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2007年开放1931—1945年手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台北国史馆）、《新华日报》1945年8—10月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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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的金秋，重庆城里飘着薄薄的晨雾。嘉陵江的水声顺着山道回荡，这座依山而建的陪都，已经做了八年的战时首都，见惯了风浪，却在这一年秋天，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被后人记挂的43天。
就在重庆歌乐山林园官邸的某处书房里，蒋介石翻开了一本外人从未见过的私人日记，落笔写下了几行字。
这几行字，在此后整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严密地锁进历史的暗格之中，随着日记原件辗转流传，从蒋介石本人的手里，传到蒋经国，传到蒋孝勇，传到蒋方智怡，最后在2004年被送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代管。
直到2007年4月，胡佛研究所正式宣布对外开放1931年至1945年的手稿部分，这几行字才重新出现在了世人的视野之中。
历史学家杨天石是最早研读这批手稿的学者之一。他两度专程赴美，在胡佛研究所的阅览室里，一页一页翻阅那些因保存条件欠佳而略显发黄的纸张。
当他翻到1945年9月29日那一页，目光落在那几行亲笔文字上的时候，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才接受了那上面写着的内容。
日记里，蒋介石亲手罗列了中共十一条所谓"罪状"，并且清清楚楚写下了他对伟人的处置设想："拘留审判"。
四个字，触目惊心。
然而，伟人最终平安飞回了延安。
从1945年8月28日踏上重庆的土地，到同年10月11日乘机离开，整整43天。这43天里，重庆城内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的算计从未停歇，却没有任何一步最终落下来。那本日记里的"拘留审判"，停留在了纸页上，没有变成现实。
蒋介石到底为什么没有动手？
这个问题，沉睡在日记手稿里整整六十多年，直到那批文件被公开，才终于有了可以追溯的线索。而当那两点真实的缘由从手稿中浮现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才发现——这件事情，远比所谓的"心软"或者"仁慈"复杂得多，也沉重得多。
【一】日本投降之后，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涟漪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八年的烽火，八年的流离，终于到了画句号的时刻。街头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跑出来敲锣打鼓，有人跪在地上长拜不起。重庆城里人声鼎沸，彻夜未眠。
但在某些地方，热闹之外，有人没有跟着庆祝，而是静静地在盘算另一件事。
抗战结束了。但结束之后，中国怎么办？
八年时间里，国共两党以合作的名义共同抵御外敌，但这种合作的底色，从来都不是平静的。摩擦、对峙、边打边谈，这些事情在整个抗战期间从未真正停歇过。而现在，外部的压力一旦解除，那些被暂时搁置的矛盾，就要重新摆上台面。
彼时，中共方面经过八年的抗战，军事力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根据伟人后来公开向路透社记者所作的说明，中共拥有的正规军队超过120万，民兵超过220万，根据地遍及华北、华中以及华南诸省，包括山东、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陕甘宁边区，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大片区域。
这个数字，是蒋介石无法忽视的现实。
而国民党这边，抗战期间的主力部队，有相当一部分被调往西南和西北方向，并不都在东部和北部的战略要地附近。战争结束后，需要时间来完成部队的重新部署和战略调整，才能在各个关键地带形成有效的兵力配置。这个调整，需要时间。
国共两方，都有理由坐下来谈。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的前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了第一封电报，邀请伟人"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这封电报的措辞工整，礼数周全。随后，8月20日和23日，又连续发出第二封和第三封电报，语气一封比一封殷切。
三封电报，十天之内。
这背后的逻辑，当时各方都看得明白。谈判桌上可以争取时间，完成军事调整；同时，如果对方拒绝赴约，那么发动内战的责任就可以归咎于拒绝和平的一方。这笔账，明摆着。
延安方面对这个局面同样有着清醒的判断。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是否赴渝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表达了顾虑，理由是蒋介石的一贯行事风格让人难以放心——张学良就是前车之鉴，去了重庆若出什么意外，后果无从预料。
但伟人的看法是另一套逻辑。他后来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用了"假戏真做"四个字——如果这是一场假戏，那就要把这出戏演得让全国人民看清楚真假，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8月24日，伟人回电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即赴渝，共商和平建国大计。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决定，由伟人、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为代表赴渝谈判。
国共双方的代表阵容随之确定。国民党方面指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谈判代表；中共方面以周恩来、王若飞为主要代表，伟人则亲赴重庆参与高层直接会商。
一场关乎数亿人命运走向的谈判，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二】1945年8月28日，延安飞重庆
下午3点，一架专机从延安机场滑行起飞，向西南方向的重庆飞去。
机舱里坐着伟人、周恩来、王若飞和中共代表团的其他成员。
同机的还有两个特殊的人物：一是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另一个是国民政府代表、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的张治中。这两人是专程飞赴延安迎接的。
赫尔利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外交礼节。他此行代表美国政府，以"美国国格"为担保，向外界公开承诺保证伟人赴渝期间的人身安全。这个承诺，在此后的43天里，将成为一根绕不过去的桩子。
飞机降落在重庆珊瑚坝机场的时候，机场外已经聚集了大批等候的各界人士。诗人柳亚子闻讯赶来，目睹了飞机落地的一幕，随后写下诗句，称颂伟人此行为"弥天大勇"。
这四个字，后来被各家报纸广为引用，成了描述这段历史最广为流传的注脚之一。
当天晚上8点半，蒋介石在歌乐山林园官邸设宴欢迎。出席这场欢迎宴的阵容颇为齐整：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将军，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张群、王世杰、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蒋经国等要员。
席间，蒋介石以"润之"称呼伟人，伟人则以"委员长"回应。《新华日报》次日报道了这场宴会的气氛，称"蒋主席和毛泽东同志曾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
这是伟人与蒋介石自1926年广州一别之后，相隔整整十九年后的重逢。
应蒋介石的挽留，伟人当晚住在林园官邸，这是他在重庆的第一个夜晚。
第二天开始，伟人的日常活动渐渐形成了固定的轨迹，在重庆城内的三处地点之间往返：位于上清寺的桂园、位于歌乐山的林园、以及位于红岩村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暨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
桂园是张治中的公馆，院内种着两株桂树，因此得名。这处宅子原属国民政府财政部司长关吉玉，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渝后由陈诚租用，1938年起转租给了张治中。
谈判开始后，张治中主动将整座宅院腾出来，供中共代表团使用。桂园楼下是会客室、厨房和警卫室，楼上是伟人、周恩来的办公室，以及秘书王炳南的办公室。
各界人士来访，大多在桂园进行，宋庆龄、柳亚子、张澜、民主党派代表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新闻记者，都在这里与伟人有过会面。
正式的谈判场地，则分散在桂园客厅和蒋介石的林园官邸，视情况而定。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则是伟人每晚的居住地。
这里的阁楼上藏着一部秘密电台，每晚与延安保持通信联络。白天在桂园接待各方人士，在林园与蒋介石进行直接会商，夜里回红岩村居住、通电报——这就是43天里伟人在重庆的日常。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9月17日，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拍下了一张后来被广泛传播的历史性照片：伟人、蒋介石与赫尔利三人并肩而立，表情各异。这张照片，成了重庆谈判留存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影像之一。
【三】谈判桌上的较量，步步都是分歧
8月29日，谈判正式进入实质性阶段。伟人与蒋介石在林园进行了第一次直接商谈。
蒋介石表示愿意听取各方意见，但随即重提他一贯坚持的说法——称中国并无内战存在。
伟人拿出八年抗战期间和更早之前的大量具体事实，逐条驳斥这一论断，直指这种说法是在欺骗公众。两人当天的商谈时间不长，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就陷入了分歧。
当天傍晚，蒋介石再次到访伟人下榻处，约谈了约一小时，他在日记里把这次约见称为"普通应酬"。
但事实上，这两次会面之后，蒋介石确立了他在谈判中坚守的三条前提：所有问题必须整体解决，不得分批处理；一切协商结果必须以维护政令、军令统一为前提；政府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的范围。
这三条前提，直接决定了此后整个谈判的基调。
9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正式提出十一项和平主张，内容涵盖军队整编、政权设置、解放区问题等多个方面。军事方面，中共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为48个师，并要求在山东、山西等北方五省的省主席推荐权，以及在上海、北平、南京等主要城市副市长的任职权。
国民党方面对此全盘拒绝。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的立场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加在一起，最多只能保留12个师的编制。省市官员的任命权，一律归国民政府，不容置疑。
这个差距，不是谈几轮就能弥合的。
9月4日，双方代表的正式谈判拉开了持续数周的拉锯。在军队数字上，中共从最初提出的48个师，逐步退让到28个师，再到20个师；
在地方政权问题上，中共也作出了幅度不小的妥协，将最初提出的五省省主席推荐权，压缩到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主席以及陕甘宁边区行政主管，同时主张在北平设立由中共负责的行营，并设政治委员会。
但即便如此，国民党代表团仍然不予接受。
双方在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始终无法接近。
就在谈判在桌面上艰难推进的同时，桌子底下的动静同样没有停歇。谈判进行期间，国民党秘密重新印发了一批题为《剿匪手本》的内部文件，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年谱》所记录，与蒋介石日记中的相关内容相互印证。
一面在谈判桌上谈和平，一面在私下里重启"剿匪"的部署，这种双线并行的做法，在日记手稿公开之后，有了第一手的文献依据。
与此同时，在山西省东南部的上党地区，军事冲突已经实际爆发。
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趁重庆谈判期间，向中共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发起进攻，先后侵占了襄垣、潞城等地，并包围了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中共中央依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命令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兵力反击。
1945年9月10日至12日，经过连续作战，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举歼灭阎锡山所部约3.5万人，俘虏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上党战役以中共方面的全胜告终。
这场战役，让阎锡山在一次战斗中损失了其总兵力的将近三分之一，也在重庆城内的谈判场合引发了连锁震动——国民党谈判代表们不得不重新评估在军事问题上强硬施压的实际效果。
而伟人在离开重庆之后，在一篇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文章中，对上党战役的意义作出了直接评述，认为军事上的胜利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两者相互支撑。
9月中旬，谈判陷入停滞。
9月27日，蒋介石以需要休养为由，将谈判具体事务交给张群、张治中等人处理，携宋美龄乘机飞往西昌，一去数日。
就是在西昌的那几天里，蒋介石的日记，写下了那些后来令历史学家震惊的文字。
【四】9月17日，谈判中断，两人再未直接会面
9月17日，是伟人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进行直接商谈的最后一次。
这天中午，伟人应邀来到林园与蒋介石共进午餐，张群、吴国桢、赫尔利等人作陪。饭后，两人就中共军队整编数目等问题继续商谈，但双方仍无法在核心问题上接近。
此后整整21天，伟人与蒋介石之间再无直接会面，直到10月9日的辞行午宴，才有了这段谈判里的最后一次见面。
9月17日之后的这段时间，谈判进入了最为紧绷的阶段。
双方代表在谈判桌上的接触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每一次会谈的气氛都越来越沉。国民党方面在军令政令统一问题上毫不退让，中共代表则坚持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不可放弃。
赫尔利多次从中斡旋，美国大使的斡旋努力也产生了一定的缓和效果，但始终无法弥合两党之间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
9月21日，赫尔利与伟人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否则谈判就没有继续的基础。伟人回答说：不破裂，还要谈。
9月25日，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国民参政会驻地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及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中间党派人士，张群在席间主动向周恩来表示，愿意恢复谈判。
9月27日，因连续数日僵持不下，蒋介石离开重庆飞往西昌。
这个节点，成了整场谈判最关键的转折口之一。因为就在蒋介石离开重庆、独自待在西昌的那几天里，他的日记里出现了最令人意外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恰恰解释了那个困扰后人几十年的问题：他为什么最终放了人。
【五】日记里那一页，记录了蒋介石想做却没做的事
2004年，蒋介石的孙媳蒋方智怡将蒋介石本人保管至去世、此后历经蒋经国和蒋孝勇两代人辗转保管的私人日记原件，送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寄存方式代管，协议期限为50年。
2007年4月2日，胡佛研究所正式宣布对公众开放其中1931年至1945年的手稿部分。这批日记，是从1915年到1972年共计57年间蒋介石亲笔书写的记录，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上保存最完整、时间跨度最长的政治人物日记之一。
历史学家杨天石是最早认真研读这批手稿并将内容公开披露给学界和公众的学者之一。他两度专程赴美，在胡佛研究所阅览室里的微缩胶片前，逐页翻读那些略显发黄的文字。
2009年，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也派专人赴美，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抄录了489篇与重庆红岩有关的蒋介石日记，共计82254字，带回重庆整理存档，用于还原这段历史。
就在这批日记之中，有一页格外不同。
时间是1945年9月29日。
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亲手列出了一份清单。清单上，是他对中共所罗列的十一条"罪状"。措辞激烈，情绪外露，完全不像他在公开场合所表现出的那种从容。字里行间，有一种压抑已久的愤懑在纸面上漫溢出来。
而在这份清单之后，他写下了四个字。
杨天石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描述了他看到这四个字那一刻的感受——他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没有看错。
他还说，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任何文献资料流露过蒋介石曾经有过这个念头，这是第一次从第一手史料中看到如此直白的记录。
这四个字是："拘留审判"。
紧接着，蒋介石在日记中的态度，在接下来几天里发生了转变。就在他写下这四个字之后没多少天，他的日记里又出现了另外的文字，语气从愤懑转向了沉静，从冲动转向了权衡。
他不是没有想过动手。他甚至已经在日记里起草好了理由。
然而，当他一条条把后果列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两件事——而正是这两件事，让他最终搁下了那个念头。
2007年，当杨天石将这两点日记中的记录公之于众时，很多人才第一次看清楚，蒋介石在重庆放走伟人，背后藏着的，究竟是怎样一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