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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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9月，德国汉堡，一本厚重的书在码头工人搬运货物的号子声中悄然出版。
没有盛大的发布仪式，没有媒体的聚光灯，没有显赫人物的背书，它就这样被静静摆上了书架。
然而就是这本书，在此后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深刻搅动了整个人类世界的经济秩序与历史进程。
它叫《资本论》，作者叫卡尔·马克思。
这一年，马克思四十九岁，长期贫困，债主频频登门，他的外套早已当进了典当行，书稿是在借来的煤油灯下一笔一划写完的。
他在书里用了整整一千页的篇幅，做了一个让后世争议持续不断的历史判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在自身积累的内在矛盾中走向终结。
他说，当整个社会的工人协力完成生产，而财富却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这种撕裂，迟早会把整个制度从内部崩开。
早在1848年2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已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存在。
一百五十年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没有走向崩溃，经济体量反而比马克思时代扩张了数百倍乃至数千倍。
全球多地的市场经济体系，依然在运转，依然在制造财富。
然而，就在这看似稳固的外表之下，2008年9月的某一个清晨，美国纽约华尔街上的交易员们陆续走进办公室，看到屏幕上的数字，手里的咖啡杯全部停在了半空中。
雷曼兄弟，这家拥有一百五十八年历史的金融巨头，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随之而来的风暴，让全球超过三千万人在短短一年内失去了工作，马克思一百四十年前写下的那些话，以一种残酷而具体的方式，重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1】1848年，布鲁塞尔：马克思到底说了什么
1848年1月，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对坐。
窗外，欧洲的工人运动正在各地此起彼伏地燃烧。
巴黎的工人在街头垒起街垒，柏林的工厂里有人在秘密传阅印刷粗糙的小册子，维也纳、米兰、布达佩斯，整个欧洲大陆像一锅烧到沸点的水，随时准备冲破锅盖。
窗内，两个人把一叠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稿纸摊在桌上，就某一段措辞来回商量了将近两个小时。
恩格斯放下笔，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开口说："'必然灭亡'这四个字，你确定要这样写？"
马克思没有抬头，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语气平静地说："不是'很快灭亡'，也不是'明天灭亡'。是必然。就像封建制度必然被资本主义取代一样，这是历史的方向，不是一张时刻表。"
恩格斯沉默片刻，拿起笔，在稿纸上重重落下了最后几个字。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出版。
这份文件里，马克思与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告了资本主义历史性终结的大方向，但他们同时做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限定——这个判断，依托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长期规律，而不是任何具体的时间节点。
十一年后，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把这个限定写得更加清楚："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两句话，是理解马克思全部历史判断的钥匙。
他说的"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针对的是历史演进的总体趋势和内在逻辑，不是一个精确到年份的倒计时。
他同时用"两个决不会"做了明确的限定：旧的社会形态，在它还能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社会形态，要等到新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内部充分成熟之后，才能真正完成历史替代。
把"历史必然灭亡"与"即将立刻灭亡"混为一谈，是一百五十年来围绕马克思最根深蒂固的误读。
彼时的欧洲，工人运动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积聚力量。
1845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实地走访，在英国工厂区看到的景象，让他沉默了很久。
工人们每天在蒸汽机轰鸣的车间里劳作十二至十六个小时，回到家是连阳光都透不进来的潮湿地下室，孩子们面黄肌瘦，站在街边卖火柴。
恩格斯把这一切写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寄给马克思，附上了一句话："你在书里说的那个矛盾，我在曼彻斯特每天都能看见它的脸。"
马克思收到信后，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了很长时间，然后坐回桌前，在草稿上写下了一段新的文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深层对立。
马克思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在其早期阶段最赤裸裸的原始形态。
彼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几乎没有任何来自国家层面的约束和调节，市场力量横冲直撞，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集中，社会矛盾以惊人的速度积累。
他在这样的现实土壤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深度解剖，找到了他认为的那个核心矛盾：生产越来越是整个社会协作完成的事，而生产的成果，也就是财富，却以私有制的方式归属于极少数资本家。
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的私有性之间的深层对立，是资本主义一切周期性危机的根本来源。
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会持续压低工人工资，同时引入机器来替代人工以降低成本。
但工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
当工人的购买力被系统性地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就会落后于生产能力的扩张，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会周期性地爆发——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工厂停产，工人失业，银行倒闭，经济陷入萧条。
1871年3月，法国巴黎，工人们拿起了武器，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这次起义在七十二天后被镇压，数万名工人在镇压中遇难。
消息传到马克思耳中的那个夜晚，他在桌前坐了很久，煤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深重的阴影，最终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这一次失败，不是终点。"
巴黎公社留下的那道历史震荡，让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们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单纯依靠镇压和压制，无法从根本上化解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
来自底层的革命性力量，一旦积累到足够程度，是有能力颠覆现有秩序的。
德国在俾斯麦执政期间，于1883年推出了工伤保险法，1884年推出了工人保险法，1889年推出了养老保险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雏形之一。
这些早期的社会改良措施，在本质上是对马克思所揭示的矛盾做出的一种制度性回应——它没有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根本对立，但通过国家强制性地将一部分财富重新分配给工人阶级，暂时缓解了矛盾激化的速度。
1873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史称"长期萧条"，持续影响欧美经济长达二十余年。
这次危机，与马克思描述的逻辑高度吻合：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信用崩溃，工厂停产，工人失业。
但资本主义没有在这次危机中终结——它以新的方式开始了下一个扩张周期。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由此诞生。
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态。
资产阶级统治者们开始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压力：如果不给本国工人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革命力量就可能像在俄国那样，彻底颠覆现有秩序。
来自革命压力的倒逼，成为推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改良的重要动力之一。
一个颇为吊诡的历史现象由此浮现：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进行的那些制度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在马克思的批判压力下被迫推进的。
它吸收了马克思揭示的部分问题，以改良的方式加以回应，从而延缓了马克思所预言的历史进程。
但延缓，终究只是延缓，根本矛盾从来没有在这些改良中得到真正的触碰。
【2】1929年10月，纽约：大崩溃与第一次制度性重建
1929年10月24日清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刚刚开门，空气里就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紧张。
一个叫威廉·克劳福德的老交易员，在这个交易大厅里站了三十年，见过1907年的金融恐慌，见过一战期间的市场震荡，但这天早上他走进来，看到报价板上那些数字的时候，脚步停住了。
他在原地站了整整十分钟，没有动，没有说话，然后摘下帽子，转向旁边的同事，说了一句话："我从没见过这个。"
就在那天上午，股价开始以一种令所有人窒息的速度向下坠落。
交易大厅里的嘈杂声在短短几分钟内消失了，几百个交易员同时盯着报价板，没有人大声说话，只有报价机的滴答声在空旷的大厅里回响。
这一天，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黑色星期四"。
在接下来的数天之内，股市持续崩溃，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蒸发。
这场股市崩溃，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整个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大灾难。
大萧条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工业生产总值从1929年到1933年间下降了约47%。仅1931年一年，就有超过两千家银行倒闭。
到1933年，美国失业率攀升至约25%，全国大约有一千三百万人处于失业状态。
城市里，曾经在工厂操作机器、领着固定薪水的工人们，开始在街头排起长队，等候领取一碗施舍的汤或一块面包。
农场主因为产品价格暴跌、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农场被没收，一家人坐在自家门口，看着陌生人开着卡车把他们的家具和农具搬走。
大萧条随即蔓延至欧洲和亚洲，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灾难。
德国、英国、法国的工业生产同样出现大幅萎缩，失业率骤升。
在德国，危机造成的大规模失业与社会动荡，成为此后一系列政治剧变的重要社会土壤。
大萧条的根源，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直接相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但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并没有同步跟上。
大量消费者依靠银行贷款和分期付款来维持消费，整个经济体系建立在一个日益脆弱的信用基础之上。
当股市泡沫破裂，信用链条断裂，积累已久的生产过剩矛盾瞬间以最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
就职典礼结束后，他召集了一批顾问，在白宫的会议室里开了整整五个小时的会。
一位来自财政部的官员在会议桌上铺开一叠数据报告，手指点着其中一页，说："现在全国有将近一千三百万人失业，农业部门濒临崩溃，银行系统每天都在倒闭。如果我们继续等市场自我修复，那我们要等的时间，比这些人能撑住的时间还要长。"
罗斯福把那份报告翻了一遍，抬起头说："那我们就不等了。"
随即，一系列史称"罗斯福新政"的政策举措密集推出。
1933年3月，罗斯福宣布银行假日，关闭全国银行，阻止挤兑风潮。
1933年6月，《银行法》颁布，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为普通储户的银行存款提供政府保障，重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1933年，《农业调整法》出台，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调控农产品供给，稳定农产品价格，防止农业部门进一步崩溃。
1935年，《社会保障法》颁布，正式建立了涵盖养老金、失业保险在内的联邦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系统性的社会安全网。
与此同时，罗斯福政府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直接为失业工人创造就业机会。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工建设，公共事业振兴署在其存续期间共雇佣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参与修建道路、桥梁、学校和医院。
那些曾经在城市街头排队领汤的人，重新拿到了薪水，重新有了购买食物和日用品的能力。
有一位在俄亥俄州参与公共工程建设的工人，在工地休息时对同伴说："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政策，我只知道我又能养活我的孩子了。"
罗斯福新政在政策理念上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国家从"守夜人"角色，转向了经济积极干预者的角色。
在此之前，主流经济政策的基本信条是市场能够自我调节，政府不应介入。
罗斯福新政打破了这一信条，以实际行动证明，在某些历史条件下，没有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无法完成自我修复。
为这次历史性转变提供理论支撑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35年，凯恩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古典经济学家们假设市场总是有效的，但那是在他们从未认真思考大规模失业问题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当需求崩溃，市场本身没有能力把需求找回来。"
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阐述了国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在二战后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纳，形成了此后数十年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框架，即通常所说的"凯恩斯主义"。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结合，标志着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古典自由放任模式向国家干预混合经济模式的历史性转型。
这是资本主义在大萧条的巨大冲击下被迫完成的一次制度性重建，其本质是通过国家强制性地对市场和分配机制进行调节，来缓解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周期性危机。
二战结束后，这一趋势在欧洲进一步深化。
1945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随即推行大规模国有化政策，将煤矿、铁路、电力等关键产业收归国有，并于1948年建立了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向全体英国公民提供免费医疗。
北欧各国——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在战后建立起覆盖面更广、保障水平更高的福利国家体制，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的再分配机制，大幅压缩了贫富差距。
这些战后福利国家的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国家对财富再分配过程的强力介入，暂时缓解了工人阶级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但它有其清晰的边界：福利国家制度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本格局，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关系。
马克思所揭示的那个根本对立，在福利国家制度下，被部分地遮蔽和缓解，但没有消失。
1944年7月，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来自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一座山间酒店里连续开会二十二天，签署了一套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协议。
这套体系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双挂钩机制，同时催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英国代表团首席经济顾问凯恩斯在会场走廊里碰到美国代表团的一位官员，对方问他："你觉得这套体系能撑多久？"
【3】1971年至1997年：体系瓦解与全球化浪潮中的矛盾转移
凯恩斯停下脚步，想了想，说："足够长。只要各国政府都按规则出牌的时候，足够长。"
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建立，为战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恢复与扩张提供了稳定的货币基础，也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进一步扩展奠定了制度前提。
然而，它的内部隐患，也随着战后经济格局的演变而逐渐积累。
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撑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战后经济重建的黄金时代。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这套体系开始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内部压力。
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复苏与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优势开始下降。
越战的巨大军事开销使美国出现了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元储备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
各国中央银行开始大规模将美元兑换为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
1971年8月15日下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白宫录制了一段电视讲话，将通过电视网向全国播出。
讲话结束之后，白宫的一位经济顾问在直播间的走廊里拉住另一位同事，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刚才意味着什么吗？"
那位同事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刚刚关掉的摄像机，说："布雷顿森林结束了。"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谁都没有再开口。
就在那天下午，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宣告瓦解。
随后，全球主要货币相继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国际资本流动的约束大为减少，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开始提速。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金融资本获得了更大的跨国流动自由，跨国公司加速向全球布局，制造业开始从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发达国家，向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水平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规模转移。
东南亚、中国、拉丁美洲、南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先后成为承接西方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
廉价的劳动力、宽松的投资环境，吸引着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大量涌入。
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来看，这一阶段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寻求更高利润率的本性在全球地理空间上的展开。
当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本便越过国境，向工资更低、工人保护更弱的地区流动，以此获取更高的利润率，同时也将西方国家内部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向外转嫁。
马克思所揭示的根本矛盾，没有消失，而是在空间上被扩展到了更大的地理范围，以一种更隐蔽的形式延续着。
随着制造业大规模外流，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大量传统制造业工人失去了高薪稳定的工作岗位，不得不转入报酬更低、稳定性更差的服务业。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和英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开始停滞，而资本收益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持续攀升，贫富差距开始明显扩大。
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撒切尔政府与美国里根政府相继推行了以削减政府干预、放松金融监管、压缩社会福利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撒切尔在与内阁讨论政策方向时，面对反对意见，直接说："没有替代方案。市场就是答案。"
放松金融监管，带来了金融资本的迅速膨胀。
当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大量资本涌入金融领域寻求更高回报，金融衍生品市场急剧扩张，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生产之间的脱节日益加深，形成了一个日益庞大、日益复杂、也日益脆弱的全球金融体系。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旗帜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最后一次降下，苏联正式宣告解体。
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外部竞争压力大幅减弱，西方主要国家政策天平进一步向市场化和私有化方向倾斜。
一些西方学者在苏联解体后宣称，资本主义代表了人类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最终形式，历史已经走到了终点。
然而，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历史的发展不是一条笔直的上升线，社会主义运动在历史进程中将经历高潮也经历低潮。
苏联的解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制度实践的终结，而非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本身的终结。
道路是曲折的，但历史的长期逻辑并不因某一次具体实践的成败而改变。
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泰铢汇率随即急剧贬值，危机迅速蔓延至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引发了波及整个亚洲的金融风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受危机冲击的国家提供了约一千一百八十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但附加了严苛的经济紧缩条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
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期，韩国首尔一家工厂的负责人，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三个月前我这里还有三百名工人，现在只剩下二十个，剩下的人我实在没有能力再留住他们了。"
亚洲金融危机，是全球化条件下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所蕴含的系统性风险的一次集中暴露。
但这次危机更多地被西方主流舆论解读为亚洲国家自身治理问题的结果，而非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深层矛盾的信号。
西方的决策者们，没有从这次危机中汲取到他们本应汲取的教训。
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那些复杂的金融模型在屏幕上持续闪烁着精密的数字，每一个模型的背后，是一套关于"风险已被充分分散、系统足够稳健"的坚定信念。
而就在所有人都相信这套体系不会崩溃的时候，一场注定要让整个世界彻底震颤的崩溃。
已经悄悄开始了它最后的倒计时，并将在十一年后的那个九月清晨，让全世界所有人猝不及防地直面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