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那天下午，我和永强推开家门时，客厅干净得反光。
桌上摆着三菜一汤，米饭还冒着热气，像是有人掐着点等我们回来。
我喊了声“勇子”，没人应。
卧室门开着条缝，里面黑漆漆的。
我走过去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浓烈的药味冲进鼻腔。
床头柜上落着灰，手机屏幕亮着，草稿箱里有一条没发出去的消息，上面写着：“妈，菜在桌上，我吃不下。”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脚底踩到了什么，低头一看，药片撒了一地，白色的，像米粒一样密密麻麻地滚落在灰尘里。
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地上。
01
说起来，徐勇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小时候是整个村里最聪明的孩子。
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三，奖状贴满了家里一整面墙。
村里人见了我就夸，说你家将来要出大学生了，我嘴上谦虚，心里高兴得跟什么似的。
永强更是把儿子当宝贝，再累也要骑着自行车送他去镇上补习。
那时候日子虽然穷，但一家三口有说有笑。
徐勇放学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先喊一声“妈，我饿了”，然后跑到厨房偷吃我切好的菜。
我在后面追着打，他一边跑一边笑，笑声能把屋顶掀翻。
可现在想起来，这些画面就像上辈子的事。
高考那年，徐勇爷爷病重，全家人都瞒着他。
永强说，别影响孩子考试，等他考完了再说。
那年六月，爷爷没能撑到徐勇考完最后一门。
出殡那天，徐勇还在考场上答卷。
等到考完回家，他知道消息后，整个人都傻了。
我还记得那天他站在灵堂前，盯着爷爷的遗像，一声不吭。
我伸手去拉他，他的手冰凉冰凉的，像握着一块刚从冰窖里拿出来的石头。
他蹲在灵堂角落里，一动不动，从下午一直蹲到天黑。
从那以后，他的话就少了。
高考成绩下来那天，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整天没出来。
我敲了半天门，他吼了一句“别管我”。
永强气得想踹门，被我拦住了。
我说，孩子心里难受，让他缓缓。
后来他上了一个普通大学，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毕业后考了三次公务员，每次都差那么几分。
最后一次出成绩时，他坐在电脑前看了很久，然后直接把电脑关了。
那天晚上，我在他房门外听到里面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我们听见。
我当时站在门外，手抬起来想敲门，犹豫了半天又放下了。我心想，男孩子嘛，自尊心强，让他自己消化消化就好了。
谁知道这一消化，就消化了十年。
那十年里，徐勇没再出去找过工作。
每天睡到中午，起来随便扒拉两口饭，然后就是看电视、打游戏。
手机不离手，晚上熬到两三点才睡。
我催他去找工作，他总是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说完该干嘛干嘛。
永强脾气急，刚开始还骂他，骂得很难听。
有一回两个人吵得厉害，永强把徐勇的电脑砸了，徐勇一夜没睡，第二天眼睛红红的，坐在门口发呆。
永强出门前看了他一眼，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台新电脑，什么话也没说。
后来我明白了，永强嘴上骂得凶，心里比谁都疼这个儿子。
村里面多少有些闲话。
邻居彭健每次见我都会说，你家勇子还在家呢？
我儿子都当主管了。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但这话听了心里像针扎一样。
我能说什么呢？
只能笑笑说，孩子还小，再等等。
其实我心里清楚，36岁的人了，哪里还小。
但作为一个当妈的，我总觉得是自己当年没教育好。
要是高考那会儿多关心关心他，要是他爷爷去世时没瞒着他，要是他考公务员失败时多安慰安慰他，也许儿子就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越想越自责，越自责就越惯着他。
他爱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想吃饺子我包，想吃排骨我炖。
衣服脏了我洗，房间乱了我收拾，每个月还要偷偷给他塞零花钱。
永强知道了就跟我吵，说我把儿子惯废了。
我也不反驳，但我就是管不住自己。
女儿徐芳看不下去了，有一回回娘家，看到徐勇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我和永强在厨房忙得满头大汗。
她当场就炸了，指着徐勇的鼻子骂：“你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混吃等死，你良心过得去吗？”
徐勇头都没抬，回了句：“关你什么事。”
“你……”徐芳气得眼泪都出来了，“爸妈养你到老吗？他们身体又不好，你就不能替他们想想？”
“我又没求他们养我。”徐勇说完这句，起身回了房间，把门摔得震天响。
徐芳站在客厅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她跟我说，妈，你们这是在害他。
我说你别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徐芳看着我，眼神里写满了失望。
那天她走的时候，连晚饭都没吃。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心里一阵阵发酸。
02
那年的秋天格外冷。
永强的老毛病犯了，腰疼得直不起来。
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死活不去，说去一次好几百，不划算。
那天我熬了点姜茶，端给他喝，他的手抖得把碗都端不稳。
“勇子，”永强喊了一声，“帮爸倒杯水。”
徐勇在隔壁房间打游戏，耳机戴着，根本没听见。
永强又喊了一声，声音大了些，徐勇这才不情不愿地走出来，看了一眼永强，说：“自己不能倒吗？”
“你看你爸这样子，怎么自己倒？”我忍不住说。
徐勇没吭声，倒了杯水往桌上一放，转身又回了房间。那杯水放得太用力，溅了半桌子。永强看着桌上的水渍，一句话没说，但我看见他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永强突然跟我说，秀琴，咱们出去打工吧。
我以为他开玩笑。
我们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哪还有什么体力去打工。
永强说，去省城，干点零活，比在家强。
我问那儿子怎么办？
永强沉默了很久，说，让他自己想办法，咱们不能养他一辈子。
我没搭话。
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出去打工。
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都是老头老太太。
村里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但一想到儿子，我就狠不下心来。
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我走了以后，他吃不上热饭。
你可能会觉得我贱。可当妈的就是这样，再苦再累，也看不得孩子受委屈。哪怕这个孩子已经三十六岁了，在我眼里他还是那个需要我照顾的小孩。
事情真正转折是在那年冬天。
永强在沙发缝里发现了一张银行卡，不是他的。
他拿去银行一查，里面少了整整两万块。
那是我和永强攒了两年的养老钱，准备换新房子的。
永强火冒三丈地回来，把徐勇从房间里拽出来，问他钱去哪了。
徐勇低着头不说话。
永强拿着手机，翻到了一条转账记录。
是一个直播平台的付款记录，收款方叫什么“静静”。
我这才知道，徐勇几个月前迷上了一个女主播，天天去人家直播间刷礼物。
那两万块钱，全花在了这上面。
永强当时就气得浑身发抖。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杯子，朝着墙上砸过去，玻璃碎片溅了一地。
他指着徐勇骂道：“你是废物还是畜生？我和你妈的血汗钱，你就这么糟蹋？”
徐勇跪在地上，头埋得很低，肩膀在发抖。他说，爸，我就是想找人说话，我太孤单了，你们根本不懂。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儿子的心真的生病了。
永强当天晚上就住进了医院。
医生说他是高血压加心脏问题，不能再受刺激了。
我坐在病床边，看着永强苍白的脸，心里像刀割一样。
他拉着我的手说，秀琴，咱们走吧，再不走，我真的会被他气死。
女儿徐芳第二天赶到医院，一进门就看到我红着眼圈坐在那儿。
她没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在病床边坐了一会儿。
后来她把我叫到走廊上，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妈，你们必须走。不走的话，这个家迟早要出事。”
“你弟弟怎么办？”我问。
“他都三十六了，不是十六，”徐芳说，“你们不走，他一辈子都长不大。妈，你想想，你们对他再好能好几年？你们走了，他才能学会自己生活。”
我靠在走廊的墙上，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徐芳递给我一张纸巾，声音软了下来：“妈，我不是不心疼他。可他这样下去，迟早毁了自己，也毁了你们。”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很久很久。
想了儿子小时候的样子，想了他拿着奖状回家的笑脸，想了他在爷爷灵堂前的沉默，想了他跪在地上说“我很孤单”时的眼泪。
凌晨五点，我站起来，走进病房，推了推永强。他醒了，看着我。
我说：“走。”
03
走的那天是个阴天。
我一大早就起来了，把家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冰箱里塞满了菜。
我在桌上放了三千块钱，压在一个碗下面。
永强站在门口催我，说车快到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儿子的房门，门关着，他还没醒。
我走过去,想敲门道个别，手抬起来，又放下了。
我跟自己说，算了，等到了再打电话告诉他吧。
车是彭健帮忙叫的，他帮我们把行李搬上车，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我说，彭哥，麻烦你帮我们看着点勇子。彭健点点头，说，行，你们放心去吧。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忍不住回头看。
家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永强坐在副驾驶上，一言不发。
窗外的风刮进来，把他的头发吹得很乱。
到省城后，我们找了间便宜的房子，一个月三百块，就一张床一张桌子，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
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我闻着潮湿的味道，听着隔壁传来的说话声，心里空荡荡的。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找活干。
我去了饭店洗碗，一天干十个小时，下午两点才能吃饭。
永强去了工地，搬砖、扛水泥，一天下来手掌磨得全是血泡。
晚上回来，他坐在床边，用针把水泡挑破，疼得龇牙咧嘴。
我看到他那个样子，背过身去，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可我们谁也没说“回家”两个字。
那段日子苦是真苦。
中午的时候，饭店后厨的温度高得像蒸笼，我站在水池边，弯着腰一个碗一个碗地洗。
手泡在洗洁精水里，时间长了就发白、起皱，晚上回去一碰水就疼。
永强更苦。工地上大太阳晒着，他扛一袋水泥五十斤，一天下来要扛上百袋。晚上回来，连腰都直不起来，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哼。
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我说，你骗谁呢？他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说，疼也忍着，这是咱们欠儿子的债。
我听了这话，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数了数，两千一百块钱。
我把钱装进信封里，在手里攥了很久。
这点钱，能干什么呢？
可我的手在抖，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
我们开始往家里寄钱。每个月雷打不动，寄一千。我打电话告诉徐勇，钱放在抽屉里了，让他自己去拿。他“嗯”了一声就挂了。
头半年，他经常打电话来要钱。
一开始是要生活费，后来是要换手机、买电脑。
有一次他要一万块，说想开个网店。
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给他打了过去。
永强知道后，狠狠骂了我一顿，说我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没吭声，因为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蠢。
可我就是狠不下这个心。
到了第二年，徐勇的电话突然少了。
从一周两三个，变成了一周一个，最后变成了一个月一个。
我打过去，他接倒是接，但话不多，有时问一句答一句。
我问他工作找得怎么样了，他说找了份网店打包的活，一个月能挣三千。
我说那就好，好好干。
他说知道了，语气淡淡的。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每次电话里，徐勇的声音虽然不高，但也不像以前那样带着烦躁和回避。
他偶尔会问问我和永强的身体怎么样，让我们注意休息。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
有一回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还行。我多想说他瘦了没有，但隔着电话，我看不到他。
永强却说，你看看，儿子这不就长大了吗？
我嘴上说是啊是啊，心里却在打鼓。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徐勇正在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而我，什么都不知道。
04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三年。
那三年里，我瘦了二十斤，永强也老了不止十岁。
他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有几次我半夜醒来看见他坐在床边抽烟，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睡不着。
我知道他是在想家，想儿子。
其实我也想。
每次看到街上有年轻人牵着父母的手，我就忍不住想起徐勇小时候。
他那时候最爱牵着我的手去镇上赶集，走一路说一路。
他总是问我，妈，你累不累？
我说不累。
他就说，那我长大了给你买辆车，你就不用走路了。
现在我听到这些话，心里像是有根针在扎。
第四年的时候，我和永强算了一笔账。除去房租和日常开销，我们一共攒了十五万。永强说，够了，可以回家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发颤。
那天晚上我回去收拾东西，房东老婆子问我，你们要走了？
我点点头。
她说，你儿子在家等你们呢。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我心里很紧张。
我不知道回去之后，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儿子。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我给徐勇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们要回去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嗯，我知道了。
我问，你一个人在家还好吗？
他说，还好。
从始至终，他没说一句让我们别回去的话，也没说过一句想我们的话。可那天晚上，他的声音让我觉得异常平静，跟以往不一样。
火车票是永强买的，硬座，十二个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的风景飞快地后退。永强靠在椅背上，眼睛闭着，但我看得出来他没睡着。
“你说，”我突然开口，“勇子现在怎么样了？”
“见了不就知道了。”永强没睁眼。
“他会不会胖了点？”
“你操那心干什么。”
“我怎么能不操心？”
永强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他的眼神很复杂，说不上是期待还是担心。
火车在夜里行驶，车厢里很安静，只有轮子撞击铁轨的声音。我睡不着，靠着窗户想着儿子小时候的事，想着想着，眼泪就湿了眼眶。
到站的时候是下午一点。
我和永强拎着行李下了车，走出车站，看到熟悉的街道，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三四年了，镇子变了很多，多了几栋新楼，路也变宽了。
但村里的路还是那个样子，坑坑洼洼的，两边的老房子依然破旧。
远远地，我看见了家门口的那棵老槐树。树还是那棵树，但房子看起来比以前干净了很多。连门前的水泥地都像是刚扫过的，连一片落叶都没有。
我心里突然一紧。
永强走在前面，脚步越来越慢。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他抬手去推门，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然后猛地一用力。
门没有锁，吱呀一声开了。
05
客厅亮堂得让人有点不适应。
窗帘换了，是那种浅蓝色的新布，窗台上还放着一盆绿萝。
地板拖得干干净净，能映出人影来。
沙发也换了位置，茶几上摆着一套茶具，整整齐齐的。
如果不是墙上的全家福还在，我都要以为我走错了门。
“勇子？”我喊了一声。
没人应。
“勇子，你在家吗？”
还是没人应。
永强放下行李，在屋里转了一圈。
厨房里的油烟机擦得锃亮，灶台上放着调料瓶，一个个摆得整整齐齐。
再转出来，他站在客厅中间，表情有些古怪。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餐桌上摆着三菜一汤。
一盘红烧肉、一盘清炒小白菜、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旁边放着一碗米饭，筷子搁在碗上，像是在等人过来吃。
“这……”我指着桌子，“他算到咱们今天回来？”
永强走过去，伸手摸了摸碗沿，表情变了。他说，凉的。
凉的？
我走过去也摸了一下菜碟，果然是凉的。
一点热气都没有，可餐桌上明明还摆着一副“刚上桌”的样子。
我闻了闻那碗肉，好像还放了好几天。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怪异的沉闷味道，不是饭菜馊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气味。
我心跳猛地加速了。
“勇子？”我的声音开始发抖。
没人应，整间屋子死一般的寂静。
“勇子？”我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大了，连我都能听出里面的慌。
卧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微光。
我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每走一步，心就往下沉一分。
手刚放到门把手上，就觉得一阵冰冷从指尖传来。
我用劲一推，门开了。
那是一个我完全不敢认的房间。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点光。
床头柜上堆着好几本书，也有几个白色的小瓶子，横七竖八的。
墙角有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塞满了衣服。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药味，那种味道太冲了，我忍不住咳了一声。
手机放在枕头边，屏幕还亮着，是短信的编辑界面。
我凑过去看，上面打着几个字：妈，菜在桌上，我吃不下。
我愣了一下。
然后我低头，看到房间地板上散落着许多白色药片，像撒了一地的米粒。
我蹲下身，才发现药片是被踩碎了一部分，还有一些斑斑驳驳的印记。
“秀琴……”永强在身后叫我，声音很沉。
我转过身，看到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纸张皱巴巴的，像是被揉过又展平了，上面印着“精神病医院”几个字。
我一把抓过来。
诊断结论那里写着一行字：重度抑郁症，伴轻度精神分裂。
日期是——我们离开后的第三个月。
还有一行红色钢笔写的字，墨迹已经褪了色：“患者有轻生倾向，建议家属24小时陪护。”
瞬间，我的膝盖像是被什么砸了一下，整个人直直地坐到了地上。
永强也蹲下来，他的眼眶红得像要滴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哆嗦着嗓子，断断续续地问：“这……这是什么意思？”
永强没回答我。
他把那张诊断书翻过来，背面还有字，应该是用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子写的一样：爸、妈，对不起，我不孝。
我也想出去工作，但我的脑子里每天都像有几千个人在吵架。
我控制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