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女教师朱世君被押往渣滓洞,押送人李朝成悄悄松开绳索指向竹林,她却转身留下了一句令他记了一辈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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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开县志》(重庆市开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馆藏档案》、《渣滓洞白公馆烈士传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编)、《川东地下党史料选编》(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红岩烈士诗文选》(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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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上浓雾弥漫,入夜之后枪声骤起,渣滓洞监狱内火光冲天。

那一夜,一百八十多名被关押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距离重庆解放只剩下三天。

在这批殉难者当中,有一个女人,她倒下的那天,正好是自己二十九岁的生日。

她叫朱世君。

一年多前,在从开县押往重庆的路上,一个潜伏在敌方内部的地下党员曾经两次悄悄解开她手腕上的绳索,拼了命地想让她逃走。

山路两旁是密林,雾气浓重,只要她肯迈出那一步,完全有可能活下来。

她没有走。

她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不长,十几个字。

说完之后,她头也不回地继续朝前走,走向了歌乐山,走向了渣滓洞,走向了那个她再也没能走出来的地方。

而那个解绳子的人,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一〕【丁宽沟走出来的姑娘】

1920年11月27日,四川开县铁桥乡丁宽沟,一户私塾先生家里添了个女娃。

父亲朱永孚给她取名"世君"。

朱永孚是当地少有的读书人,写得一手好字,还擅长绘画,在乡里很受尊敬,后来全家从丁宽沟迁到了太平乡。

按说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的川东农村,日子应该过得还算安稳。

可世道不安稳。

朱世君出生的1920年,军阀混战正烈,四川境内大小军头你打我、我打你,今天这家收税,明天那家摊派,老百姓被夹在中间,苦不堪言。

等她长到懂事的年纪,日子并没有好转,反倒一年不如一年。

好在朱永孚是个明白人,不管外头怎么乱,他坚持一件事:让女儿读书。

这在当年的川东乡下可不多见。

那时候农村里头,女孩子能读完小学就算不错了,绝大多数到了十三四岁就被家里安排嫁人。

朱世君的情况也差不多——她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

对方是谁,史料里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是当地一户门当户对的人家。

换作别的女孩子,也许就认命了。那个年代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天经地义的事。

朱世君偏不认。

她从小就有股子倔劲儿。用今天的话说,这姑娘主意正。

初中毕业之后,她做了一个让全家都没想到的决定:苦读两年,考师范学校。

不是随便哪个师范,是四川省立万县师范学校的公费生——不用家里出学费的那种。

为什么是万县师范?

这所学校在川东地区名气不小,不单单是因为它的教学质量好,更因为它的历史底蕴。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肖楚女就曾经在这所学校(当时名为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给学生们传播进步思想,组建读书会,秘密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恽代英也曾在四川的师范学校推广新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这些革命火种,在万县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后来遭到了打压,但那股子进步的风气一直暗暗延续着。

朱世君考进去之后,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股气息。

在万县师范读书的那几年,是朱世君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她接触到了大量以前在乡下根本看不到的书籍和报刊,眼界一下子打开了。

从前在铁桥乡,她只知道家门口那条河、那座山、那几户人家的事情;到了万县,她开始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知道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什么,知道那些穿着长衫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人嘴里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是在万县师范,朱世君认识了一个叫陈化文的年轻人。

陈化文是个进步青年,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两个年轻人相互吸引,渐渐产生了感情。

在那个包办婚姻盛行的年代,朱世君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她写信回家,要求解除父母替她定下的婚约。

这在当时的川东农村,简直是捅了马蜂窝。

亲戚邻里议论纷纷,家里也不同意。

可朱世君就是铁了心,非要自己做主。

经过一番拉锯和抗争,她最终解除了那桩包办婚约,和陈化文自由恋爱,做了当时乡里人口中"不安分"的新女性。

1945年,朱世君从万县师范毕业。

她回到了开县,先后在太平乡中心校、开县简易师范学校和铁桥乡中心校做教师,还被委任为太平乡中心校的校长。

从此,在开县的讲台上,多了一个扎着齐耳短发、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年轻女老师。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上去温温柔柔的女教师,后来会做出那么多让人震动的事情。



〔二〕【开县的暗流】

1946年的开县,表面上平静,底下暗潮汹涌。

抗战胜利了,老百姓本以为好日子要来了,可没等到好日子,等来的是内战。

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粮食被大量征购外运,留给当地老百姓的口粮越来越少。

贫苦农民交不起租税,被地主和保长逼得走投无路的事情,三天两头就能听说一桩。

朱世君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教书的。

1946年1月,她和哥哥朱世祥一起到开县简易师范学校教书。

她负责音乐课和女生管理工作。学校里有个叫周鸿均的老师,也是思想进步的人,两个人合得来,就一起想办法在学生当中做一些启蒙工作。

她们办了一个活动图书室,摆上了一些外面不容易看到的进步书刊。

学生来借书的时候,朱世君会随口跟他们聊几句——这本书讲了什么,那本书说的是什么道理,现在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公平的事。

话说得不多,也不激烈,但听进去的学生,心里慢慢就种下了种子。

她还教学生唱进步歌曲。

这些歌曲在当时的官方教材里肯定是找不到的,都是她自己在外头学来的,或者从进步人士那里传抄来的。

音乐课上,别的老师教的是"礼义廉耻"的歌词,她教的内容就不太一样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朱世君参加了一个组织——"开县民主联合会"。

这是一个由地下党领导的秘密进步团体,成员多是当地的教师、学生和知识分子。

加入这个组织之后,朱世君就不只是一个"教书的"了,她开始参加有组织的活动,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

1946年的一件事,让朱世君在开县出了名。

当时,有个叫肖洪九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要竞选"国大代表"。

这个人在开县名声很差,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当地老百姓都恨他恨得牙痒痒。

地下党的指示是:发动群众揭露此人,搞垮他的选举。

朱世君接到了这个任务。

她利用自己在学校的身份,在学生中间广泛传播肖洪九的劣迹,发动教师和学生联合抵制。后来的结果是——肖洪九在开县的选举中惨败,灰溜溜地收了场。

这件事做完之后,朱世君在开县地下组织里的分量就不一样了。

大家知道,这个女老师不是只会教书,她能办事,也敢担事。

也是在1946年,朱世君和陈化文正式举行了订婚仪式。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可日子并没有因此安定下来。

1947年秋天,朱世君从简易师范调回了铁桥乡中心小学教书。

她的老本行还是教学生唱歌,但她教的歌,在当地那些豪绅土霸眼里,越听越刺耳。

有人开始在背后搞动作,唆使地痞流氓到学校来捣乱,想把她吓走。

朱世君没有被吓住。她把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组织起来,一起回击这些人。

具体是怎么回击的,史料中没有细说,但结果是——那些地痞碰了钉子,暂时消停了。

1947年年底,陈化文来铁桥小学看她。两个人见面之后,陈化文说了一件事:游击队现在急需经费,组织上正在到处筹钱。

朱世君没有多说话。她把自己攒了多年的嫁妆钱——八石黄谷,全部交给了陈化文,让他带回去转交给党组织。

八石黄谷,在当年的川东农村,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是一个女教师靠微薄薪水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积蓄,本来是准备结婚的时候用的。

她一分不留,全部拿了出来。

陈化文拿着这些黄谷走的时候,两个人大概都没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平静地待在一起。



〔三〕【铁桥小学的那个深夜】

进入1948年,形势急转直下。

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川东地区多处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批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

白色恐怖像一张大网,从重庆城区往四周蔓延,很快就笼罩了开县的城乡角落。

1948年上半年,开县反动势力变本加厉。

当年4月13日,开县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各乡镇也紧跟着成立了分会。

军警特务倾巢出动,到处搜捕所谓的"通共分子"。

组织上已经意识到了危险。开县地下党的负责人杨虞裳通知陈化文赶紧转移,不能再待在开县了。

陈化文在走之前,专门跑到铁桥小学找朱世君,劝她一起走。

朱世君拒绝了。

她说的话,后来被陈化文记在了自己的回忆材料里:"我不能拖累你,你一个人方便些。"

陈化文走了。临走前叮嘱她千万要小心,如果觉得不对劲,就赶紧躲起来。

朱世君也确实躲了一阵子。

她离开学校,转移到了一个亲戚家里,过了一段隐蔽的日子。

可没过多久,她又回到了铁桥小学。

原因是——她怕耽误学生的功课。

听起来不可思议。

命都快保不住了,还惦记着学生的功课?

但朱世君就是这样的人。在她看来,她是一个老师,教书是她的本分,学生们不能因为她的事情受到影响。

再加上她有一个想法:自己还没有正式入党,敌人拿不到她是党员的证据,最多算个"嫌疑",应该不至于把她怎么样。

这个想法,用今天的眼光看,实在是太天真了。

可朱世君就是带着这种天真的勇气,回到了那个随时可能被抓捕的地方。

1948年4月14日。

深夜。铁桥乡中心小学。

驻扎在太平乡的开县警察中队长鄢开春带领一支侦缉队,直扑铁桥小学。大门被撞开的声音在夜里格外刺耳。

朱世君从睡梦中被惊醒。

换作一般人,这个时候大概会慌,会怕,会手足无措。

但根据后来的记载,朱世君的反应出奇地平静。她起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梳洗打扮。

对,梳洗打扮。她洗了脸,把头发梳整齐了,把衣服穿戴好了,然后才走出房间。

特务冲进来,给她戴上了镣铐。

她站在院子里,和几个同事一一道别,表情平静,没有哭,也没有闹。然后转身,跟着押送她的人走出了学校大门。

从铁桥小学出来,沿着山路押往太平乡,再转押到开县县城,这段路不算短。

就是在这段押送的山路上,发生了一件改变了很多事情的事。

押送队伍里有一个人,叫李朝成。

这个名字在后来的烈士传略里被反复提到,但关于他的个人背景,公开资料记载不多。

可以确定的是:李朝成的公开身份是开县当局侦缉队的一员,但他的真实身份,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

也就是说,抓朱世君的这帮人里,有一个是自己人。

李朝成认出了朱世君。

他知道这个女教师是什么人,知道她做过什么事,也知道她一旦被送到重庆会面临什么。

押送的队伍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雾气浓重,林木遮蔽。

李朝成趁着其他押送人员不注意,悄悄地伸手去解朱世君手腕上的绳索。

他不是随便解一下,他是认真的——解开一次,又解开一次,前后一共两次。

在那条山路上,有好几处地形适合逃跑。山林茂密,雾气遮挡视线,只要她跑进去,追都很难追得上。

李朝成给她松绳子的同时,还在用眼神催促她:快走。

这是一次冒着巨大风险的营救行动。

如果朱世君跑了,李朝成随时可能暴露。暴露的后果,在那个年代,不用多说。

可朱世君看到了他松开的绳子,也看到了他的眼神,看到了前方那片可以藏身的密林。

她没有走。



〔四〕【山路上的抉择】

那段山路到底有多长,后来没有人做过精确的测量。

但在李朝成后半生的记忆里,那段路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他两次解开她的绳索。

第一次解的时候,她低头看了看松动的绳结,没有动。他以为她没有反应过来,又解了第二次。

山路两旁的雾气更浓了。能见度很低,几步之外就模糊一片。

押送队伍拉成了一条散乱的线,前面的人走得快,后面的人跟得慢,中间出现了足够大的间距。

条件再好不过了。

朱世君当年二十七八岁,身体不差,腿脚利索。

从押送路线到两旁的山林,不过几步的距离。只要她跑进去,雾那么大,谁也别想追上她。

李朝成可以在后面打个掩护,就说犯人挣脱了绳子跑了、没追上。在那种混乱的年月,这种事情并不罕见,不至于引来太大的追查。

她完全有机会活下来的。

李朝成后来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说他当时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他不停地用眼神给她使信号,恨不得伸手把她推到树林里去。

可朱世君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惊慌,没有犹豫,反而很平静。

她没有跑。

她转过身来,平静地对李朝成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不长,十几个字,声音不大,说完就转身继续朝前走了。

她走得很稳,甚至比之前还要稳一些,像是做完了一个极其重大的决定之后,心里的那块石头反倒落了地。

李朝成站在原地,怔了很久。

他后来把这句话记了一辈子。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每当有人问起那段往事,他都会重复那句话。重复到后来,他自己的声音都会变得沙哑。

那么,朱世君说的到底是哪句话?

这句话为什么让一个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人,到老了还忘不掉?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把后面的事情讲完——讲完她进入渣滓洞之后的那些日日夜夜,讲完那个1949年11月27日的夜晚,讲完陈化文随解放大军回到重庆后看到的那一幕,讲完李朝成在几十年后面对记录者说出的那一段回忆……

当这些碎片拼接在一起的时候,那句话的分量,才真正能被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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