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回忆杨虎城将军》，杨拯英等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杨虎城将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西安事变史料》，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息烽集中营旧址》，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7年，农历腊月三十，除夕夜。
整个重庆城炮仗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的灯笼把夜色染得通红。
山城的年味儿是浓的，巷子里飘着腊肉香，孩子们在街上追着跑，扯着嗓子喊着新年。
家家灶上热气腾腾，团年饭的香味飘过街巷，一年到头的辛苦，在这一顿饭里散了。
可在重庆杨家山那道厚重的铁门里头，一切都是另一番模样。
没有年夜饭，没有灯火，只有一盏摇摇晃晃的油灯，把四面的墙壁映得昏黄。
墙皮受潮脱落，一片一片耷拉着，缝隙里透进来的风，带着腊月特有的刺骨寒意。
一个女人蜷缩在那里。
她已经整整二十多天没有进食。
手脚细得像枯枝，颧骨高高凸起，嘴唇干裂出了血口。
脖颈上的皮肤贴着骨头，一层一层往下塌。她闭着眼，呼吸很浅，胸口一起一伏，像是随时都可能停下来。
可那双眼睛，偶尔睁开的时候，还没有熄。
她叫谢葆真。杨虎城将军的妻子。
一个在西北大地上曾经振臂高呼过的革命女性，一个为了陪伴丈夫主动踏入牢狱的女人，一个在铁窗之内硬撑了将近十年的人。
这一夜，几个特务走了进来。
他们对这个绝食中的女人，动了手。
那一夜之后发生的事，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知道。
是后来同押于杨家山的徐林侠，用细小的字迹，把那段经历藏进墙缝里，才在许多年后，被人从砖灰里翻出来。
【一】穷苦人家走出来的女兵
谢葆真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在西安城里，是1926年。
那一年，军阀刘镇华率兵围攻西安，这场围城战从春天打到秋天，整整八个月。
城里断了粮，死的人不计其数，街上尸横遍野，老百姓靠着啃树皮、挖草根、煮皮带熬日子。
外头的炮火一轮接一轮，城里的人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守城的将士缺补给，缺粮草，更缺鼓劲的人。
就在这样的时候，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出现在了守城将士们面前。
她个头不高，头发剪得短短的，站在一群人里头并不显眼。
可她嗓门亮，讲话清楚，又会唱歌，组织起歌咏队和演出队，专门给守城的士兵们打气。
城里的粮食和铜钱，也靠着她们这帮人挨家挨户动员，一点一点凑出来，送到守军手里。这个姑娘，就是谢葆真。
谢葆真，原名谢宝珍，1913年5月29日出生在西安，家在今西安市碑林区一带。
父亲原本是教书先生，后来家道中落，迫不得已去杂货店当了伙计，一家五口全靠父亲一人的工钱撑着。
日子过得很紧，谢葆真读到小学就辍了学，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
1925年，父亲病故。
母亲带着几个孩子辗转投奔亲戚，在长安县曲江池一带落了脚。
大哥谢庭荣因为家里供不起，早就过继给了三叔谢赢初，一家人七零八落地各自讨生活。
这样的出身，没有什么资本，没有什么背景，却给了谢葆真一件别的东西——她从小就知道穷是什么滋味，知道老百姓活着有多不容易，也从小就觉得，眼下的世道，不该是这个样子。
西安围城的那一年，谢葆真没有躲在家里等，而是跑出去，跟方鉴昭、彭淑贞等人一起，组织起歌咏队和演出队，慰问守城的将士，动员城里的老百姓捐粮捐钱。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寻常。
围城结束之后，她没有就此停下。
1927年2月，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在西安以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的名义创办了中山学院，专门设有妇女运动班。
西安妇女协进会把谢葆真推荐了进去，她就这样走进了中山学院的大门，接受了更系统的革命理论训练。
没过多久，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在西安招收女兵，准备东出参加北伐。
谢葆真报名，被编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直辖的"前线工作团"。
这个前线工作团不是普通的宣传队，团长叫宣侠父，是共产党员，做事雷厉风行，治团极严。
谢葆真在这里年纪最小，却表现最积极。
在宣侠父的培养下，她在前线工作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她不过十四岁。
这批进步青年里，不乏家境殷实、受过完整教育的年轻人，谢葆真的出身是最普通的。
可就是这么一个辍学的穷家女儿，在那批人里头，干劲反而最足。
入党之后，谢葆真被调到国民联军第十军政治处下属宣传队担任队长，正式进入了杨虎城的部队系统。
第十军的军长，叫杨虎城。
那时候杨虎城已经三十多岁，是名声在外的西北将领，行伍出身，打过不少硬仗，手下有正规军，在西北一带颇有分量。
谢葆真在他手下做宣传工作，跟着部队一路行进，在枪炮声不断的地方唱歌、讲课、做群众工作，哪里需要人她往哪里跑。
1927年10月，她被派驻至第十军驻地安徽省太和县，专门开展妇女工作。
她到了当地，主持成立了太和县妇女联合会，当选为主任委员。
在那里她干得风风火火——动员妇女参加妇联，领导反帝反封建活动，提倡婚姻自主，专门成立"放足委员会"，派人在城门口挨个劝说进城的妇女不要缠足，还办起了贫民女校，教妇女识字学文化。
当地的乡绅看着这个比自家孩子还小的外来姑娘，在县里搞得热火朝天，一个个都直皱眉头。
杨虎城看她在下面做事，由赏识到钦佩，后来又慢慢多了几分别的意思。
他多次在和共产党工作人员谈话时提到，希望谢葆真能到他身边，帮助他"读书学习"。
这种说法，放在那个年代，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经请示中共河南省委批准，1928年春节前夕，谢葆真与杨虎城在军部所在地的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婚礼极简单，没有排场，也没有嫁妆。
杨虎城比她大整整二十岁，此前已有两位夫人——原配罗佩兰早已去世，续弦张蕙兰在西安主持家务。
这门亲事，外头有人议论，说闲话的不少，但谢葆真不在乎这些。
婚礼上，有人问杨虎城为何要娶谢葆真，杨虎城答得坦然："我知道她思想进步，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
谢葆真在婚礼上说的那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反复提起。
她说："我不要你山盟海誓，只要你革命就行了。"
底下的人举起杯子，连声叫好："好！为革命到底，白头到老，干杯！"
这一对，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一个有枪有兵有主张，一个有胆有识有热血，年纪差了二十岁，出身也天壤之别，可就是这么对上了眼，对上了心。
【二】将军夫人，却是隐秘的共产党员
结婚之后，谢葆真的身份变了，从一个军中的宣传队长，变成了杨虎城的妻子，西北军政界的"官太太"。
可她的工作，并没有停。
谢葆真早年入党，这件事知道的人极少。
婚后她与党组织的联系陆续中断，却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在杨虎城身边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婚后她随杨虎城入陕，帮助他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联系，出席各类官场交际活动，还在西安创办了英语培训学校。
在那个年代，会英语是稀罕事，谢葆真本人学过，对外联络也用得上。
1928年4月，谢葆真随杨虎城赴日本疗养，在海外一待就是半年多。
她在日本期间，杨虎城曾两度向中共提出入党申请。
第二次，中共中央在东京已经函复批准，却因信件抵达时杨虎城已回国而错过，杨虎城本人以为再次被拒，此事就这么搁下了。
谢葆真全程陪伴左右，对丈夫的政治想法了如指掌。
回国之后，他们在陕西生活了将近十年。
这是谢葆真一生中最充实、也是外人看来最风光的一段日子。
1932年至1936年，是杨虎城在陕西权力最稳固的几年，他先后担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要职。
谢葆真以特殊身份穿梭于西安的各类社会场合，做的事情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多。
她帮助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在西安办起了第一所助产士学校；协助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为东北军子弟在西安创办了东望小学；还与几位夫人共同集资，筹办了培华女子职业学校。
这几件事，每一件背后都牵涉到西北军政各方的关系，要办成，需要的不光是钱，更是人脉和手腕。
谢葆真把这些事一件一件推进下去，傅学文见过她之后，当面称赞她是"妇女中的英杰"。
"九一八"事变之后，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剿共"，共同御敌，每次都碰了钉子。
蒋介石对他疑忌越来越重，1933年5月，干脆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改派邵力子接任。
军权保留，但头上的压力一天比一天重。
谢葆真没有退到后头。她愈发积极地介入杨虎城与各方人士的往来，成了丈夫在政界社交上不可或缺的帮手。
华北事变之后，她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里，1936年担任了"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会长，开始以公开身份出现在救亡活动的前台。
1936年11月，为了支援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抗日行动，谢葆真牵头发起募捐，带着十七路军的眷属募捐团上街，三天之内就募得7738元，全部汇往前线，一分没留。
到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谢葆真一身盛装出现在杨虎城为随蒋介石来陕的军政大员举办的晚宴上，主持全场。
那一夜，席间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没有人知道，就在这同一个夜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已经在另一处紧锣密鼓地安排好了第二天凌晨的军事行动。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发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押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采取行动，囚禁陈诚、卫立煌等一批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八项主张，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后，谢葆真立刻组织成立了"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拉起宣传队和慰问团，宣传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到处讲解西安事变的意义，还专门介绍帮助东北流亡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参加革命。
事变和平解决之后，1937年2月，谢葆真带着儿子杨拯民去了北平，联络杨秀峰、张友渔、张申府等各界爱国人士，交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
这一次出行，是她最后一次以相对自由的身份在外奔走。
1937年5月，杨虎城被逼交出兵权，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名义出国。
周恩来亲赴三原东里堡与杨虎城促膝长谈，打开了他的心结，劝他以大局为重。
5月29日，杨虎城偕谢葆真乘船东渡，携翻译亢心栽等人出国，带着七岁的儿子杨拯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四个女儿——拯美、拯英、拯汉、拯陆——留在西安，交由外祖母照看。
在异乡的日子，谢葆真没有闲着。
她常在海外华侨妇女聚集的场合讲话，做宣传，鼓励华侨关注国内局势，支持抗战。
1937年8月15日，在巴黎福尔特大厅举行的各界侨胞抗日大会上，杨虎城应邀发表演说，谢葆真在场陪同。
可那时候，国内的战火已经快要烧起来了。
这一家人，注定回不了头。
【三】一句话，踏进了那道铁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消息传到欧洲，杨虎城坐不住了。
他在轮船行驶太平洋时就听到了广播里的消息，立刻打电报给宋子文，表示要立即归国抗日，愿以戴罪之身效命前线，什么职务、什么阶级都不计较。
宋子文回电，让他稍缓。此后他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国参战，每一次都被拒绝。
谢葆真劝他，说蒋介石不会轻易放过他，回去凶多吉少。
但杨虎城的态度一直很清楚。
1937年11月底，杨虎城带着谢葆真、杨拯中经香港回国，消息传出，各方友人都在劝他，说此去危险，不如留在海外观望。杨虎城不为所动。刚到香港落地，就有人在盯着他们了。
杨虎城随后飞往南昌，准备去见蒋介石，结果一下飞机，戴笠就在场。
杨虎城当场被扣押，关进了南昌的囚所。一代将领，就这样走进了铁门。
谢葆真那时候先行带着杨拯中回到西安，是数日后才得知消息。
谢葆真得知消息之后当场痛哭，反复问着边上的人：抗日有什么罪，救国有什么错。
那时候，她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最大的杨拯民已经懂事，最小的孩子才一岁多。家里离不开她，孩子们更离不开她。
可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1937年12月4日，谢葆真留下四个女儿，托付给母亲和亲属，自己带着幼子杨拯中，和阎继明、张醒民一起飞抵汉口，随后辗转到达江西南昌。
她是去救杨虎城的。
可她脚刚踏进南昌，戴笠的人就在那里等着了。
谢葆真与杨拯中、阎继明、张醒民一同被逮捕入狱。
就这样，她走进了那道铁门。
这一进去，就是将近十年。
被捕之后，谢葆真起初被单独关押了半年多。
特务们盯着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反复审问，从各个角度施压，要弄清楚她的来历和与党组织的关系。
那段时间，她和杨虎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消息，各自关在不同地方，音讯全无。
直到1938年下半年，谢葆真才被押送至湖南益阳桃花坪，与杨虎城在同一处关押。
这一路的辗转，让她终于和丈夫重新待在了同一片屋檐下，尽管那是囚笼。
此后，他们先后被转押多处。
1938年冬，被关押至贵州息烽县阳朗坝看守所，关在"和斋"。
三个月后，戴笠来视察，发现此处离川黔公路太近，不安全，随即下令把杨虎城一家转移到距息烽县城东约八公里处的玄天洞。
玄天洞是一处天然的溶洞，自明代起就有道人在此修行建庙，香火延续了数百年。
1938年，军统特务将道士撵走，占了这个地方，改作关押"重要犯人"的秘密囚禁处。
洞口呈上圆下平的半圆形，洞顶最高处十五米，最宽处五十四米，进深一百三十米，洞内面积约三千四百平方米。
四面岩壁陡峭，地处深山峡谷，一个入口，终年不见阳光，阴冷潮湿，寒气刺骨。
杨虎城和谢葆真进了洞，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与世隔绝。
外头打着仗，日军铁蹄踏遍半个中国，可这里连消息都传不进来，守卫三层，方圆十几里全是放哨的人，对外封锁得滴水不漏。
洞内终年没有阳光，潮气重，两个西北人都不适应，接连生病。
杨虎城向看守队长李家杰提出要求，自己出钱，在洞外修一间房子住。
李家杰向来爱财，开口要了杨虎城四百美元，最后给盖了一间极其简陋的木结构房屋。
1938年10月至1946年7月，杨虎城将军与谢葆真、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一家人就被关在这个地方整整八年。
这八年里，看守的情况反复变化。
李家杰在时，折磨最狠。
他对谢葆真的折磨尤为严酷，见她是共产党员，审讯从未停过，精神刺激更是家常便饭。
杨虎城后来评价他："李家杰官僚的脑筋，军阀的举动，唯利是图，不知民苦，我太太的病就是受他刺激引起的。"
李家杰之后是龚国彦，杨虎城评价此人"拨弄是非，爱钱如命"，"几年来整得我连一口气都喘不过来"。
最后来的张鹄，杨虎城形容他"獐头鼠目，自尊自大，不把人当人，纯粹的一个刽子手"。
在这期间，谢葆真在玄天洞旁的木屋里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杨拯贵。
孩子生下来没几天，因为营养不良和缺乏医疗条件，高烧不退，没几天就没了。
谢葆真为此日日落泪，精神状态开始出现明显的问题。她写血书抗议囚禁丈夫，大骂特务，激愤的时候把手边的东西劈头盖脑地砸过去。
特务们以谢葆真"精神有问题、影响杨虎城"为由，强行将她与杨虎城分开，把她单独关押回玄天洞旧居，夫妻从此彼此相隔，铁门重重，难以相见。
杨虎城多次提出要给妻子治病，李家杰一律不理。杨虎城向戴笠申诉，要求换掉李家杰，事情拖了很久，李家杰得知之后变本加厉，折磨更甚。
1941年，杨虎城自己出钱在洞侧又修了一间木结构房屋，作为自己的居所。
那一年，谢葆真在牢中又生了一个孩子，就是后来在狱中长大的幼女杨拯贵。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谢葆真在狱中做的事，是教儿子杨拯中认字读书，照看孩子，同时写血书抗议，大骂特务，挣扎着熬过一天又一天。
【四】那一年，她打定了主意
抗战在1945年结束了。
消息传进来的时候，谢葆真已经在铁窗里待了将近八年。
外头的世界打完了日本人，可她还关在里头，杨虎城还关在里头。
抗战胜利之后，社会各界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声音越来越大，报纸上、集会上，到处都在谈这件事。
蒋介石顶住不动，对杨虎城夫妇的看管，不仅没有松，反而更紧了。
1946年7月，蒋介石暗中转移关押的政治犯，杨虎城一家连同秘书宋绮云一家、副官等人，被一同迁至重庆杨家山。
这是一处更封闭的地方。
杨虎城和谢葆真依旧分开关押，待遇更差了。
到这个时候，谢葆真的身体已经撑了太久。
常年在潮湿阴暗的囚所里，吃不好，睡不好，精神上长年被折磨，病情一点点加重。
到了1946年的时候，她已经有十几天无法进食了。
1946年11月底，谢葆真在重庆杨家山监狱开始绝食。
这一次，不是一时激愤，而是打定了主意。
她不吃饭，不喝水。特务们用铁钳撬开她的嘴，往里面灌葡萄糖水，她把灌进去的东西全部吐出来。灌，吐；灌，再吐。
绝食进行到一定程度，她想起了手上的那枚戒指。
那是杨虎城的婚戒，她戴着它走进了这道铁门，戴了将近十年。她把它悄悄咽了下去，吞金，想用这个方式结束。
发现之后，特务们把她抢救了过来。
她醒来，继续绝食。
杨虎城在另一处牢房里，知道妻子在绝食，多次向看守要求给谢葆真治病，全部被拒。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到了1946年年底，1947年年初，谢葆真已经整整二十多天粒米未进。她的身体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意识还清醒。
特务们面对这个状况，心里清楚得很——这个女人，是在用这种方式与他们死磕到底。
她要死。
可她要死得体面，死得像一个没有屈服过的人。
这件事，特务们不能接受。
他们在私下里商量了很久，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个谢葆真绝对没有料到的、让她连最后一点尊严也留不住的办法。
就在1947年的除夕夜，那几个人，推开了铁门。
就在那一刻，谢葆真意识到，他们打定主意，不让她死得那么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