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朝鲜战争》（布鲁斯·卡明斯著）、《战俘》（张泽石回忆录）、《血与火的抉择》（林绿、曹辉著）、台湾"国史馆"相关档案资料、《停战谈判》（柴成文、赵勇田著）、《朝鲜战争中的中国军队》（沈志华著）、巨济岛战俘营事件相关历史档案、《异域》纪录片采访资料、地方志口述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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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仁川港口的冬风裹着朝鲜半岛特有的刺骨干冷，把港口上每一个人的脸都冻得发紫。
码头上，一批穿着美军发放的卡其色服装的男人，在持枪士兵的押送下，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待登船。
这些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他们曾经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场上扛枪作战，在历次战役中被联合国军俘获，随后被关押在巨济岛等地的战俘营里，少则一年，多则三年有余。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按照协定附件的安排，战俘遣返工作随即展开。
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天盼来的是回家的路。
然而，这批站在仁川码头上的人，偏偏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选择——他们拒绝回国，登上了一艘驶向台湾的轮船。
最终拒绝遣返、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共计14334人。
轮船离港的那一刻，岸上还有人挥手。没有人知道，这一转身，就是整整三十年。
1987年，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这批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余年的老人，有人以台湾商人的名义，持着台湾护照，辗转经香港，踏上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
他们以为，回来这一天，有太多话要说。
然而，当他们站在父母坟前，跪下去的那一刻，所有准备好的话，一个字也没能说出口。
这段历史，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开始，到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绵延了将近四十年。14334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万四千多个具体的人，一万四千多段被战争和历史撕裂的人生。
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在台湾的三十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他们回到故乡之后，又看到了什么？
【一】从鸭绿江到巨济岛：一段被遗忘的战俘史
要讲清楚这14334个人的故事，得先把时间拨回到1950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正式入朝参战。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志愿军先后发动五次战役，以巨大的代价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战争打到这个阶段，双方都意识到，靠军事手段彻底击败对方已经很难实现。1951年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开始，后来迁到板门店继续进行。
谈判一拖就是两年多，谈来谈去，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不是停火线划在哪里，不是双方的军事部署，而是——战俘遣返。
截至谈判开始时，联合国军方面共关押中朝战俘约17万人，其中志愿军战俘约2万余人。中朝方面关押的联合国军战俘约1.2万人。
按照1949年签订的《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战俘理应全部送回本国，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中朝方面坚持的就是这一立场：全部遣返，一个不少。
然而，美方在谈判桌上提出了一个新主张，叫做"自愿遣返原则"——战俘有权自行选择去哪里，不愿回国的人，可以不被强制送回。
这个主张，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但在法理上存在明显争议。中朝方面认为，这一原则与《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相悖，是美方人为设置障碍、拖延停战的借口。围绕这一核心争点，停战谈判陷入了长达16个月的僵局，双方在谈判桌上反复角力，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谈判桌上打口水仗的同时，战俘营里的情况，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复杂得多。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主要被关押在朝鲜南部几处大型战俘营里，其中规模最大、情况最为复杂的，是位于朝鲜南部海岸外巨济岛上的巨济岛战俘营。
巨济岛，是朝鲜半岛南端附近的一座岛屿，孤悬海外，与外界联系不便。美军在这里建立了当时朝鲜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战俘营，关押着数万名中朝战俘，分设多个营区，由美军和韩国军队共同负责看守。
这座战俘营，从一开始就不平静。
关押在这里的志愿军战俘，成分极为复杂，远不是铁板一块。
一部分人，是1950年入朝后在历次战役中被俘的正规志愿军士兵，其中不乏党员和基层干部，思想立场坚定，明确要求回国。这部分人在战俘营里始终是要求遣返、与台湾势力对抗的核心力量。
另一部分人，来路更为复杂。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军队中有大量士兵被改编进入解放军，其中一部分人后来随志愿军入朝参战。
这批人在被俘之前，已经换过好几件军装，对于自己该属于哪一边，内心并不总是清晰的。他们在战俘营里，成为各方力量争夺的重点对象。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入伍之前不过是普通的农村青年，对政治的了解十分有限，在战俘营的高压环境下，极容易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和摆布，成为整个博弈棋盘上最脆弱的一环。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人员构成中，台湾当局开始了系统性的"争取"工作。
根据已经解密的历史档案和相关研究者的记录，台湾情报机构在巨济岛战俘营内策动了一套相当系统的运作。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营内渗透，派驻特工人员，在战俘中发展亲台湾的骨干力量，建立起一套内部的组织体系。这套体系通过散布消息、施加压力、承诺好处等多种手段，对战俘的去向选择进行影响。
战俘营内流传的各种说法，在今天看来许多都经不起推敲，但在当时高度封闭、信息极度匮乏的环境里，足以对人心产生深刻的影响。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战俘营发生了震惊国际社会的**"巨济岛事件"**。
这一天，营内战俘将美军战俘营司令官、准将弗朗西斯·多德劫持为人质，并迫使其签署了一份承认美军虐待战俘的声明。
这一事件被各国媒体大篇幅报道，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反响，也让外界第一次正式注意到巨济岛战俘营内部的混乱局面。
多德事件发生之后，美军对战俘营的管理进行了调整，但营内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因此消失。亲共和反共的两种力量之间的对抗，以更隐蔽的方式持续进行着。私下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刀片、石块、绳索，各种手段都曾被使用过。
其中，最为触目惊心的一种手段，是强迫刺字。
根据当时被关押的战俘事后的陈述和回忆录记载，战俘营内存在将"反共抗俄"等字样强制刺在战俘身体上的情况，通常刺在手臂、胸口等较为明显的位置。
刺字之后，这名战俘就很难再声称自己支持回国——因为一旦被大陆当局看到这些字，后果不可预料。这种方式，从物理上绑定了战俘的去向选择，使被刺字者即便内心想要回国，也会因为对回国后处境的恐惧而选择沉默或就范。
在这种种压力共同作用下，战俘营内的"意向登记"工作从1952年开始陆续进行，登记结果充满了争议。
【二】谈判桌上的博弈与战俘营里的煎熬
1952年，停战谈判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彻底陷入僵局。
双方在谈判桌上的立场截然对立，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而与此同时，朝鲜战场上的战火并没有停歇，双方士兵还在继续为那条已经大致确定的停火线流血牺牲。
关押在巨济岛等地的战俘们，就在这种"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拉锯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对于战俘营里的普通士兵来说，时间的流逝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巨济岛战俘营的物质条件，与朝鲜战场上的战壕相比，并不算特别恶劣——有地方住，有东西吃，不用随时面对枪林弹雨。
但战俘营本身是一个极度封闭的环境，信息来源极为有限，与外界的联系几乎为零。被关押的时间越长，人的心理就越容易在不确定性中动摇。
台湾情报系统就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开展工作最为有效的时候。
在战俘营内有组织力量的协助下，各种版本的消息被编造出来，在营内一传十、十传百地扩散。这些消息的核心内容，无非是在讲回大陆之后的坏处，以及去台湾之后的好处。
部分战俘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长期接触这类信息，加之来自营内组织力量的直接压力，精神防线逐渐被磨损。
有的人是在被多次威胁之后被迫表态不回国的；有的人是因为已经被刺了字、觉得回去也没有出路，才选择了放弃；有的人是原本就对回国的前景充满恐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还有少数人，是出于个人的政治立场，主动选择了台湾。
这几类人，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在14334这个数字里，构成了一个无法简单定性的群体。
1953年3月，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国际局势随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朝鲜战争各方都开始重新评估谈判前景。
同年4月，停战谈判中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出现了新的进展。
双方最终在"印度方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战俘遣返分为"直接遣返"和"非直接遣返"两类，对于拒绝回国的战俘，安排一个"解释期"，由中立国监管，允许中朝方面的代表进行解释工作，解释期结束后仍拒绝回国者，则获得"平民"身份，由其自行选择去向。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正式签字。
停战之后，战俘遣返工作随即启动。
从1953年8月5日起，双方开始互相遣返"直接遣返"战俘。这一阶段，共有5640名志愿军战俘经由板门店回到大陆。这批人回国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甄别和安置，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参与了相关历史资料的整理和记录工作，留下了大量关于战俘营生活的第一手叙述。
张泽石，是这批回国战俘中记录最为详尽的一位。他后来写成了回忆录《战俘》，对战俘营内部的生活状态、两种势力之间的对抗、强迫刺字等事件，以及解释期工作的艰难，都有细致的描述。这本书，成为后来研究这段历史不可绕开的重要文献。
【三】解释期：那段最后的争取
1953年10月15日，解释期正式开始。
按照停战协定的安排，这一阶段由印度军队负责监管，中性国遣返委员会（由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组成）负责整个程序的运作。中朝方面的代表，可以进入关押拒绝遣返战俘的营地，向每一名战俘进行解释说明，告知回国后的相关情况，争取让他们改变决定。
解释期的期限为90天，至1954年1月22日结束。
然而，这段解释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重重困难。
解释场所的设置，对中朝代表而言相当不利。解释通常在帐篷或临时隔离区内进行，战俘被单独或小批量带来，周围有印度士兵和其他人员在场。中方代表与战俘之间，有时隔着铁丝网或隔离栏，物理距离造成的心理疏离感相当明显。
更困难的是，经过漫长的战俘营生活之后，许多人的心理状态已经发生了复杂的变化。部分战俘对来自中方的信息存在明显的抵触，不愿意倾听，甚至在代表开口之前就转过身去。还有一部分人，从外表看似乎在听，但表情木然，眼神里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混沌。
与此同时，战俘营内原有的组织力量，在解释期间并没有停止活动。
据参与解释工作的中方人员事后记录，解释期内仍然存在战俘被营内组织人员施压的情况，部分战俘在接受解释之后回到营区，随即就被那些亲台湾的骨干找去"谈话"。
尽管困难重重，解释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整个90天的解释期内，共有约440名原本表示不愿回国的战俘，在听取解释之后改变了决定，选择回国。
其中有人是因为听到了家乡的真实情况而动摇；有人是在看到中方代表之后，多年积压的情感突破了长期压制的防线；还有人，是在最后关头终于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1954年1月22日，解释期结束。
这是最后的时限。
1954年1月23日，仍然拒绝回国的14334名志愿军战俘，从仁川港出发，登上了驶往台湾的轮船。
船离开仁川港的那一刻，甲板上有人在高喊口号，有人挥舞着旗帜，场面看起来颇为热闹。
然而，也有人站在船舷边，望着逐渐远去的朝鲜半岛海岸线，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们这一路，向南，向南，越来越远地离开了那片土地。
台湾当局为这批人的到来做了充分的准备。船抵达基隆港时，岸上聚集了大批人群，欢迎仪式规模盛大，旗帜、标语、花束，鼓乐声在港口上空回响。
台湾官方将1月23日这一天命名为"一二三自由日"，将这批人称为"反共义士"，在各地媒体上进行了大量报道。
欢迎的热闹，持续了没有多久。
这14334个人，随后被打散分批安置，有的编入台湾军队，有的被分配到各工矿企业，领一份基本工资，租一间屋子，开始了全新的、完全陌生的生活。
而在他们离开的那片土地上，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在等待。
等一封信，等一个消息，等那个出门参军的儿子，能平安地走回来。
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