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鹏：故乡、母亲以及永无休止的漂泊 | 天涯·“新大众”散文小辑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4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者按

2025年10月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202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6年7月3日，海南省新大众文艺创作与联络中心在《天涯》杂志的所在地海口市流芳路8号揭牌，这是全国新大众文艺业态蓬勃兴起的背景下，海南着力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举措。

新大众文艺之“新”，在于主体新、形态新、机制新。《天涯》2026年第4期“散文”栏目特别策划“新大众”散文小辑，邬霞、王业贵、程鹏三人的散文作品，凸显出“新大众”是这一具有包容性、流动性的集合体的身份主体。他们无论写故乡还是他乡，无论写自己还是身边人，都体现出《天涯》一直以来呼吁的“人民性”。

今日，我们推送原刊于2026年第4期“散文”栏目“新大众”散文小辑中的程鹏《故乡、母亲以及永无休止的漂泊》一文，以飨读者。

故乡、母亲以及永无休止的漂泊

程鹏

摄影师如同虚设地跟着我，自从她来到我的门前，她像影子一样。她徒步去西藏，认识了我的朋友李浩。在李浩旅行袋里发现了我的散文集《在大地上居无定所》，她立刻有了兴趣。对于他们那个群体的人来说，徒步旅行，去远方，去流浪，找他们内心的流放，那是他们追求自由的方式。自从看了我的散文集后，她联系上我，西藏旅行结束后，她同李浩站在我的门前。

她的脸有太阳晒伤了的颜色。她认真地阅读了我的诗歌，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她说，她要拍南方，要拍我，要做我的摄影师。

从此，不管我出现在哪里，她都做了我的摄影师。在我所厌倦了的场景中，她拍出了一帧一帧富有文艺气息的图片。她就是我的知己，我没有说出的话，她都能懂；我眼中的忧伤，她也懂。

薄暮时分，我挤在公交车上，接到了新疆二姐的电话，她说，妈妈出车祸了。她在那边哭。

拥挤在公交车上，我听得明白，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忍着内心的悲痛，把奔涌出来的泪忍回了眼眶。挂了电话，我没有哭，因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不想在公共场所流泪。

我下了公交车，我想回拨给二姐，没想到前妻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哭。她哭，我也没来由地哭了出来。我哭着爬上楼梯，进了我的出租屋。然后，所有亲戚都打来了电话，这些平时不怎么联系的人，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

我的母亲吃完晚饭后，就出去串门了，回来时，天有些黑，过公路时，后面来了一辆小车，把她撞上了。好在是汽车上坡，车速缓慢。按我母亲的说法，汽车没有打喇叭，因为天刚黑，汽车也没有亮灯。惊动了村里所有人，才把我母亲施救下来。

肇事司机是一个年轻人，胖胖的，他停下来，扶起我的母亲，对村里人解释说，他刚刚下班，有些疲劳。他问我母亲，伤在哪里？母亲高龄，骨折了。医生说，是骨折，因为高龄，不能实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情况大概如此。我来不及思考，就订了飞机票往回赶，下了飞机，就直接奔往医院。母亲躺在床上，她见了我，像见到了救命稻草，哭了出来。母亲的坚强是给外人看的，母亲的脆弱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的大姐二姐都回来了，围在母亲的病床前。母亲对她们显出了另一面，她觉得女儿靠不住。我走上前去，拉住母亲的手，对母亲说了一句，妈，我一定要让你站起来。母亲停止了哭泣，她找到了她要依靠的答案。继而，她忍着疼痛睡去了。

肇事司机和他的父亲，每天都提着水果来看望我母亲，看着还是尽心尽意的人。

母亲出事，平时和母亲有过嘴仗的，都过来探望和送钱，我们一一收下了。我的邻居拉过我说，你母亲老了，家里要留一个人。我才认真思考，多年在异乡闯荡，也没有起色，除了文字带来的虚名，其他一无所有。我去了县城报社，报社老总认真地看了我的作品，当即说，你很有才华，你来吧。现在政策也应许，招人才回乡。我和家里人打招呼后，就返回深圳变卖了出租屋里的家具，见了见在深圳的好朋友，从此与深圳两别。

我望着被搬空的屋子，心里像塞进了棉絮一样。我的微信里传出消息提醒，是她，我的摄影师，好久没有联系的摄影师，她发来一串文字：在李浩朋友圈里，看到你要离开深圳。

我发了一个表情给她。她问，你什么时候回故里？我说，过两天吧，公司里还有些账务没有搞清楚。

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她出现在我门前，突然袭击似的在我生命里出现，又离开，再突然出现。她说，我回来了，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我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了四川一个边缘地带，但工资非常高。她说，我要赚够钱，要去撒哈拉沙漠。

我想起曾和她说一起去撒哈拉沙漠的，如今物是人非。我抱歉地说，我不能去撒哈拉沙漠了，深圳我也待不下去了。

她说，走吧，我们去吃饭。我们走过那段废墟似的矮墙，想着自己曾千百次地说，只要在深圳，拥有一个空间和一份爱情，这一生就足够了。我望着矮墙对她说，深圳就像情人一样。

她笑了，她掏出相机，在我的后面，就这矮墙，就这废墟，拍下了我的背影。

她传给我这张背影时，我已经离开深圳。她送走了我，当我踏上火车的时候，她突然像失去了什么，朝着火车奔跑了起来……

我的母亲嫁到程家时是二婚，嫁给我羸弱的父亲似乎是她的宿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母亲在十五六岁时，我的外祖母和外祖父就给她相中了一户殷实的人家，然而，我母亲对那个未来的丈夫不曾见过几面。母亲年轻时长得着实美丽，又很勤劳，邻村的王姓小伙子看上了她，趁母亲上山打柴、下山扯草时，主动为自己说媒，正中了母亲下怀。

我母亲那天的迎亲队伍，照亮了田间地头的所有梨花。传说我母亲的爱情是甜蜜的，王家虽然不殷实，王家的小伙子却是一个思想骨干。按我母亲的话说，在那个年代，他随时有可能成为吃国家粮的人。然而，命运就是命运，没过几个月，王家小伙子淋了一场雨，就落下了病，走了。

母亲经过媒人介绍嫁给了我的父亲，母亲看上我羸弱的父亲哪一点，母亲从来就不提起。说起来，母亲对父亲没什么感情，除了宿命，就没有什么可以去诠释。母亲嫁到程家来，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然而，哥哥疯了，后来出车祸死了。

按我母亲的话说，我是计划要流产掉的孩子，因为我命大，就来到了人世。我母亲为我父亲生了三个孩子，而父亲患上了肺结核，终日在墙根下咳嗽，没法干农活，家里的劳动力就只剩下母亲了。当母亲怀上我时，计划生育刚刚开始，公社动员把我“计划”掉，母亲去了医院，然而医生不在，公社再次动员时，我已经生下来了。

我们都长大了，都结婚了，大姐经历婚变，我也经历了婚变，只有我二姐的婚姻看起来很顺，母亲在时间的流逝中变老了。

改革开放后，我和二姐以及大姐的儿女、侄子，以及我们的其他后辈都外出打工。母亲出事，我们就像潮水奔涌到她的病床前。

母亲看了看二姐夫，有气无力地说，没想到，把你请动了。

二姐在外打工，远嫁新疆，当二姐带回二姐夫时，母亲很反对。她用她丰富的人生经历告诫二姐，你找了一个有脾气的老公，他也不会心疼你。

二姐却是一个忠贞的人，她舍不得她在新疆的女儿，也舍不得在新疆的家。母亲的反对招来了二姐夫的鄙视。多年过去了，母亲的心结还在，她奈何不了孩子自己选择的命运。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变故，只有二姐夫老道，我们一切听从他所言。他去和肇事司机谈判，和交警大队沟通，等到一切事稍稍有了变化后，他回了新疆，留下二姐在医院照顾母亲。

二姐夫说，留下二姐照顾母亲到年后回新疆吧，那时，母亲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二姐夫回去了，大姐夫又从东莞回来，这个只有一身力气的大姐夫是我母亲相中的，除了骨子里省吃俭用外，起不了什么作用。

母亲躺在医院里，二姐、我、侄女我们三人轮流陪母亲过夜，大姐就给我们煮饭、洗衣服，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母亲高龄，要让骨骼自动愈合，非得两三个月。接着，侄女说要去外地相亲，为了不耽误她的终身大事，她收拾着行李就走了。

侄儿和大姐夫转眼就去了东莞，重新踏入工厂。

我回深圳处理公司的账务和清理在深圳破破烂烂的东西时，母亲打电话给我，她说，你回来，你二姐身体有病，服侍我花力气。

一向性格好的二姐，和母亲拌上了嘴。按二姐的说法，二姐给母亲按摩，母亲嫌她手脚笨，母亲说了一句，二姐没有侄女按摩得好。没想到二姐生气了，她像受了委屈，对我说，我也是轻轻按摩，有啥不好呢。

二姐赌气，她收拾着东西要回新疆。我见状就说，你要走，也不能跟母亲斗气时走。

我不知二姐是怎么想的，她给二姐夫打了电话，购买了票，就离开了。她说，有你们在就行了，我早走也是走，晚走也是走，何必在这里大家生气。

我们没有拦住二姐，我也不知道母亲那时的想法。二姐回新疆后，打来电话，母亲不肯接，生气得把手机从床头扔到床尾。

医生建议回家静养，我们给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验残”尽早，尽快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把母亲接回家里，就过年了，我简单做了一桌团圆饭，潦草吃了一顿。傍晚的时候，我收拾完碗筷，走进母亲房间里，看见母亲双手合在一起祈祷着……

母亲双手合在一起，嘴里喃喃自语。我走了进去，说了一句，妈，你在祈祷吗？母亲没有回答我，但我不明白母亲的腿骨折了，为何还能坐起来支撑着上半身祈祷。

外面的鞭炮响起来了，我走出来。那些被推倒的泥土结构的供销社、商铺、居民住宅区，早已经变成青砖瓦房，只有这医院，在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看它砖瓦的厚实度，跟现代这个年代有隔阂感。前面是门诊部和药房，后面的住院部大楼是后来盖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水池，水很肮脏，根本就没有人打理，垒起来的假山，被废弃般的荒凉。

这是我们小镇的医院。

我外出打工二十年，也没改变过。

小时候，除了唯一一次在小镇医院打疫苗，我就没有再进去过。见惯了深圳大城市的繁华和干净，我在这小镇医院几乎要窒息了。现在只剩下我陪着母亲住院。母亲的主治医生劝我母亲出院回家静养，我不明原委。主治医生说，你们这样住院下去，保险公司会找医生麻烦的。因为那时，肇事司机还是尽人事的，隔三岔五来看望我母亲，为了尽早治疗好我母亲，肇事司机陪同我去万州医院咨询，得到一致的结论，母亲年龄大了，只能靠静养。因为主治医生劝我们出院，我下楼去办出院手续，电梯开了，我走了进去，没想到，推进来一张病床。一个男人拉起床布遮住了病人的面孔，我意识到什么，背部立马汗毛直立，出电梯门，我整个人僵住了一般。这就是我对小镇医院的印象。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踏入医院一步，没想到，年后我再次踏入了医院。这次是县城医院，不再是小镇医院。

县城医院和深圳医院是一样的，干净又文明，医院里永远是川流不息的病人及其亲友。

年后，母亲对我说，大腿还是抬不起来，浮肿不消。我给表姐发信息，表姐说，把母亲带到县城人民医院去检查一下，大医院的医术还是可靠些。我听从了表姐的话。我发短信给肇事司机，没想到，肇事司机不再管了，叫我们去找保险公司。我给表姐说起，表姐就打来了一万元，叫我带母亲先去县城人民医院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小镇医院实在不放心。

我的表姐在北京，我所有亲戚中，只有表姐关心我们。

我叫了一辆车，把母亲送往开州人民医院。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小伙子。小伙子很善良，长着一张白净的脸，一看就招人喜欢，后来，熟悉了，我们都叫他牟医生。他叫牟星。牟星见我背着我母亲上了他们的理疗科，很热情地迎接了我们，把我们带到桑茂生医生的办公室。桑茂生医生成了我母亲的主治医生。桑医生举止稳重，眼神坚定，神清气爽，只是他不爱说话，说话也是说重要的话。

我推着母亲，在医院各大楼层做检查。医院真不是穷人来的地方，钱就像流水一样，哗哗流进医院，我的焦虑也就开始了。

我给表姐发信息。表姐问，检查结果出来，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说，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做做理疗就可以了，几个月后就站起来了。

表姐发信息，没问题就好。

我给她发信息，钱快用完了，信用卡也透不出几千元。

表姐发信息，没大问题，就出院吧。

我给她回信息，医生说要理疗。表姐就没回信息了。第二天，我给她打电话，表姐表示做生意亏了不少，那一万元，她是从朋友手上周转来的。第三天，我再给表姐打电话。表姐说，大姨检查没啥毛病，还是出院好。在医院，就是有钱人，也花不起钱。表姐说，你的两个姐姐都没责任吗？她们都对大姨的事就置之不理？她明显生气了。

晚上醒来，我发觉自己冰冷冰冷的，月光照了进来，我整个人都很清醒。我感觉身上的东西被什么掀开了。我打开微信，各个群里都在捐款。一个东莞的文友生病了，一个深圳的文友庄昌平病危。庄昌平也是开州人，他得了绝症，通过信息得知，他肺上长了一个瘤。因为没筹到钱，他的家人也不去深圳探望他。深圳打工族的文友知道这事后，把他送进了医院，才进行捐款救助。

我站起身来，我想起东莞一家企业内刊，平时也给打工作家排忧解难。他们曾无数次发起过募捐，我也无数次伸出过援手。我想明白了，我要向这家内刊编辑发出一封求助信。我写好了信，就发给了内刊编辑，内刊编辑第一时间为我发起了捐助。没想到，我的求救信转到一位纪录片导演手上，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也发起了社会救助。

那天晚上，我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那种感觉从来都没有过，除了欣慰，还伴随着害怕和莫名的犯罪感。第二天，我去银行查账，账户居然有了几万元。就这样，我母亲在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治疗得以继续。

我没想到，摄影师出现在我们小县城。她说，她看到了我的情况，从边缘的地方过来探望我的母亲。她给了我母亲一千元，拎着包住进了我在县城的房子。

摄影师随身带着相机，在网上了解到我们县城经历了移城，决定要拍老城区的遗址。上午，我陪同我母亲做完了理疗后，下午，我就陪同摄影师走在老城区的残砖破瓦里。偶尔，她也会拍下我，她说我的文字好，将来她出摄影册时，她用我的文字配图。回到住处，我打开她的相机，我发觉，在她所有影像里，我呈现的都是背影。

她说，拍背影，是有告别的意味，很符合悲剧感。她说，艺术来自悲剧。

在我把母亲送到县城人民医院治疗时，我去县城的报社上过两个月班，那段时间，是姐姐在老家照顾着母亲。

我的大姐夫只想着钱，他想要保险公司赔偿母亲的陪护费。姐姐经不起姐夫的劝说，她也接受了。

我回家来，准备不再去深圳上班了，就在两个文友的介绍下，去了报社。

最初，一位朋友用摩托车载着我，在县城找房子，他把我带到县城出租房里。出租屋湿淋淋的，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深圳。想起深圳那些低矮的民房，潮湿的巷子，阳光都照不进来的房间。最后，找到了一套房子，价格合理，关键是房东从电话里传来的笑声，让我得到了温暖。

我去报社报到，带着行李，就像我外出打工一样。我在报社走廊第一个遇到的人，是一个女孩，她问我是不是程鹏。她带着我去了办公室。一天下来，我就办好了所有工作手续，报社也给我分配了办公室，我平生第一次拥有办公室。

下班时，一个女孩走了过来，她是叶娟。她见我拎着行李下楼，她叫我程老师，她说她原来也在广东打工，让我把行李放在她车上，帮我带到我租住的地方去。

我叫她美女记者，她长得很美，而且阳光、乐观，走在街上头发飞扬。后来的日子，她告诉我很多在报社的经验。她是个懂得世事之人，对我来说，我是职场里的小白。

我在报社时，我就不叫程鹏了，我把自己的名字改回身份证的名字，那个程鹏永远属于深圳。

我时刻想起深圳，不知谁说过，青春在哪里，对那个地方的回忆就多些。我会想念深圳的一切，深圳的街头，深圳的出租房，深圳的公园，深圳的朋友，就因为我把青春交给深圳了。再就是，我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写新闻这个没有文学含量的东西，也写不好它。对文学的自通，对新闻的厌恶，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干下去。

每星期一开会，我都被批评，很显然，那个领导的发言是针对我的。他说，有的人写新闻稿，写成了散文风格。

然而，我内心是不服气的。我对在报社的朋友李行行说，难道新闻语言不可以变么，不可以用散文的语言写出来吗？

李行行说，小声点，别让人听了去。小心领导给你小鞋穿。我在报社，我只有对李行行说心里话了。第一次看到李行行时，他带我游汉丰湖，他说汉丰湖原来是一条河，三峡工程来了，河也就变成了湖。

那个时候，我看着李行行，我说了句，行行，我一定跟你做好朋友。

李行行身上有一股文人气息，这种气息是我从小都想拥有的。

我不知道，待在报社会有危险，以我的性格，那么我接下来的日子会摇摇欲坠。因为，李行行要我说话小声点，没想到我的嗓门更大了。

我去参加青春诗会时，得到了开州日报社曹安全的关注，他第一个联系了我。他没想到，开州一个小地方也会有诗人去参加青春诗会。曹安全也是写诗的，他写的大都是乡村诗歌，从一个小镇混到县城的报社，然后坐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他说，他拼的不是真才实学，是喝酒喝来的。

他常常跟领导喝酒喝倒在街头。

他是第一个打电话给我的，他说他也写诗，他的这份热情，对诗歌的情怀，在内心荡漾，永远像一潭水，不会消失。

他出差来深圳参加书展，我们见了一面，留下深刻印象。有次回乡，我跟曹安全说了一句想回县城报社上班，没想到，他记在心里，等他告知我报社领导同意后，我已踏上了深圳打工之路。我母亲这次出事，我在微信里发信息给他，说自己想去县城上班，他叫我找报社领导。我带着我出版的书，找了报社领导，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要我年后去报社上班。

我到报社时，曹安全在医院照顾他的老丈人，他回报社时，我已经在报社上了一个星期的班。他经过我的办公室，看到我，说，程鹏已经来上班了？

我对他点点头，心里对他心存感激。也许，他和李行行一样关心我，希望我在报社好好干下去，毕竟我是他介绍进来的。我对李行行透露了心迹，实在不想写新闻稿，想回到深圳去。他知道后，找我谈话，叫我在报社好好干下去，这是机会。他说，先从基层做起，刚开始从2000元的工资做起，慢慢累积了资源，工资会涨到8000元左右。他列举了几个报社的首席记者，透露了他们的收入。在小县城，有上万元的收入，真是过得美哉。

我听了他的话后，回到办公室，刚好李行行来我办公室，我们就谈起了文学，说真的，我谈文学比什么都来劲。那天也奇怪，报社几个喜欢文学的都过来我办公室聊文学话题。

那天是星期一，下班后，报社要开大会，大会上，有个审稿领导照样批评了我的新闻稿。他说，有的记者是很认真，也出去采访了，写出的新闻稿却像散文。所有记者都知道我爱写散文，毫无疑问，批评的就是我。这个领导也找过我谈话，我不知道他在报社是什么职位，敲门进去后，没有对他点头，也没称呼他什么，就站在他办公室，他问一句，我就答一句。他说他是南门人，我是陈家人，两个小镇邻近，说起来亲了，我放松了一点姿势。他说，报社周末版副刊是他管的，他要我发诗歌稿给李行行，说给我两个版面，让开州城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以后，我做记者出去跑新闻，容易得多。我被他的好心感动，心中起了波澜。他在大会上对我的批评，又让我本来灰暗的心更加灰下去了。

我按照他的指示，给李行行发了几十首我创作的回乡见闻的诗，大都围绕打工回乡见到的事与人，其中有几首过于真实。不知道什么原因，诗歌全部登载了出来，引起了报社领导的惊慌，他们阻止副刊发行。也就是那个星期的周末版，没有了副刊。

我隐约感到在报社，新闻为王。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在报社里谈文学是一种幼稚的举动。没想到，曹安全上心了，他以为我说他。因为他找我谈话时，他和我在他的办公室谈了文学，他还送了两本重庆市获奖的最佳新闻的书给我。他立马留言，语气很不妥。没想到，李行行也留言，他意思也是之乎者也，但我知道李行行是友好的。我立马删除了朋友圈。

那年月大概是我的黑色时间吧，遇到什么都不幸。说来报社真的对我寄托了希望，刚开始时，报社委派了最具有实力的首席记者张真带我。张真也写诗，刚开始，他还耐心地带着我，我听着他采访，我也明白了七八分。

有一天傍晚，他打电话给我，问我借三千块钱。

我立马说，我母亲在住院。

他说别对报社同事讲起他跟我借钱一事。我是真没明白他的意图。没想到，再外出采访时，因为我迟到了，他居然训责了我。我不想解释我对开州县城的路不熟悉。

我从此再也不主动联系他，自己在出租房里研究曹安全送给我的两本书。我看完了这两本书，对新闻写作明白了十之八九。

我大胆地走出去，从我居住的院子开始，采访院子里的模范夫妻，丈夫忍受一生的痛苦照顾瘫痪的妻子一生的事迹。我的文字细腻，被报社发在头条上。于是，我又采访了我们院子里因为高考落榜导致疯癫一生的女人，结果因为病症嫁给了文盲。这个不发病的女人，接受我的采访时，她说出的话，颇有文化。她告知我，她的文盲老公如何毒打她的事。我打断了她的倾诉，我对她说，我要采访她，是因为她病发处于休克状态被她亲人救活的事迹。她听明白了，她带着我去采访了她的亲人们。新闻一写成，就发了头条。

我上了不少头条，新闻被报社的大领导看到后，开会时特别表扬了我。

如果照此下去，我会在报社发展得很好。没想到，母亲说她的腿快不行了。表姐就叫我带到县城医院检查，母亲住院后，我姐姐躲着不肯来医院照顾母亲。姐姐说，闻不得医院的气味，会头疼。

没有办法，我就去找曹安全说起了我母亲住进了医院，没有人照顾。曹安全要我向报社请假，我写了一张请假条，得到了批准。没想到，没过一星期，我接到报社电话，要我回报社办离职手续，理由是我没有完成新闻任务。我说，报社批准了我请假。打电话的说，明天去报社行政办公室，把照相机交上来。他说，你现在被辞退了，是报社的决定。

到现在我都不明白报社解雇我的真实原因，我无心在报社，也从来没去调查过，所有记者同事都知道我是没有完成新闻任务而被解雇。

我不想辩白什么，我只是知道，那个年月，生活给我带来巨大的打击，是在我的伤口撒盐。

我返回厨房去给母亲做早餐时，我感到夏天来临了。

我每天都做着如此单调的事情，把病床推到理疗区。牟医生穿着白大褂，这个时候，我们跟他很熟悉了，我母亲也很喜欢他。我母亲夸他扎针不痛，还夸他和蔼可亲。扎完针灸后，母亲要去做各种拉伸动作，都是机器引领她。做完这些动作后，都接近十一点了，病床推回来时，母亲远远看到护士小姐，她喊她们来给她输液。

母亲在输液，我就趁这空隙，给摄影师发短信，我发了很多短信，她只简短地回了，我是她的远方。

我没好气地回了，我是你的橄榄树，是你的撒哈拉之心。

她回，一起去撒哈拉。

住进205病室的，首先是我和我母亲，后来住进了游阿姨和李老师，鲁芬和她母亲是最后住进来的。游阿姨在厨房煮饭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并没有大碍。鲁芬的母亲出门遛狗，狗挣脱绳子，拉鲁芬母亲摔一个跟头。最初，我们都相亲相爱的，彼此帮忙照料，但她们很快出院了，这下，我母亲慌了。

她趁主治医师来检查时，对主治医师发了脾气。主治医师性情很好，耐心给我母亲分析病情。

我趁机问了桑茂生医生，如果我们住院久了，保险公司会不会找医生麻烦？

桑茂生主治医师说，谁说的，保险公司怎么管得了医院？我想起小镇医院的主治医师的话，话到了嘴边，又咽回去了。

一个星期后，游阿姨的丈夫李老师来了，他给我母亲带来了很多吃的，我母亲见了，说，你们客气了。又说，我们却没有东西给你们，年底了，我们送柑橘来。

李老师笑着谢过了，临近中午了，他就走了。我再次看到鲁芬时，也是在医院。我没想到在医院会再次碰到她。我问她，来医院是不是探访亲人？

鲁芬说，她母亲出院后，她又住院了，她切除了一个乳房。她问起我的母亲，我们相互为生命唏嘘了一阵。

夏日过得很快，走在大街上，落叶开始掉。我走过树旁时，不再选择走树荫下的路了。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如此享受故乡的季节，只觉得秋日盛大，大街上的落叶如此金黄。

我在医院陪同我母亲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是白色的。医院是白色，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护士，白色的医生，就连我们喜欢的牟星医生都是白色的。我走过街区，花店里的花，明明是金黄色，我走近一看，也是白色的了。

时至中秋，我母亲出院了，她完全可以自由行走了。她出院后惊呼，家里多了一个成员，我养的小狗——小黄。最初我在我家屋后发现它，院子里的小孩欺负它，被我喝住，它过来舔我的手背，好像等着我领养。我去报社做记者时，隔三岔五回来，也看到了小狗，小狗那时才一尺有余，它见了我，都过来跟我亲热。这次，我把它带到了县城。我在三吉租的房子本来就够大，三房两厅，空荡荡的，人心慌，也发毛。楼下就是一个大院子，杂草丛生，只有一棵葡萄树，葡萄树粗大的藤，像要在院子里伸出手臂，荒冷得令人害怕。出了小区，居然有家办丧事的场所，我第一次遇见时，以为是这家死了人，那哀乐声，响得人心丧。我于是询问小区的老太太，小区老太太诡异一笑，说这是办丧事的场所。自从小黄入住我处，我叫小狗小黄，它也知道我给它取的名字，一叫小黄，它就过来舔我的大腿。我有了一个伴，每次采访回来，我就看到翻家现场，我拿竹条训它，它知道自己做错了，乖乖趴在我膝盖上任我打骂，但它屡教不改，不是翻了我书，就是把纸巾翻得到处都是。

偌大的空间，偌大的寂寞，有了它我多了趣味。

然而，母亲不喜欢小黄，要我把它弄走。我母亲的性格早有领教。我说，妈，那是我养的狗。我母亲不是讨厌小黄，她讨厌的是狗，她说狗咬伤了人，去医院，需要花钱。

现在想来，小黄从哪里来的，无从可考。它跟着我时，已经饿得很慌了。也许，是那家人养的，外出打工了，就把它丢弃了。每到年后，我们院子里就多了很多流浪猫和流浪狗，它们成群结队而来。也只有小黄，它要过来舔我的手和脚。

母亲八十岁了，脾气仍然大，出现在人堆里，就突出了她的刚强。刚开始，我母亲跟我发生了冲突，邻居过来宽慰说，你妈妈是个女强人的性格。

我在医院里陪同她的四个多月中，受尽折磨。

我去煮饭时，我就问她，妈妈，你想吃什么？

她说，吃什么，怎么问我。

我小心地说，我照顾你，肯定是问你想吃什么啊。

她还是不回答。等我按我的意思，把饭菜带到医院时，她就说个不停了，不是说这，就是说那。弄得我措手不及。我决定去医院的饭堂和外面的餐馆给她打饭，她又说浪费了钱，非要我顶着太阳回去煮饭。

在最初照顾她时，我是身心疲惫，好几次都累倒了。姐姐每次从老家送菜来，也没说替我照顾她两天，让我休息一下。每次姐姐送菜来，母亲就要我给她一百元，她说，你姐姐没有钱用。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给逃回新疆的二姐打电话埋怨。母亲生养了我们几个，结果是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

为了那只狗，母亲要跟我打持久战。而我喂养小黄那么久了，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当我感到无助时，是它在舔着我的脚，好像在给我疗伤。

我总觉得是小黄给我带来了好运气，都说狗来富，我在经济上最难时，会有人从四面八方来助我一臂之力。然而，我母亲的理解力很是奇特，她以为，那么多人帮助我，是源于她出车祸。

有一次，我母亲说起了她年轻时走南闯北，遇到过很多落难中的人，她都帮助她们，如今她们生活得很好。

我说，妈妈，你年轻时帮助那么多落难的人，你看，所以你现在落难了，就有那么多陌生的人来帮你。

她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人还是要做好事。因了我的坚持，小黄才没走，它有时来到客厅，见母亲不喜欢它，就摇摇尾巴走了。

母亲喜欢控制人，她刚给我安排了农活，还没等我干完，又安排了新的活给我。

我做任何事，我母亲都反对，我加盖铁皮和修厕所，她说我没跟她商量。邻居听不下去了，就跑过来说她，你看你儿子给你安排得好好的，你还说他这不好那不好。

听邻居一说，她觉得自己理亏，眨着她的小眼睛，笑了笑。

我参考医院的理疗仪，通过牟星医生，在网上订购了一套，教她操作使用时，她把脸转到一旁，看也不看一眼。邻居老人见我购买这么多理疗器具，也过来做理疗，邻居很快学会了，然而，邻居教我母亲使用仪器时，她和邻居有说有笑，很快，她也就会了。从此，我就专心种菜了。

邻居老人安慰我说，你妈妈人老了，性情古怪多了，她年轻时干净利索，出了车祸，心里有火。

我养的小黄居然做母亲了，它躲在柴房生了一堆萌萌的小狗。第二天，我到处找它，它在柴房叫了两声。刚做母亲的小黄，就只守着它的孩子，不走出柴房。

我弄好了吃的，给它送到嘴边。我母亲看到了，就对小黄说，你看我儿子照顾你，比照顾我还好，你以后去了别人家你才知道我儿子对你的好。

做了母亲的小黄变得凶狠了起来，对过路的陌生人，不断狂吠，露出它那尖利的牙齿。

听小黄叫，我母亲立马会跑出来，喝住小黄，我也立马跑出来喝住它，它也只有听到我和母亲的喝叫声才停止叫声。

我母亲说，不得了了，小黄生儿了，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了。你得去买根绳子把它套住，咬伤人了，就不得了了。但我从来没见小黄真正去追着陌生人吠。只是陌生人靠近我家了，它才紧张。

我去镇上买了一条狗链，把小黄拴在了猪圈棚，刚开始，它拼命想摆脱绳子，我把它的孩子送到它的身边，它才停下来。后来，也就只好认命。

小黄的孩子们长大了，再来吃奶时，小黄躲闪着，逃避着，跟它的孩子们闹着玩。接着，就有人来把它的孩子抱走了，它从来没吠过，反而有点感激，用眼睛看了一眼收养人。

它恢复了本性，变得听话很多，没事了就跟我去散步，我们也放开了它。

不知怎么回事，有天早上起来，天寒地冻，我看见小黄在猪圈棚，好像耗尽了体力。

我很惊慌地走了过去，发觉它的耳朵被拦鸡子的网挂住了，因为打疫苗时，在它耳朵上钉了一个铁标志。小黄被寒冷侵蚀了一晚上。我赶快给它解掉了网，它已经冻得没有了力气，我给它生火，给它揉揉身子，把它放在鸡窝里，给它盖了一床旧棉被。

到中午时，叫它吃饭，却不见了踪影。

小黄从此走失。我母亲说，它肯定是跑了，死在外面，也没见过尸体。

我母亲说，小黄在家时，不喜欢它，走后，又想念它。

母亲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她在医院时，天天运动，刚开始在床上运动，自己做简单的按摩，后来可以下床了，就沿着床运动，慢慢地就可以在病房运动了。有一天早上，我送餐过去，没看见她在病房，吓得我一身冷汗，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护士小姐看见我，笑了一下，她对我说，我看到你妈妈在走廊运动。我到走廊，那还是夏天，母亲穿着薄薄的衬衣，光线穿过她的衬衣，照满了走廊，母亲完全放下了所依赖的器具，在走廊上行走自由。

我说，妈妈，你可以出院了。

母亲说，可以了，你去办手续吧。

我办完手续回到病房，母亲已经把她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她对我说，我昨天梦见我妈妈把我生下来了。她一边跟着我走，一边跟我说，几十年没梦见你外婆了。

我说，我从来没见过外婆。

我们到家时，邻居们都过来祝福，见到母亲重新站起来了，他们认为是奇迹。他们说，癞蛤蟆还是有个儿子好。母亲笑着，收下邻居们送来的钱物。

过了几天，她要我给大舅寄腊肉，我不愿意。因为我们和肇事司机出现僵局时，母亲要去县城医院治疗，母亲给他的哥哥打电话，问他借点钱，谁知道，大舅却说，该司机负责，就把电话挂了。

我母亲见我不肯去给大舅寄腊肉，就自己装在背篓里，想到集市去给大舅寄腊肉，她没有走多远，就背回来了。她说，还是走不去。我看着暗笑。

快要过年了，官司也打完了，母亲走起路来，已经和她平时没什么两样。邻居见了她，对她说，我看你，比以前身体更强了，以前还要那根竹竿。

母亲笑着回答，是啊。母亲对我说，家里空了很久，快过年了，得去采购年货回来。

我们到了集市，人山人海，到处都是采办年货的人。我们购买了鸡肉、鱼肉、鸭肉、瓜子、糖、白菜、辣椒等。母亲很久没来集市了，快散场了，她还流连忘返。她走到年画摊位前，她问毛主席画像多少钱一幅，卖画的客气说，十五元一幅。我问母亲，买这个做啥？她说，快过年了。

我顺了母亲的意，付完钱，我们坐车回家。吃了饭，母亲要我把画像贴在堂屋的桌子上方，我贴了上去。

母亲是个守旧之人，每次吃饭，她端起酒杯给毛主席敬酒。

她敬完酒，自言自语说，毛主席笑嘻嘻的。

我无法了解八十岁老人的精神世界里是什么。但母亲的孤独，我是领教过的。那一年，我从深圳打电话回家，母亲在电话里哭，我从来没听过母亲哭。她说，你们长大了，都离开了我。但我知道，在母亲的生命里，她极少谈起父亲，就算偶尔说起，说的都是家庭里的事。

有一天，村上来了人，是村支书，他走进我母亲的房间，简单地看了看，掏出一千元给到我母亲，母亲怔了下。

村支书说，现在政策好，快过年了，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发红包了。

母亲没听懂，莫名其妙地收了钱，等村支书走了，还感觉莫名其妙的。

当母亲意识到钱是真的时，她有点感动，她说，政府现在真关心老百姓。

离开深圳都两年了，我想深圳已经忘记了我。我坐在门槛上，看着一辆一辆长途汽车奔跑在我视线里，就只好望着对面山上的野菊花出神。

我从小厌倦的农民生活，重新回到我生命。我所读的诗书和写下的文字，都远离了。我在给菜松土的时候，望了望面对着的大山。

山那边还是山，山那边也有另外一个世界。

只有走出去，我才会获得重生。我掐了一把青菜回来，试探性地对母亲说，我想出去打工。

母亲说，我还没完全恢复。

我说，打工的都外出了，不打工，没有钱用。

母亲说，你打了二十多年工，也没见你有钱用。

母亲这句话一下让我把所有伟大的理想全部咽回肚子里去了。

我回到光线暗淡的房间，躺在床上，想到了摄影师，我发了一个表情给她。她没有回，等她回的时候，我又在忙碌着做饭了。

摄影师不但填补了我感情上的空窗期，还充当了我在孤独和彷徨时精神上的寄托。

她回了一棵树的照片给我。

她说，这是橄榄树。

我知道，她又要跟我聊三毛，这个爱四处行走的人，三毛就是她的精神支柱。我不过是她幻化出的精神拐杖，当她经过我时，发觉我不是她要寻找的东西，她就悄然而去了。

摄影师要的是她骨子里的浪漫，当她读到我的文字时，会触动她的灵魂，当她接触我时，发现我已经掉在现实的泥潭中。

她说，她等着我，跟我去撒哈拉。只是，我刚和她认识时，我们说了去撒哈拉。

我回到故乡，被现实包裹着，一点幻想的能力都没有。我回了句，恐怕今生无法跟你去撒哈拉了。

我们这里发生了惊人的事——拆迁。

直到测量员上门来量房，左邻右舍才清醒过来。母亲却反应异常，她拦着测量员，不让他们上楼。测量员趁她不注意，上楼去了，她又去把他们拉下来。她说，你们给我拆了，我去住哪里？

测量员说，去住新房子。

我母亲说，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再说，你们的新房子那么窄，放点东西都放不了。

测量员说是他的工作，有什么事去找领导讲。

测量员走后，没几天，就有画线员来了，他们抱着图纸。结果，我们院子里在线内的就几家，在线外的也就几家，我们家的猪圈棚在线内，也属于拆迁范围内。

几家欢乐，几家发愁，镇上很快成立了拆迁办。

我家搬出来时，把所有旧家具旧用品全部拖到姐姐家去了，我们住进新家时，全部购买了新家具和新家电。

母亲住进新房子，也没显得高兴，也没显得不高兴。她说，墙上光光的，一张画也没有。

我没在意她的话，我原本是想把我收藏的几幅朋友的字画裱装后挂上墙。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我母亲把从老家带来的毛主席画像拿回来贴在了客厅墙面上。

后来，我去网上购买了定制好的毛主席的画像，把画像换成了画框。母亲看了看，也没有说什么。她还是一如既往，吃什么好菜，喝什么好酒，都会敬他。

有一天，母亲神情古怪地说，别人说住四楼不好。住四楼人要八字硬，才能压得住房子。

她突来的说法，搞得我的心情闷闷不乐。

又有一天，她说，这房子闹鬼，她睡觉时，听到房间有人说话。第二天，她说，鬼走到她床前来了，被她打退了。

我当然不信，我同样住在房间，都没异常。何况，我住的房间窗子外还是坟地，还有几座坟。

因为这几座坟，我母亲迷信起来了，每天把她房间的窗帘拉得死死的，还跑到我房间来拉我的窗帘。我一直喜欢开着窗子，不喜欢太封闭的空间。第二天，我把窗帘呼地拉开，就对着那几座坟墓读书。

我去开州县城玩了两天，回来就听她说，小区的人说这间房子原本是卖给别人了，因为听说楼上滚下来一个人，刚好摔在我那个房间，成了冤死鬼，房子就没卖成。

母亲说，也奇怪，你在家时，鬼就不闹，你一走，就闹起来了。晚上，我听到楼上有板凳拖动的声音，我也疑心房间有不干净的东西。我第二天说，楼上有拖板凳的声音。母亲说，楼上的小孩子回来了，平时都没有拖板凳的声音，才打消了我的顾虑。

我下楼去问我小舅，小区摔死过人没有？小舅就住在我们对面的一栋楼里，这小区刚刚建成时，他们就买进来住了。小舅说，事是有这么一件事，房子基建时，的确摔下来人了，但人没摔死，也没摔在你家房子。

小舅就过去跟我母亲说，你一天到处听别人乱说，四楼住着怎么了？又不是你一个人住四楼，小区这么多人住四楼，人家也没闹什么事。

小舅数落，母亲只有听的份，没有回话。小舅继续说，那个坟，你没见过吗？你住在老家时，四周不都是坟吗？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母亲不说什么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拐弯抹角说房子没买好。

我躺在沙发里，除了看书，就是听母亲讲述她过去的故事。

我从来没感受过的慢生活，像巨网罩了下来，陷入沙发里，我满心空虚。某一时刻，我发现自己颓废了，面对着要外出打工的念头，又很是迷茫。

我去找村里的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娱乐方式，就是在打麻将。他们笑容满脸，根本就不想出去打工。而我却高兴不起来。

我变得无所适从，找不到人倾诉，我的不快乐到底是什么。终于，有一天，听着母亲的唠叨，我站了起来，说，我要回深圳。

母亲极力阻止，她说，不用去深圳打工了，就在镇上找点事来做。我固执地说，镇上的工资低。

母亲说，我有社保了，吃我的社保，吃差点就可以了。

我还是整理好我的背包，我转过身去，下楼，等了会儿，跳上了长途汽车。小镇、老屋、邻居以及我的亲人，越来越远了。我坐在车上，下巴抵着窗台。透过窗子，我看见小镇上人们悠闲的生活，从窗外一闪而过。摄影师给我发来了短信，她说，一起去撒哈拉。我回了信息。我的摄影师，恐怕今生我都无法和你去撒哈拉。

我到了深圳多日，打电话给我母亲，没想到接电话的是邻居，他说，他刚出门来，只看到一个背影。

作者简介

程鹏，作家，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在大地上居无定所》等。

*封面图为刘小东油画作品《边界河》（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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