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再筑科研高墙，NSF禁令封堵中国高校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正在推出一项让中美基础研究合作跌入冰点的新政策。

2026年7月8日，NSF通过“致同仁信”（Dear Colleague Letter）在其官网宣布，将从新财年起实施禁止与“受限实体”合作的研究安全政策。新规明确提到，NSF资助经费不得用于与列入美国政府受限清单的机构及其雇员开展合作。提交项目申请时，申请机构和相关研究者需要就此进行合规认证，机构本身也要承担识别和处理违规行为的责任1。

这项政策一经公布，迅速引发美国科学界关注。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7月10日报道称，实体清单覆盖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机构，包括顶尖高校、国家实验室及其他研究机构；NSF新规彻底摒弃了此前试图平衡此类合作潜在风险与收益的思路，将“禁止几乎所有与中国科学家的合作”2。也有一些中国知名机构被“遗漏”(omission)，尚未列入实体清单，其中清华大学近期还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延揽到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奥马尔・亚吉。

《Science》报道标题

NSF这一新规目前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之中。NSF计划在新版《受资助者操作指引》中完整列明政策最终细则，新版指引将于10 月1日正式生效。

7月15日，这项政策的未来走向或许会进一步明朗。届时，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能源部（DOE）科学办公室的官员，将出席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听证会。

在中美科研合作之间“筑墙”的，远不止NSF。5月29日，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抛出一份影响面更大的拟议规则，试图为所有联邦资助项目建立统一标准：禁止联邦拨款资金用于与中国等“重点关注国家”开展任何研究合作。该项拟议将于7月13日结束公众意见征集，并在10月发布新版本。如果这个“统一标准”成真，中美科学合作将彻底中断。3

不少美国科学家为此忧心忡忡。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家彼得・米歇尔森（Peter Michelson）告诉《科学》：“NSF的这项政策，加上可能出台的OMB新规，对美国科学绝对不是好事情，危害极大(very damaging)！”

涉及高校的，主要是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早在2001年5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便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成为最早受到出口管制限制的中国高校之一。此后，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陆续被纳入其中。2018年后，随着美国对华科技限制不断加剧，天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相继被列入清单。同时，大量科研实验室和研究院所也进入了清单4。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目前不在这份清单之中。1

另外，美国国防部依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制定的限制名单中，也涉及大量中国高校，不仅包括理工和综合类高校，也包括大量科研院所和军事院校。其中，“国防七子”，也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全部上榜。

NSF在信中，把这项新规的调整描述为与美国战争部保持一致。就在3月9日，美国战争部发布新版《决策矩阵》（Decision Matrix ），把此前审查时参考的受限清单从4份一口气扩充到13份。NSF此次政策所引用的限制名单，与该矩阵中的名单体系高度重合。这意味着原本主要适用于国防科研项目的安全审查框架，正被引入联邦基础科研资助体系5。

相比之下，NSF此前的科研安全政策更多建立在《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基础之上。根据该法案第10636条，NSF主要针对法律定义的“重点关注人员或实体”实施限制，并要求科研人员披露外国人才计划、海外任职及其他国际合作关系，通过信息披露和风险评估开展个案审查来控制风险。直接禁止NSF资助项目与美国政府限制名单上的实体开展合作，在NSF科研资助政策中尚属首次6。

《决策矩阵》更新后不久，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公开表态支持，称其为一项"意义重大、期待已久的改革"，能够防止联邦资助的研究被美国的对手所利用8。

面对NSF本次的跟进，穆勒纳尔同样第一时间发声，称此举是在保护纳税人资助的研究和创新，并呼吁所有联邦机构效仿国防部和NSF的做法。他还称，大多数美国研究型大学至今仍未主动采纳这一标准9。

这一变化建立在司法部2025年1月发布的《防止关切国家获取美国人敏感数据》最终规则基础上，该规则建立了一套针对敏感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框架，但是主要针对商业数据交易，对联邦资助研究、公开发表材料、非商业性科研合作、药物/医疗器械监管审批所需数据等都有豁免。NIH反而极为严格，禁止对中国等“重点关注国家”的机构访问开放NIH受控访问数据库，进一步收紧科研数据共享限制11。

进入5月，美国对科研合作的限制再度扩大。NIH和NASA（美国宇航局）这两家联邦最大的科研资助机构，已经在私下要求受资助研究者为任何与外国机构学者的合著行为提前申请许可，即便相关工作完全是在美国境内完成的。

5月29日，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又抛出一份可能彻底中断中美科研合作的拟议规则。该规则试图为所有联邦资助项目建立统一标准，禁止联邦拨款资金被用于与中国等"重点关注国家"开展任何研究合作。该项拟议将于7月13日结束公众意见征集，并在10月发布最终版本。

科尔·多诺万（Cole Donovan）曾在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务院负责国际科技事务，目前担任科学政策倡导团体Stand Up for Science政策总监。他预计，面对已经指向高校的一系列严厉措施，多数大学接下来会采取更趋保守的策略，主动收缩自身的对外合作，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会走联邦审批流程13。

NSF收紧规则之前，更激进的方案其实已经在国会碰过壁。

去年，穆勒纳尔在众议院提出，把一项名为”SAFE Research Act”的条款塞进国防授权法案。该条款试图禁止任何与"敌对外国实体关联者"合作的科学家获得联邦资助，且具有追溯五年的效力14。

此举很快遭到美国学术界反对。很多美国学者联署公开信，认为该条款限制措施范围过宽，可能会削弱美国长期依赖国际合作建立起来的科研体系。彼得・米歇尔森在斯坦福大学就组织了数百位教授签名。美国物理学会也致信国会，强调新的限制措施可能迫使高校和研究人员终止大量国际合作关系，以规避联邦资助带来的风险15。

美国大学协会（AAU）和美国州立及赠地大学协会（APLU）随后联名致信国会，认为美国高校近年来已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NSPM-33等政策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科研安全合规体系，新的限制措施不仅与现有要求存在重复，还可能造成新的合规负担16。

亚裔美国学者论坛（AASF）执行主任Gisela Perez Kusakawa也表示，条款中"关联"一词界定模糊，可能让执法过程出现任意性，受冲击最大的将是亚裔科学家和学者，尤其是那些一再被当作"永远的外人"看待的华裔群体17。

多方反对之下，这项条款最终未被纳入。

相比立法层面的反复拉锯，针对中美高校合作的审查已经在行政和机构层面推进。

2025年9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此前重点调查的9个中美联合办学或研究机构中，已有8个因受到委员会关注而关闭，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合作的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目前，委员会仍在持续调查杜克大学与武汉大学合办的昆山杜克大学19。

长期关注中美科技与教育关系的丹尼斯·西蒙（Denis Simon）担心，NSF新政策可能进一步扩大限制范围。他在接受《科学》采访时表示，“NSF的政策给了穆勒纳尔一个开放的操作空间，可以把任何人列入（禁止合作）名单，我认为最终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西蒙曾担任昆山杜克大学执行副校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