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最严吏治！反腐就只是简单的“抓贪官”吗？

大家可能都有同样的感受，这十几年来我们的反腐力度太大了。

十八大以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能看到新闻里又有谁谁谁落马了。至今十多年过去了，这场反腐风暴不仅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反而越刮越猛。力度之强、涉及官员的层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甚至是空前的。

我们来看一组让人震撼的数据：

从党的十八大到二十大，十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一般为副部级以上），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各级“一把手”20.7万人。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2012到2022年，平均每年有超过45万人被处分，平均每天有超过1200人被处分。

这是什么力度？官方的评价是：史无前例。

而且二十大以后，反腐败力度没有减弱，而是在加强。

2023年，立案62.6万件，处分61万名官员。2024年，立案87.7万件，处分88.9万人。2025年立案101.2万件，处分98.3万人。

一年要处分上百万官员，而且下到村部，上不封顶。没有“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中国历史上吏治最严的时期之一。

很多人看着这些新闻，可能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的反腐力度这么大？

如果深入研究，还会有下面这些延伸的问题——腐败是中国特例吗？为什么计划经济时期的腐败比改革开放时期更少？腐败问题如果一直都有，那为什么是最近这十几年反腐力度突然加码？腐败到底应该怎么治理？只靠喊口号就有用了吗？反腐就是简单的“抓贪官”吗？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这些问题。

一．中国历史各朝代的惨痛教训

首先第一个问题，腐败是中国特例吗？

当然不是，腐败从不是哪个国家、哪个朝代的专利，它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只要有权力，只要有利益，腐败就会像野草一样冒出来。

纵观人类历史，有太多强大的王朝、繁荣的国家，都是因为腐败而轰然倒塌的。

明朝之初，朱元璋对贪官有多狠？贪污60两银子以上，直接剥皮实草。就是把贪官的皮剥下来，里面塞上稻草，挂在衙门口示众。这够狠了吧？但200多年后，崇祯吊死煤山，明朝还是亡了，亡在了东林党争和官场腐败。

清朝末年，就要亡国了，但整个官僚系统都在捞钱。末代庆亲王奕劻仅在英国汇丰银行存款就达712.5万英镑；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的是海军军费；北洋水师的炮弹都是空的，因为钱都被贪了。甲午战争一打，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从此一蹶不振。

再说国民党，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会败退台湾？军事上打不过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彻底失去了民心。为什么失去民心？腐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了大量的日伪财产。这些财产本来应该归国家所有，结果呢？变成了各级官员的私产。老百姓称之为"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金子，全都进了官员的口袋。

更要命的是法币改革。1948年，国民党搞了个金圆券改革，强制老百姓把手里的黄金、白银、外币都换成金圆券。老百姓刚换完，金圆券没多久就疯狂贬值。几个月时间，物价涨了几万倍。大家一辈子的积蓄，一夜之间变成废纸。

老百姓不傻，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当共产党打过来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箪食壶浆，喜迎解放军。国民党，因为腐败透顶而失去民心，因为失去民心而失去了一切。

这就是腐败的危害。它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二.新中国成立初的腐败问题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腐败在各朝各代、古今中外都会发生，那新中国成立后存在腐败问题吗？

当然存在，1952年查处的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震惊全国。这个案子表明，即便是在建国初期，即便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一类老革命，也可能经不起考验而严重腐化。

但客观来说，计划经济时期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远不如改革开放以后。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因为严厉打击，是刘青山、张子善案起到了很强的震慑作用。

但如果只需要杀几个人就能解决腐败问题，那就想简单了，腐败也不会是人类社会的顽疾了。计划经济时代腐败问题相对较少，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是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的资源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粮食、布匹等一切生活资料都是凭票供应的。你想贪，大多也就是实物型的侵占，最多用于个人消费。而且，就算贪污到了钱，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私营经济，更没有投资渠道，还是只能转化为个人消费，而人的吃穿用这些基本消费在那个年代都是有限度的，腐败也不会无限膨胀，形不成规模。

其次是政治运动的高压。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客观上确实对腐败形成了巨大的威慑。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很少被提及的原因：那个年代干部待遇相对来说其实还不错。

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大家都不富裕，但干部的生活水平相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要好一些的。他们有干部食堂，有干部病房，有干部疗养院。这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算是相当不错了。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的贫富差距非常小。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生活水平差距不大。这种相对平等的社会环境，客观上减少了腐败的动机。你想想，如果社会上没有暴富的人，没有奢侈的生活方式，干部们也就不会眼红富人，没有那么强的欲望去追求物质享受。

所以，计划经济时代腐败问题相对较少，不完全是因为人的觉悟高，主要是因为整个体制、整个社会环境，都不具备大规模腐败的条件。

三.改革开放后的腐败问题

那改革开放之后，腐败问题为什么开始汹涌起来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是因为“道德滑坡”、“人心变坏了”，但是把“腐败”这么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只简单归结为道德问题，肯定是不科学的。

总的来说，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环境、利益结构、分配方式......这些种种因素，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巨变。所以，腐败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年代开始不断发酵，最后泛滥成灾。

而且和计划经济时代实物型侵占相比，市场经济时代的腐败以资本型、交易型的经济犯罪为主，官商勾结的现象空前膨胀，金额特别巨大。

具体来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市场经济的引入。

市场经济是个好东西，它能极大地提高效率，释放生产力。但市场经济也有它的天然弊端，就是它会带来巨大的权力寻租的空间。

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同样的商品，计划内的价格很低，市场上的价格很高。这中间的差价，就是巨大的利润空间。谁能拿到计划内的指标？有权力的人。于是，批条子、批指标，成了最赚钱的生意。

90年代后期，价格双轨制基本不存在了，但权力寻租的空间依然很大。比如，一处国有资产的处置，就有官商勾结的操作空间；一个政府工程的承揽，就会带来惊人的利润；一个内幕消息提前释放，就会让先知道的人变现出巨额的利益。

一旦有了这样的土壤，资本因为其自身属性，永远会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去。什么地方回报率最高呢？有信息差的地方、公权力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而这时候，如果贿赂和腐败是没有后果的，那贿赂当然是成本最低而获益最大的一种发财方式。所以，资本有强烈动力向公权力渗透。

第二个原因，是制度建设的滞后。

市场经济不是说不好，而是一定要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但这套制度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在制度还不完善的时候，权力就会钻空子。

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领域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土地怎么转让？国有企业怎么改制？这些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在这个过程中，有权力的人就可以利用制度的漏洞，为自己谋取私利。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观念的变化。

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改革开放之前，整个社会崇尚的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这时候强调的是道德感召、信仰驱动，但因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客观上影响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

而改革开放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点燃了整个社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也让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致富不再是可耻的，而是光荣的。这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很多人开始不择手段地追求财富。“笑贫不笑娼”、“有钱就是大爷”，这些观念开始在社会上蔓延。

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分配什么大家就用什么，彼此都差不多。但市场经济不一样，社会上分化出了富人和穷人。豪宅、豪车、奢侈品甚至私人飞机，只要你有钱，都是你的，别人都没有。

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和分配上的悬殊，对人的欲望是一种巨大的刺激。特别是对一些手握权力的人来说，他们看到自己服务的商人们香车美女、花天酒地，心理开始失衡。凭什么我操劳半生，还不如一个做生意的？凭什么我兢兢业业工作，收入还不如一个个体户？

这种心理失衡，加上权力在手，权钱交易就开始了。他们的心理开始扭曲，并不断把腐败合理化：“这工程给谁干不是干”“我捞一点点也没事”“反正别人都在捞，我不捞不是傻吗？”

说到这里，改革开放后腐败盛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官员激励机制的副作用。

这就得提到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央地关系中的一个典型现象——GDP锦标赛。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就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指标。哪个地方GDP增长快，财政收入增长快，哪里的官员就有机会升迁。而你这个地方经济搞不上去，对不起，你就得原地踏步，甚至被调到更差的地方去。

这套激励机制的效果是惊人的。全国有几百个地级市，几千个县，每个地方的官员都在拼命发展经济、招商引资。

客观地说，这的确是过去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凡事有两面。

在这种“GDP至上”的逻辑之下，部分官员的行为包括思想也都变形了，他觉得“我跟商人搞好关系是为了发展经济”，“我搞点暗箱操作是为了走捷径更快的发展经济”。“反正只要经济上来了，我大概就要升迁，至于个人拿一点‘辛苦费’，这有什么要紧的”。

所以，改革开放后腐败问题的汹涌，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而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国家处在“转型期”的问题，也是很多国家在转型期都会遇到的问题。

什么叫转型期？就是一个国家“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向另一种经济体制”或者“从一种发展模式转向另一种发展模式”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旧的规则已经不管用了，新的规则还没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而这种无序，恰恰是腐败滋生的土壤。

纵观世界历史，几乎所有国家在转型期都经历过严重的腐败问题。

俄罗斯在90年代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国有资产被大规模私有化，一夜之间诞生了一批寡头。这些寡头用极低的价格，从政府手里买走了石油、天然气、矿产等战略资源。有人算过，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的国有资产，价值超过1.7万亿美元。

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在位32年，有人估计，其家族财产超过150亿美元。这些钱都是在印尼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权钱交易获得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甚至可以说，在一个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腐败的猖獗几乎是必然的，英国、美国、法国在工业化初期，经济起飞期的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都经历过腐败盛行的阶段。

所以，转型期腐败高发，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不是说中国人特别容易腐败，而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腐败问题必然会凸显出来。

四.改革开放之初如何预防腐败？

这时大家可能又会有一个疑问，既然腐败是一个可预见的问题，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没有想办法预防和解决它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央就意识到了腐败是必然发生的。

今天我们应该都听过“两手都要硬”这句话，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和之后多次反复强调的，这两只手是指什么？就是一手抓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一手抓反腐败和经济犯罪，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所以某种程度上，一开始，就是把反腐败和改革开放放在同一高度的。这些话不是说说而已。整个80年代，中国进行了多次打击经济犯罪的专项行动。00年代，对贪污腐败现象也抓得很严。

和“两手抓”理论相似的，还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一句话：

改革开放，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和规范人的积极性。

什么意思？因为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要把国家经济搞起来。所以，调动积极性，就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要用物质激励，让人们有动力去创造财富。规范积极性，就是同时也要建立法律制度，要打击腐败和犯罪，不能让人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这两者同等重要，也必须同时进行，缺一不可。

但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度非常非常难把握。如果规范得太严，就会束缚人们的积极性，经济就跑不起来；而如果放得太松，就会导致腐败泛滥，改革的成果就可能付诸东流。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从结果上来看，总体上是“调动”大于“规范”。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极其难得的全球化发展机遇期，所以对外是韬光养晦，对内是各地搞GDP竞赛，首要任务就是让中国尽快富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实掩盖了很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制度滞后、比如监管缺位、比如贪腐猖獗、比如地方债务。

应该说，这不完全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策略，而更像是一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无奈，而这，客观上导致了对腐败的打击确实存在不够彻底的现象。

所以，当全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中国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甚至第二大经济体时，腐败问题也在不断积累，甚至已经威胁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五.反腐力度加大

而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在最近十几年，反腐的力度突然变得这么大？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发展阶段变了。

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国走的是粗放型发展的道路。就是靠大量投入资源，靠低成本劳动力，靠廉价土地，以及靠地方政府的经济竞赛，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是有效的，但它不可持续。到了一定阶段，资源会枯竭，环境会恶化，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会上升，这种模式就走不下去了。

2012年前后，中国恰好走到了这个节点。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而高质量发展，需要技术创新，需要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需要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高质量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就像00年代中后期大力抓环保一样，在之前粗放型发展时期，自然环境遭到了污染，政治环境也同样遭到了污染，但到了一定阶段，自然环境问题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存，而腐败问题同样严重阻碍了国家发展和社会和谐，所以就必须都要上雷霆手段，下决心治理。

所以，最近十几年的大力反腐，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还有一个原因更加急迫——因为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当时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企业，从城市到农村，无一幸免。

老百姓办个事，要送礼；孩子上个学，要送礼；看个病，要送礼；甚至连遗体火化，都要给火葬场的工人塞红包。这种扭曲的现象不是个例，而成了一种社会常态，一种约定俗成的潜规则。

与此同时，这时期还有一些典型的腐败案件暴露出来，可以说引起了公愤。

比如2006年的上海社保案。这个案子涉及到了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结果它的一把手居然是个大贪官。

还有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爆发。这个事件表面上是食品安全问题，但背后是监管部门的腐败和失职。那些本应该保护老百姓健康的官员，却在玩忽职守，甚至收受企业的贿赂。结果是几十万婴儿健康受损，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的信誉毁于一旦，这起案件至今回想还让人痛心。

更可怕的是，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一个人腐败，而是一群人、一个系统、一个地区集体腐败。

2014年查出的山西官场塌方式腐败就是典型案例。

当年，山西一个省一年就查处省部级高官7人，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545人，全年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5450人。山西的四套班子——省委、省政府、人大、政协，无一幸免，连本身就是监管腐败问题的省纪委系统内部也查处了117人，让人触目惊心。

而且这些腐败分子的疯狂程度也令人震惊。当时有个县长，不仅受贿，甚至直接把财政资金打到宾馆，再从宾馆转到了自己兜里。还有一次，得知县里收缴了一批文物后，这个县长亲自挑选33件珍贵文物，直接搬回了自己家，等纪委来办案，他说：

我是县长，你们没有权力跟我说。

甚至在十八大后高压反腐下，还有干部在被双规前一个月还收受了一套价值280万元的三亚房产，被查当天口袋里还装着一万欧元受贿款。

而在此之前，山西省会太原先后已有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处，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落马。

山西不是特例，可以说，是全国的缩影。这种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案件表明，腐败分子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不仅贪污受贿，还干预司法，直接威胁到了社会的稳定。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是什么后果？

苏联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今天能找到各种原因，经济问题、被冷战拖垮等等，但如果仔细研究苏联解体的过程，就会发现，腐败才是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联晚期，整个官僚系统已经彻底腐化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高层官员的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勃列日涅夫自己就收藏了几十辆豪华轿车，他的女儿更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

更要命的是，苏联的腐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苏联的官员们早就不相信共产主义了，他们嘴上说着马列主义，心里想的是怎么把国有资产变成自己的私产。

当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些官员没有一个站出来保卫苏联，相反，他们迫不及待地瓜分国有资产，摇身一变成了寡头。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如果不花大力气遏腐败问题，中国也可能走上苏联的老路。

这就是我们最近这十几年大力反腐的根本原因，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如果任由其蔓延，可能有亡党亡国的风险。所以中央一再强调，这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斗争。

所以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一场为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自我革命。

六.国家有哪些“反腐”手段？

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腐败的危害性太大，反腐刻不容缓，那到底应该怎么“反”呢？

光喊口号是没用的，一味道德感召也是没用的，它是个法制问题，是一场革命，而且是一场非常严酷非常艰难的革命。为什么？因为敌人在内部、在暗处。

反腐有多难？

它需要得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势力是很大的。因为互相牵连、利益相关，所以他们会极力互保。因为在生死关头，所以这些人什么都能干得出来。

它还需要对抗中国几千年来人情社会的传统观念，“圈子文化”、“送了礼好办事”、“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结贵人找靠山”，这些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甚至很多人不是有事才行贿，而是像思维惯性一样，他就算没事相求也爱给领导送点礼，攀点关系，总觉得以后有用得上的时候。这样的社会心态太普遍了，简直是滋生腐败的绝佳土壤。

另外，反腐不只是抓人就行了，最关键的是它还得善后，一个班子因为反腐被抓进去一半，突然中止的工作怎么交接？原来的项目怎么推进？原定的计划怎么达成？这些都是要解决的。不能贪官抓了，班子乱了，经济崩了。这就像在万米高空开一架飞机，飞机不能失速，更不能坠落，但同时要把发动机拆出来大修一遍。

而且，一抓反腐，一些官员可能就躺平摆烂了，可能被说官商勾结是吧，好，那我就不跟商人接触了，产业集群我也不打造了，企业有问题我也不管了，招商引资我也不热心了，上面说啥我做啥，没说的坚决不做，快退休的混到退休，年纪轻的混个安安稳稳平安无事，经济发展不重要，保住乌纱帽最重要。显然，这又事与愿违了。

所以，反腐败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腔热血，它需要非常科学、系统的方法论，它不仅仅是要不要和敢不敢的问题，而是个怎么做的方法问题。

那这些年我们是怎么做的？

既然是一场革命，那第一步是什么？就是要对斗争形势有清醒的判断。所以首先是——判断形势，明确性质。

腐败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所以决策层对反腐败的定位是“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集合体。

攻坚战，就是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首先要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这些容易出现腐败问题的重点领域，集中歼灭。

持久战，就是认识到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非一日之功，需要摒弃“速胜论”的幻想，准备长期斗争，永远在路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条，因为阶段性、运动式反腐只能解决一时，不能解决根本，腐败分子会潜伏起来。而当反腐常态化时，腐败分子的心理预期会彻底改变。

总体战，就是强调全方位监督。反腐败不仅是监察机关的责任，更需要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综合运用政治、法治、技术、文化等多种手段。

定位清晰了，第二步就是——分析矛盾，找到方法。

这里的核心是9个字——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不敢腐，侧重于严厉惩治，形成强大震慑，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

不能腐，侧重于制度建设和权力制约，扎紧制度的笼子，切断利益输送的链条，解决的是腐败机会问题。

不想腐，侧重于思想教育，重塑官员信仰，解决的是腐败动机问题。

这三者并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而是一体推进的系统工程，是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辩证统一关系，最终希望达到的是“1+1+1>3”的效果。

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比如，“风腐同查同治”。

这里的“风”就是作风，“腐”就是腐败。几乎所有官员都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贪污受贿的，基本上都是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这些不正之风开始，然后逐渐滑落深渊。

所以，在查腐败的过程中，如果某个干部被发现存在违规吃喝、收送礼品这些作风问题，那就会被合理怀疑他背后可能还存在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同样，在查某个官员的腐败问题时，也会去倒查其演变轨迹中存在的作风问题，然后在党内纠正这种作风问题，警示其他人。简单说，就是“由风查腐，由腐纠风”。

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制度设计，因为腐败问题通常很隐蔽，在暗处，而作风问题几乎在明处，好发现，两者又同根同源，所以查处的命中率很高。

中央八项规定就是从一些“小事小节”的作风问题出发，防止这些“小问题”变成“大腐败”，本质上这是在治病救人。

第二是，大数据反腐。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绝对是今天反腐的利器，威力相当大。比如2022年底的福建建工集团原总经理助理郑光忠案。

通过大数据，办案人员查询关联账户，梳理出40多名涉案人员名下的1100余个账户、40多万条交易明细，以及不动产登记、工商登记、审计报告、工程项目材料等3000余份，以此为基础，查出了郑光忠受贿1.2亿余元。

在辽宁沈阳市纪委监委大楼，有几间恒温机房里放着近百台服务器，这里存储着全市上千个一级预算单位的数十亿条数据。通过建立腐败风险预警系统，人工智能可以全天候进行数据智能分析，对权力运行进行动态监测。而这样的大数据系统不是只有沈阳才有，已经开始在全国普及。

第三，是“一把手”监督制度。

大家想，一个区域内如果发生腐败，谁的危害最大、影响最恶劣？一把手。一把手一旦腐败就很容易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而这种一把手腐败，本质上又常源自于监督的缺失。所以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

1.建立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给一把手划出红线。

2.履职全过程监督，对一把手建立事前明责、事中监督、事后问责的完整闭环。

3.全方位监督，目前对腐败问题已经建立起全面覆盖的监督体制，包括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而一把手是被监督的重点。

4.为一把手建立廉政档案并动态更新，塑造精准画像。

5.对一把手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快查快办。

除了这些之外，中央其他反腐手段还有很多很多，基本都是基于对海量腐败案件深度分析之后，设计出的直击要害的措施，这些措施不是形式主义，而是能精准地打在腐败分子的七寸上。

七.未来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通过这些斗争，我们真的能解决腐败问题吗？以后的腐败现象会减少吗？

我觉得，一定会。

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反腐，和其他国家和历史各朝代的反腐，都不一样。

首先，定位就不一样。

和其他国家相比，它们一般将反腐视为维护行政效率、保障市场公平的一种手段，基本上是司法机构独立办案。但今天的中国，则是把反腐看作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自我革命。

反腐不仅仅是司法机构的任务，司法的前面有纪委，纪委的前面有各种党纪党规，以及监察、派驻、巡视等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为什么这么严？因为我们不像其他国家，腐败只是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它是根本问题、最大的问题、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

另外，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反腐往往会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比如美国有个词叫"合法腐败"，就是很多我们看来是腐败的行为，在美国是合法的。比如说政治献金，比如说游说，比如说旋转门。这些行为本质上都是权钱交易，但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下，它们是合法的。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它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手段，影响政治决策，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政客们为了获得资本的支持，也不得不向资本妥协。

但中国不一样。

说到这里，我们得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政党。而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是什么？是实现共同富裕。

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解决腐败问题。因为腐败本质上是少数人利用权力，侵占本应属于全体人民的财富，是一种不正当的财富转移。如果不解决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共同富裕和腐败，是水火不容的。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反腐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是必须要全力去做的事情。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由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从理论上说，共产主义和腐败是不共戴天之敌。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如此，那现实中腐败问题之前不还是很严重吗？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为什么说今天的反腐败和中国历史朝代上的吏治都不同？

简言之，最大的区别就是，共产主义是有长远奋斗目标和分步骤的发展阶段的。而封建社会时期，虽然生产力也会发展，但它追求的只是一家一姓的帝祚永延、世袭罔替，并没有最终奋斗目标，更没有把终极目标拆解为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一理论支撑。

按照官方的定义，我们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叫初级阶段？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还不够发达，我们的制度还不够完善，贫富差距的问题还很明显。在这个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都会比较突出，腐败问题也不例外。

但初级阶段可不是终点，而是起点。而且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而不是静止不变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我们还要进入若干新的发展阶段，最终目标是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但它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清晰的使命。

在这个进阶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制度的完善，我们会更有资源也更有能力来解决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因为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的要求，我们也必须解决腐败问题。

这并不是空想，而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比如最近十几年的反腐，虽然不可能短期内把腐败完全铲除，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随着越来越多的制度漏洞被堵上了，随着监管系统的不断进化，腐败现象的确在好转。

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反腐往往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它会不断地寻找新的腐败方式。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最终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或者说要把它遏制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所以，今天的一切腐败和反腐败，都是发展阶段中的现象。腐败是上一个发展阶段中产生的问题，反腐败是为下一个发展阶段奠定基石。而我们在其中走的每一步，都不是白走的，不是盲目的，都是在向那个最终目标迈进。

2300多年前，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曾留下千古名篇《离骚》，其中有两句特别适合放在结尾，意为：在追寻真理的路上，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但我将百折不挠、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探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