忙吧，我先走了。”
她转身往停车场的方向走，脚步轻快，高跟鞋敲在地面上咔咔响，声音清脆又笃定。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拐角。
然后我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份离婚协议，看了看上面我签好的名字，又放了回去。
明天的这个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
05
第二天下午两点五十分，我准时到了省委大院。
组织部在三楼，走廊很安静，每个门上都挂着牌子。我找到了干部二处的办公室，敲了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季婉清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她看见我，放下手里的钢笔，站起来跟我握了手。
“顾处长，请坐。”
我在沙发上坐下。季婉清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表情变得认真起来。
“顾处长，我今天请你来，主要是想跟你说几件事。”
“第一，老干部局的调令已经走完了程序，后天正式生效。你的职级从副处提了一档，虽然还在副处序列，但待遇上去了，工资涨了大概百分之十几。”
“谢谢。”
“第二件事，”季婉清顿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档案袋，“你之前跟我提过的那件事，我请示了上级领导。领导的意思很明确，如果你手上真的有实质性的材料，我们会启动正式的调查程序。”
她看着我的眼睛：“但是你要想清楚，一旦启动了，就没有回头路了。”
我沉默了几秒钟，伸手进公文包里，拿出了那个旧牛皮信封。
“证据都在里面。”我把信封放在她桌上，“六年前到现在的，陆续收集的。”
季婉清打开信封，把照片和文件拿出来，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她的表情越来越严肃。
“这些材料，你是怎么拿到的？”
“工程审计的时候留了底，有几次是我自己拍的。还有一些是从档案室借出来复印的。”
“档案室借的？”季婉清抬起头，“那些档案应该有人监管的。”
“监管的人是我徒弟。”我说，“他值班的时候，我去看的。”
季婉清盯着我，像是在重新审视眼前这个人。她看了我片刻，把材料收好，放进了一个新的档案袋里。
“我会把这些转交给纪委部门。后续可能需要你配合调查，你愿意吗？”
“愿意。”
“好。”季婉清站起来，跟我握了手，“顾处长，这件事办完，可能有些人会记恨你。”
“我知道。”
“你不怕？”
“不怕。”我说，“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走出省委大院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路边的灯陆续亮了，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一片昏黄的光。
我站在大门口，抬头看了一眼省委大楼。楼上的窗户亮着灯，一扇接一扇，像是无数个发光的眼睛。
苏婉发来的消息：“今晚回家吗？”
我没回。
我站在路灯下面，点了一支烟。戒烟戒了三年，昨天破了戒，今天就彻底放开了。烟雾在暮色里升腾，散开，被风吹得没有方向。
我又翻了翻手机，找到父亲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那头接了。
“爸。”
“咋了？”父亲的声音还是那样，沙哑，沉稳，不紧不慢。
“我调单位了，后天去省老干部局报到。职级提了半级，工资也涨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父亲嗯了一声：“那挺好的。”
“我叫你寄的东西，你收到了吗？”
那头又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收到了。”
“别给别人看。”
又是一阵沉默。路灯的电流声嗡嗡作响，我听见父亲在那头咳嗽了一声。
“家辉啊。”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迟疑，“你做的这些事……你心里有数就行。我老了，帮不了你什么。”
“不管发生什么，你记着，家里有我。”
我捏着手机，喉头突然哽了一下，好半天才挤出一个字：“嗯。”
挂了电话，我把烟头掐灭在路灯杆上，转身往回走。
06
周一早上，天还没全亮。
我起得很早，五点就醒了。窗帘外面还是一片灰蒙蒙的，只有远处马路上偶尔有车灯扫过。
我没吵醒苏婉，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换上一件新买的白衬衫。
衣柜里挂着的那件旧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子也泛黄了。我没带走它，让它挂在那儿，挂着吧。
客厅的茶几上放着那份离婚协议。一式三份，我签了一份，剩下两份空着名字。压在下面的是一个牛皮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字条。
银行卡里有十万块钱，是我这些年的私房钱。字条上写着：“协议签了，放在我单位的门卫室。钥匙在门口脚垫下面。”
从卧室的门缝里，我能听见苏婉的呼吸声，不急不缓的，睡得正沉。
我没惊动她，拉开房门，轻轻关上。
下了楼，走到小区门口，早晨的冷风迎面吹过来，我缩了缩脖子。小区门口的早餐摊已经出摊了，豆浆和油条的味道飘过来，闻到就觉得饿。
我买了一杯豆浆，两根油条，站在路边吃完了。
吃完刚好六点半，天已经亮透了。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单位。
周末的办公楼空荡荡的，连门卫老大爷都没在。我用门禁卡刷开了门，走进去，电梯还是老样子，嗡嗡响着，慢悠悠地上去了。
我没有去办公室。我从大楼侧面的楼梯下去，走过那条连接家属区的连廊。
连廊下面种着几棵老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剩下的几片被风吹着，簌簌地响。
我站在连廊里，等了一会儿。
七点十分，何玉娇的车停在了楼下。
她今天穿了一身墨绿色的套装，手上拎着那只白色的包，脚步轻快地往办公楼的方向走。
走到连廊边上的时候，她看见了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露出了一个公式化的笑容。
“咦，老顾？你今天不是要去老干部局报到吗？怎么还在这儿？”
“等一个人。”我说。
“等谁？”
“等你。”
何玉娇愣了愣，脸上的笑容还没完全收住，但眼神已经变了。
“等我？什么事？”
我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份离婚协议，递到她面前。
何玉娇低头一看，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她盯着协议上的字，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抬起头来。
“你跟苏婉……你们……”
“协议我签了。”我说，“你帮我转交给她，或者你自己拆开看都行。但有一条，明天这个时候，我要看到她的签字。”
何玉娇的脸变了一变，说不清是尴尬还是惊讶。她接过协议，翻了下内容，然后抬头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慢慢变得复杂。
“老顾，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夫妻俩的事，你拿到我这里来——”
“你跟她关系好。”我打断她，“你转交最合适。”
何玉娇捏着协议，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一份东西，我放在门口脚垫底下。”我说，“家里的钥匙，你也帮我转交给苏婉。我就不回去了。”
何玉娇的表情彻底变了。她盯着我，声音压低了：“老顾，你这是……跟苏婉断得这么干净？”
我没回答，转身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下，头也没回地说：“明天记得离婚。”
然后我走过连廊，走出侧门，走到大街上。
秋天的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
我站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我去哪儿，我说，省老干部局。
车开了。
后视镜里，办公楼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我靠在座椅上，把眼睛闭上了。
07
老干部局在城西，一栋灰色的老楼，门口挂着褪色的牌子。
我报到的时候，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他姓刘，五十出头，头发花白，说话慢吞吞的，一看就是在体制里泡了一辈子的老油条。
“顾处长，欢迎欢迎。”他跟我握了手，带着我参观了办公室，“条件比不了厅里，将就一下。”
办公室不大，窗户朝北，阳光只能照到下午两点就没了。木头的办公桌面上压着一层薄薄的灰，抽屉里有一股陈年的霉味。
我坐在新办公室里，打开窗户通风，外面传来树上的鸟叫声。
安静。
比厅里安静多了。
上午十点，手机震了一下。
是苏婉打来的。
我没接。
第二遍，又打来了。
我接了起来。
电话里长久的沉默。
“你什么时候走的？”苏婉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
“今天早上。”
“协议我看到了。”
又是沉默。
“顾家辉。”苏婉的声音突然变了，哑了，带了鼻音，“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知道。”
“你知不知道何玉娇给我送协议的时候，她那个表情？你知道我多难堪吗？”
“何玉娇的表情。”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一个画面——苏婉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协议，何玉娇站在一边，脸上挂着那种高高在上的怜悯。
“你不应该把协议给她的。”苏婉说。
“那应该给谁？”
苏婉没回答。
“你不就是想恶心我吗？”苏婉的声音又尖锐起来了，“顾家辉，你狠。你够狠。我跟你二十三年，你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你还有良心吗？”
“你有良心就行了。”我说。
“你什么意思？”
“那张发票。”
苏婉愣了一下：“什么发票？”
“何玉娇在香港让你代签的那张发票，金额三万七千多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
“那笔钱，是宋盛的卡刷的。发票挂的是公款接待的名目。”我说得慢条斯理，每个字都很轻，“苏婉，你是帮何玉娇代签，还是帮宋盛代签？”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只有急促的呼吸声。
“你……你怎么知道的？”
“你查我？”苏婉的声音变了，“顾家辉，你查我？你居然——”
“我没查你。”我说，“我只是留了个心眼。那年你从香港回来，发票忘了撕，夹在包里被我看见了。”
沉默。
长久的沉默。
“苏婉。”我开口了，声音很轻，“我只问你一件事。那笔钱，买的东西你拿到手了吗？”
电话另一头没有说话。
但她的沉默，就是回答。
我挂了电话。
窗外，树叶被风吹落了几片，落在窗台上，打着转。
我盯着那几片叶子，看了很久。
不是苏婉。是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顾处长吗？我是省纪委的。关于宋盛同志的问题，我们今天下午想请你来配合调查，方便吗？”
“方便。”
“下午两点，可以吗？”
“可以。”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来了。
终于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