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我站在派出所户籍窗口前，手里捏着那张发黄的结婚证。
外面的雨不大，打在玻璃上啪啪响。柜员敲着键盘，我等着她盖章，办好就回去，妈还在医院等着。
“陈先生，您确认是2008年8月15日离境的？”
“没错。”
她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眉头皱起来。我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是有什么麻烦吧。
“这个人的户口，”她抬起头，声音压低了，“系统显示2008年9月3日就销户了。死亡销户。”
我耳朵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
01
2008年8月12号晚上，我家客厅的灯亮了一整夜。
我把存折、借条、现金一摞一摞码在桌上。何姝帮我点钱，点了一遍又一遍。
“三十万，这是你姐夫的私房钱，别让他知道。”
“两万，隔壁王叔给的。”
“五万，刘主任借的。”
我听着这些数字，手心全是汗。100万，够在这条街上买两套房子了。
安娜从里屋出来，看着那堆钱愣了好一会儿。她眼睛红红的，应该是刚哭过。
“别担心，爸会好的。”我走过去拉她的手。
我们结婚九年，安娜的变化我看在眼里。刚结婚那会儿她爱笑，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只小狐狸。她会做俄式的土豆泥，会包饺子，会给我织围巾。
她爸伊万反对过我们的事。老头是个俄罗斯工人，觉得女儿该找个本国人。安娜没听他的，还是嫁了过来。
婚后她改了中国名字，叫薛雅雯。我姐说她这名字取得好，有文化。
这些年她从来没提过委屈，和我妈处得像亲母女，把晓雨带得白白胖胖。街坊都说我好福气，娶了个洋媳妇不娇气，还顾家。
“磊哥，对不起。”安娜忽然抱住我，声音闷在我肩膀上。
“说什么对不起，你爸就是我爸。”
那晚她没怎么说话，一直看着晓雨的房门发呆。我以为她担心父亲，没多想。
何姝走的时候把我拉到一边：“这100万不少，你得留个心眼。”
“她不是那种人。”
“我没说她是什么人，我是说钱的事，多留个心眼。”
我嘴上应着，心里不以为然。九年的夫妻，谁骗谁都有可能，安娜不会。
那几天安娜精神不太好，吃得也少。我问她是不是胃不舒服，她说没事。我又问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她摇头。
“看爸要紧，我这点小毛病没事。”
我想也是，岳父那边催得急，说是人已经住院了。安娜有个舅舅打电话来，说老头子想见女儿最后一面。
8月14号晚上，我给安娜收拾行李。她把结婚证放进行李箱，我逗她：“带这个干嘛，怕我不认账啊。”
她没笑，只是看着结婚证发了一会儿呆。
“磊哥，你后悔娶我吗？”
“后悔啥呀，捡了个大便宜。”
“我是认真的。”
“我也认真的。不后悔。”
那天晚上，她给我泡了一杯茶，坐在我对面看了我很久。我抽烟，她就那么看着。我说你咋了，她说没事，就是想多看看你。
02
8月15号早上，天还没亮，我就骑摩托车带着安娜去机场。
她坐在后座上，手紧紧搂着我的腰。风吹过来，她的头靠着我的背，没怎么说话。
到机场的时候天刚亮，候机大厅里人不多。安娜换了机票，我们就站在安检口前面等。
“到了给我打电话。”
“嗯。”
“爸那边要是钱不够，你再跟我说。”
“够的。”
她低着头，声音闷闷的。
“我妈那边你放心，我会照顾好的。”
“晓雨的学习你别担心，我跟老师说好了，让她帮忙盯着。”
安娜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她说：“磊哥，我对不起你。”
“又说傻话。”
她转身去排队。过了安检口，她回头看我一眼，又看第二眼，第三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就像要把我的样子刻进脑子里。
我在机场外面抽了三根烟，看着她那趟飞机起飞。
回到家，我妈正在收拾安娜的房间。她哭了，说安娜孝顺，舍不得她走。
我说过段时间就回来了，你别担心。
晓雨那时候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她问妈妈去哪了，我说妈妈去看外公了。晓雨说外公生病了吗，我说是的。
“那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
那是我最后一次对女儿说“很快”。
安娜走的第一周，每天给我打电话。她说爸的情况时好时坏，她在医院陪护，吃不好也睡不好。我说你照顾好自己，钱的事别省。
第二周，电话少了，两天一次变成三天一次。她说医院不让用太多手机，信号不好。
第三周，一周一次。她的声音很虚弱，说是累的。
第四周，我打电话过去，没人接。
我等了一个小时，又打。还是没人接。
那天晚上我熬到凌晨两点，手机攥得发烫。终于通了，是安娜她爸接的。
“伊万叔叔，安娜呢？”
“她睡了，在医院照看我，累坏了。”
“让她接电话。”
“明天吧，她刚睡着。”
我当时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安娜的父亲声音很苍老，说话断断续续的，像是很累。
第五周，我又打了十几个电话，没人接。
我急了，让我姐帮忙打。何姝打过去，通了，安娜接的。
“姐。”
“安娜，你咋不接电话呢？陈磊都快疯了。”
“手机坏了，刚修好。”
“你爸咋样了？”
“稳住了，还在观察。”
“那你啥时候回来？”
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等我爸好一点。”
然后就挂了。
何姝把电话内容告诉我，我心里不舒服。安娜说话的语气不对，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可能压力大，你别多想。”
我说好吧。
但那种不安，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拔不出来。
03
到第三个月，我的电话安娜已经不怎么接了。
打过去十次，能通一两次。通了也是她爸接，说安娜在忙。我说我找安娜，他把电话递过去，安娜说两句话就挂了。
有时能听到电话那头有奇怪的声音，像是机器在响。我问安娜那是什么，她说医院的仪器。
“要不我过去看看？”
“别折腾了，你还要上班，晓雨也要照顾。”
“我想你了。”
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传来低低的哭声。安娜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磊哥，忘了我吧。”
我打回去，关机。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忘了我吧？她为什么要说这个？
何姝知道了，骂我窝囊：“你赶紧过去，看看她到底咋了。”
我请了假，办好签证，买了去莫斯科的火车票。
走之前，我跟我妈说我去看看安娜，很快就回来。我妈说你去吧，孩子我带着。
火车上坐了六天五夜，从北京到莫斯科，一路上都在想安娜。
我记得她做饭的样子。她系着围裙，哼着俄语的歌，在厨房里忙得满头大汗。她做的红菜汤很好喝，比上海餐厅里的都地道。
我记得她教晓雨写作业。她不凶，晓雨不会她就一遍一遍地教，从来不着急。
我记得她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先拉开窗帘看看天气。如果天气好，她就高兴；如果下雨，她就说：“又下雨了，磊哥你多穿点。”
到莫斯科那天，我没先去酒店，直接按地址找了过去。
安娜家住在北边一栋老旧的公寓楼里。楼道的灯坏了，楼梯上全是灰。我上到四楼，敲了门。
敲了很久，没人应。
隔壁出来一个老奶奶，用俄语问了我一堆我，我听不懂。
我用手比划着问薛雅雯在不在，她摇头，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搬家”和“不知道”。
我又敲了一会儿，门还是没开。
我只能去当地大使馆打听。工作人员查了记录，说安娜的签证延期过，但最近没有出入境记录，她应该还在俄罗斯境内。
我试着找当地华人帮忙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留了电话。等了一周，没人联系。
临走那天，天上下着大雪。我站在安娜家门口，最后一次敲门。门缝里塞了一张纸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塞的，已经湿得看不清字了。
我贴在灯下面看，隐约能看出几个中文：“别找我”。
笔迹像安娜的。
那天下着大雪，我站在楼下很久，头上身上全是白的。旁边的华人朋友劝我走，别冻坏了。
我蹲在雪地里，点了一根烟，抽完了一包。心里空的，像是什么东西被掏走了。
为什么让我别找她？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04
2009年春天，我第二次去了莫斯科。
这次我打听到安娜的父亲伊万曾经工作的工厂，问了以前的同事。
工厂已经倒闭了，以前的老工人都散了。有个老工人记得伊万，说老伊万有个女儿，很漂亮，后来嫁到中国去了。
“这两年回来看过没有？”我用半生不熟的俄语问。
老工人摇摇头，说没听伊万提过。
我留了联系方式，请他帮我留意。老工人说行，有消息通知我。
回到上海的火车上，何姝打电话过来：“妈住院了，高血压，你快点回来。”
我妈是在超市晕倒的。晓雨放学回来发现奶奶不在家，吓哭了。
我在火车上急得不行，又没办法。
何姝说妈没大事，但情绪不好。她老提安娜，说安娜不是那种人，不会骗钱的，肯定是有苦衷。
“你别提她，一提妈就来气。”
我心里难受。妈妈一直很喜欢安娜，每次提起她都红着眼眶。
到家后，我妈拉着我的手：“陈磊啊，你别折腾了，她要回来早就回来了。你还有晓雨要养，别把钱搭进去。”
“妈，那是我老婆。”
“我也当她是儿媳妇，可她都一年没消息了。你看晓雨，只字不提她妈。”
我看看晓雨，她坐在沙发上写作业，低着头。
安娜走后，我尽量不在晓雨面前提她。每天下班回来做饭，看着她写作业。晓雨从不多问，偶尔在我翻相册的时候站住了，看一眼，又走开。
日子就这么过着。
2010年的时候，晓雨开始学钢琴。安娜以前弹钢琴很好，教过晓雨几个月。晓雨弹得不错，但很少弹她妈妈教过的曲子。
有一次我喝酒回来，听见晓雨在弹一首俄国的民谣，是安娜教她的。我在门外站着，听完了，擦擦眼睛才进门。
“你弹你妈妈教的曲子？”
“随便弹的。”
“想妈妈吗？”
“不想。”
她转过头，手里的琴谱捏得紧紧的。
我知道她在说谎，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想妈妈。
2011年那年，我第三次去俄罗斯。
这次我待了半个月，跑遍了莫斯科的所有医院。我一家一家问，查安娜的住院记录。
有家医院的护士告诉我说,2010年有个符合描述的中国女人住过院，但没登记中文名字，用的俄文名。
我问登记的是什么病，护士说，不好意思，病人隐私不能透露。
我拿着安娜的照片给护士看，她说很像。
“她还在吗？”
“早就出院了。”
我心里一沉。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莫斯科的小旅馆里，看着墙上剥落的墙纸发呆。窗外下着雪，街上冷冷清清。
我盯着安娜的照片看了很久。她瘦了，照片上的人不像从前那么圆润，下巴尖了很多。但笑起来还是很好看。
从俄罗斯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安娜站在厨房里，系着那条粉红色的围裙，回头看着我笑。我说你回来吧，她说回不去了，磊哥对不起。
我醒了，发现枕头湿了一片。
那时我三十五岁，头发白了不少。
05
2011年冬天，萧长健约我喝酒。
他是我在厂里的老同事，十几年了，比亲哥还亲。小年夜，他拎着两瓶白酒到我家。晓雨去了外婆家，就咱俩。
菜摆了一桌，红烧肉、糖醋排骨、凉拌黄瓜。萧长健开了酒，先给自己倒满，又给我倒满。
“陈磊，这么多年了，你就没想过再找一个？”
“没空想。”
“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他举着杯子，“心里还放不下？”
我不说话。
“我跟你说句实话，安娜八成是不会回来了。”
“你咋知道？”
“你自己琢磨琢磨，”萧长健掰着手指算账，“她都失踪三年了。一百万的巨款，还有你给她的钱，够她在俄罗斯生活很久了。”
“人是会变的。”
我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喉咙辣得发疼。
“再说了，就算她还在，那也是个骗钱的主。”萧长健话越来越难听，“你想想，你和她结婚九年，她爸早不病晚不病，偏偏你凑够了钱她就病。还刚好叫你凑了一百万。”
他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一晚我喝了一斤白酒。萧长健比我喝得还多，走的时候摇摇晃晃的，嘴里还念叨着“报警”什么的。
我坐在客厅里发呆，看着墙上挂着的结婚照。照片里安娜穿着白色的婚纱，笑得很甜。我在她身边，也笑着。
“我对她那么好，她怎么能这样！”
我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疯子。空荡荡的客厅里只有回音，没人回答我。
我拿起安娜的围裙，凑在鼻子底下闻了闻，上面还留着洗衣粉的味道。不知道是残留的还是我想象出来的。
我把围裙扔在地上，狠狠地踩了两脚。然后又捡起来，抱在怀里哭了一场。
第二天醒来，头很疼。我看着堆在角落里的烟头和空酒瓶，把围裙放回原处，叠好。
从那以后，我不怎么提安娜了。
厂里的人知道我的事，都小心翼翼绕着走。有人介绍对象，我都回绝了。
何姝有时候急了：“你总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吧？”
我说：“有晓雨就行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
“不是犟，”我坐在沙发上低头玩打火机，“是放不下。”
“她都骗你一百万了你还放不下？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没说话。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在等什么。
可能是习惯了吧，习惯了那个位置上坐着的人是她，习惯了那张脸上的笑容，习惯了听她用带着口音的中国话说“磊哥，吃饭了”。
三年能改变很多事情，可改变不了那些日日夜夜积累起来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