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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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

特别提示：本文作者陈公博是党的“一大”代表；其文章来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属于个人回忆类历史资料性质。敬请阅读时注意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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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陈公博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一说1890年10月12日－1946年6月3日），男，广东南海人，祖籍福建上杭。客家人，

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首次披露中共一大纲领等文献。1920年任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教授期间接触马克思主义，与谭平山等组建广州共产党支部。1921年7月20日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因争论激烈中途离会未参与南湖续会。1922年6月支持陈炯明，1923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1925年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1940年3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长。1944年3月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解散伪政权，化名东山公子逃亡日本，同年10月3日被引渡回国。

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死刑。6月3日上午被执行枪决。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径作了最后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关系到先生的前途。”这封信，为他既是汉奸，又是蒋介石的走狗的双料货色作了注脚。

陈公博55年的人生，12岁时有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雄心，29岁时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尔后脱离共产党，随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33岁时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抗战爆发后，46岁时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汪精卫伪政权中，汪精卫是第一号大汉奸，陈公博是第二号大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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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九四四年）

注：本文摘自陈公博的《寒风集》“我与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段。题目是原编者所加。原文为四部分，本次转发只选取第三部分。

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这次大会给我的坏印象不少，大概我后来脱离共产党，要以这次大会给我的恶劣的印象为起因，而以仲甫和我的一重公案为后果。

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是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学的，也有住在别处的。

周佛海、李鹤鸣、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的朋友。

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短短会期四五日，使我发生极大的反感，其中有几件事，最使我极端不满。

第一件事就是开会地点问题，当日原议每日开会均须更换地点，以免被人注意。但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我觉得有些诧异，那天恰恰早上张国焘来找我，我问他为什么与原议不符。他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而是柯茨基理论，他是黄色的，不是红色的，我们在他家内开会，他似乎有些恐慌。他愈恐慌，我们偏要在他那里开会。

我听了这句话，默然不答，心想，呵，原来如此！我以为同志间应当相见以诚，相规以义才对，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现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便有这些倾轧现象，以后恶果，可想而知。我看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我心内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至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第二件事，因为张国焘去过短期俄国的关系，故推他做大会主席，国焘那时不免趾高气扬，然而国焘那时是没有主见的，一切都唯俄国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的马首是瞻，当时有几件提案竟把我气的差不多退席，其中一件是禁止共党人员参加政治，甚至乎不许当校长。我争辩着，共产党是应该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可干，国焘硬要通过，而多数居然赞成。 可是到了第二晚开会，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极了，我说昨日我本来不赞成，而会内倒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由一个俄人反对，又取消议案，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这次冲突，两俱不欢。而当时类此之事，不一而足。

第三件是通过宣言，内中对于孙先生和徐世昌（那时孙先生是广东非常国会选出的临时大总统，徐是北洋军阀左右下的国会所选的大总统）相提并论，批评得一文不值。这一篇宣言，我根本反对，辩论很久，宣言终于通过了。我直急得跳起来，找佛海汉俊商议补救的方法，后来到最终会议，才提出一个折冲方案，将来这篇宣言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因此中共第一次大会的文献，没有宣言，不过当日共党是秘密组织的，有无宣言，世间也不注意罢了。

因着国焘个人和汉俊为难，恐怕其中代表还有附和国焘的主张罢，连日开会均没有更换地点，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

我们在汉俊楼上开会，人还没有到齐，俄代表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个仆人跑上楼来报告，说有一个面生可疑的人问他经理在家否，这个仆人也算机警，急急上楼报告。

俄国代表一听这样说，或者因为长期经验关系罢，立刻主张解散，我看各人本来已有些慌张，一听马令主张解散，都开前门分头逃走，上海的弄堂房屋本来是惯走后门而不走前门的，大家往前门走，等于事急走太平门的办法。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瞥报又张惶的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他们走后不到三分钟，我和汉俊谈不上几句话，突然面前出现了几个人。现在我还记得，有三个法国瞥察官，有四个中国的便衣密探，至于外面还有多少人，那我被关在楼上是不知道的。

这班人上楼之后，空气一时非常紧张，有两个人监视着我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甚至乎不许喝茶，其余的人便监视着汉俊往房间和各处搜索。

为首的法国警察，问谁是主人，汉俊不慌不忙的自己承认。这样搜索，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惟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密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这样过了个多钟头，才审问汉俊。他们问汉俊为什么家藏许多书，汉俊是懂得几句法语的，告诉他们他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他们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他们问汉俊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汉俊说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这次暑假来沪常常来谈。

审讯完汉俊之后，便轮到我了。在搜索时间，我不能发言，我不能起身，但抽烟是可以许可的。自从国焘们走后，汉俊开了一听长城牌烟卷，我们刚刚燃着一枝，法国警察便上来，我坐着没有事做，连续把那余下的四十八枝烟卷吸完，终于被审问了。还幸他们问得早一点，若再迟五分钟，便无烟可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法国巡捕开始用法语问我，我那时还未习法语，旁边一个中国人说：“总办大人间你是不是日本人”？这时，我很诧异，为什么那位先生倒以为我是日本人。我想还是直接通话沩便罢，遂用英语问他懂不懂英语。这样，他便用英语问我，以下是开始的简单问答：

“你是不是日本人”？警官很神气的。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不懂你为什么怀疑我是日 本人”？我有些开玩笑。

“你懂不懂中国话”？

“我是中国人，自然懂中国话”。

“你这次由什么地方来的”？

“我是由广东来的”。

“你来上海什么事”？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这里”，我一想不好，我决不能告诉他我住在犬东，在旅馆我还有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也有广东共产党的报告，所以这样告诉他。

法国警官的态度似乎缓和了，但关于我是否日本人的问题，他还反复研问，我揣测他这样寻根觅究，也许他另接报告，以为我们中日俄党人在这里开什么会。

这样又经过半个钟头，那位法国先生便用法语向汉俊演说一番，后来汉俊告诉我，法国人所说的话，大意说知道我们是知识分子，大概想有某种的企图，但中国教育还未普及，什么都谈不到，希望我们以后专在教育上用功，今天既然找不到证据，只好便宜我们了。

他们一窝风下楼之后，汉俊便催我急走，我说危险算是过去，我们何必事后张惶，再开一听长城牌享受一下罢，因为我不吸烟又半个多钟头了。尤其是难受的，两个钟头未喝茶，口干得厉害。

汉俊重新叫人煮水沏茶，楼梯又响，我那时真有些吃惊，难道他们又卷土重来，谁知那人头探出来的是包惠僧。 惠僧问我们法国巡捕走了没有，我说此非善地，你还是走罢，详情明月再谈。惠僧走后，我和汉俊再谈几句，看时计已十点多钟，遂和汉俊告别。

我总以为大风过去，海不扬波了，但出了双俊门后，倏见一个人隐身在弄口，似乎在侦察，我走了几步，他居然跟着来，我故意走快儿几步，他也走快几步，我走慢儿步，他也走慢儿步。 我心想今夜终不能回大东旅馆了，然而又不能不回，因为有许多文件，倘不烧毁，终须贾祸。路边恰巧有一家商店，还是灯火辉煌陈列着许多商品，我装作看商品，一面思量怎样脱身。 可以说是灵机一动罢，我记得去年由北京转沪回粤，在上海曾逛过一次大世界。大世界在夏天有两场电影，地下露天，屋顶也露天，那个地方异常黑暗，是容易脱身的。我主意既定，立刻叫了一部黄包车往大世界，谁知那人也雇了黄包车跟在后头。我到大世界后什么地方都逛一逛，很游闲的逛书场，逛戏场，终在地面的露天电影看了三四分钟，便踱至屋顶的露天电影，在人丛绕了一个圈，从别门下楼雇车回大东旅馆。我回至房间叫我的太太打开了箱子，关好了房门，一日气把文件用火焚烧，全搁在痰盂，至此才详细的告诉她当夜的情形，湮灭证据的工作，算是告成了。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夜是阴历七月中旬，是上海最热的时候，我们的汗闷得出不来，在床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两人把席子拖下地板，才安稳睡了一觉。热极生风，半夜里起了大风雨，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我从地板站起来，打开房门一看，看见走廊寂寞得没有一个人，只是急雨打窗，狂风吹面，我想明明有枪响，有惨叫，那莫不是我变了福尔摩斯的案中人么？我唤起励莊，告诉她我所闻，但两人都猜不出什么事故，我反怀疑是一种梦境。

还是睡罢，到了九时，有一个茶房跑进来，说你们隔壁房间有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我问他什么一回事，他说前日有一男一女投店，今早那男的起身还叫了一碗面，食后出去，我们问他要钱，因为他只交柜上五块钱。他说立刻便回，我们也不注意，不料刚才我入房打扫，那女的已死在床上，经理立刻来看，她身中一枪，并且颈上还有毛巾缠住，看起来大概男的打了她一枪不死，又用毛巾来勒毙的。

我听了之后，我也不告诉他今早所闻，恐怕他还找我做证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烦。 不过我再想，如果有巡捕和侦探来侦查，保不定认识我就是昨夜被侦查人之一。长安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此地不宜耽搁，还是走罢。

我去找着总经理，那时大概是郭标罢，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我说我隔壁出了命案，我的太太非常惧怕，所以今日要去杭州一行，把所有行李，暂存旅馆，俟回来还要换一个房间。这种说话，自然郭大经理坦然不疑，我和我的太太，趁着巡捕和侦探没有光临，遂离开旅馆。先在一家饭馆安顿了太太，我自己跑去找李鹤鸣告诉他昨夜的经过，并且我下午要到杭州。经过昨夜的变故，他们也打算停会，另易地方。 会期不定，我更可以从容的游西湖，逛灵隐了。

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是一个丝厂的女工。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那个西崽，趁他的大班往青岛避暑，偷了他一根手枪和孔阿琴来大东开房间。到了天明，开了一枪，而孔女士居然不死，那男的急极了所以又加工的用毛巾去勒。大概一时男的有悔意罢，或者独生总比同死为佳。他收拾起死心，写了一封自白的长信，又叫了一碗面吃饱，才扬长而去。

此事经已大白，初到的杭州，玩了两三天地方也游腻了。天热的杭州，等于一个大汽炉，蚊大如蝇，夜热逾昼，我们只好赋归了。

归来上海之后，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的南湖船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大会宣言发出与否，授权仲甫决定，因为仲甫已被举为中共书记，当日所谓书记，就是党魁。我和各人草草谈了两三次，遂乘船回广东了。

在上海还听见一件关于戴季陶先生的轶事，季陶和仲甫约定共同发起共产党，到了成立之前一日季陶来了一封信，说他和国民党关系太深，的确不能参加共产党组织，不过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正在创办交易所，打算以交易所的赢余，来帮忙共产党的党费。我在上海虽然前后停留近十日，但和各代表来往很少。佛海正闹着恋爱，共产党人的议论也有赞成也有不赞成，但我以为恋爱是个人的事，为了恋爱，有时性命都不顾，朋友的赞成和反对，更是闲事。佛海夫人杨淑慧女士直至我在民十四由美国回至广东才相识，那时我对佛海的恋爱批评，算是宣告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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