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凌晨两点，德黑兰的夜冷得刺骨。
我掏出钥匙插进院门锁孔，转不动。换了新锁。我敲门，一下、两下、三下。
门开了。
一个穿睡衣的棕发伊朗女人站在门后，皱着眉头打量我，问了一句话。我听清了每个词，脑子却像被人猛捶了一棍。
“你是谁？这是我男朋友的家。”
我推开她冲进去。客厅里坐满了人，十来张陌生面孔，桌上摆着吃剩的羊肉和抽到一半的水烟。我还没反应过来，后院里传来一声尖叫。
是埃莉。索玛耶的女儿，那个不会说话的孩子。
我转身往外跑，在院门口撞上一个人。玛丽亚站在月光下，手里拿着两张纸，冲我笑了笑。
“你终于回来了。”她把纸递过来，“签了吧，别耽误我结婚。”
01
去年腊月，我接到姐姐的电话。
母亲查出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半年。
我挂了电话在厂里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窗外德黑兰的天空灰蒙蒙的，街上传来小贩的叫卖声和汽车喇叭声，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可我知道，不一样了。
我娶了三房老婆，在伊朗生活了十五年。
母亲一次都没来过。
不是不想来，是每次提起，她就在电话那头哭，骂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家。
后来她干脆不问了，只说“你过你的，我死我的”。
我知道她是在说气话，可我没想到，她的时间真不多了。
那晚我回家吃饭，把这事说了。
法蒂玛先放下筷子，眼眶一下就红了。
她跟了我十三年，从我还是个小作坊老板的时候就跟着我，给我生了三个孩子。
她从来不多话，就是默默地对我好，冬天给我织毛衣，夏天给我熬绿豆汤。
她红着眼说：“你回去吧，妈要紧。”
玛丽亚在对面夹菜，听我说完，筷子顿了一下。
“回去多久？”
“不知道，看情况。”
她没再说话，继续吃饭，筷子在盘子里拨来拨去，没吃几口就放下碗上了楼。
索玛耶坐在桌子最边上，抱着五岁的埃莉。
埃莉生下来就听不见，也不会说话。
索玛耶喂她吃饭，一点一点地哄着，好像没听见我说什么。
我注意到她喂饭的手在抖，勺子碰到碗沿发出轻轻的响声。
我走那天，法蒂玛给我收拾了一个大箱子，装了辣椒酱、方便面、感冒药，塞得满满当当。她站在门口送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掉下来。
玛丽亚没下楼。
索玛耶抱着埃莉站在后院门框后面，隔着玻璃看我。埃莉突然比了一个手势，是她刚学会的，“走”。然后又比了一个，“不要回来”。
我笑了，以为孩子舍不得我。
我走过去，隔着玻璃冲埃莉摆摆手，用口型说“爸爸很快回来”。埃莉看着我，小手还举着那个“走”的手势，一直没放下来。
出租车在巷口等我。我拎着箱子往外走，回头看了一眼那栋住了十年的房子。月光照在院子里，法蒂玛还站在门口，索玛耶抱着埃莉站在后院。
车子启动，我靠着车窗闭上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关门那一刻，我好像看见二楼的窗帘动了一下。
02
回国第三天，我见到母亲。
她在县医院住院，瘦得脱了相。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睡着，插着氧气管，手背上全是针眼。
被子盖得整整齐齐，头发也梳得光溜，一看就是姐姐打理的。
我坐在床边没动，看着她。
印象里她头发还是黑的，现在白了一大半。
颧骨突出来，眼窝深深陷下去。
她以前多能干的一个人，一个人种六亩地，把我跟姐姐拉扯大。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她醒了。
看见我的第一眼，她愣了一下，然后嘴角往下撇，眼泪就流出来了。张了张嘴，第一句话不是“你回来了”，是“离不离？”
我低下头没接话。
她一把甩开我的手，声音哑得厉害：“你走，我不需要你伺候。”
姐姐在旁边使眼色让我别顶嘴。我没说话，去走廊打了盆热水，拧了毛巾给她擦脸。她偏过头不看我，但也没再说让我走。
那几天我睡在病房里，一张折叠床，夜里冷得不行。母亲睡睡醒醒，有时候说胡话，有时候清醒了就要水喝。
有一晚她突然醒了，问我：“那边几个孩子？”
“六个。”
“都好好的？”
“都好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做梦梦见你小时候，趴在我背上睡觉，口水流我一身。你爸走那年你才八岁，你记得吗？”
“记得。”
“你爸走的时候，村里人都说你这辈子完了，孤儿寡母能活成什么样。”她看向窗户外头，声音轻轻的，“我把你养大了，你倒是好，跑去外国给我娶三个媳妇。”
我说不出话。
她又问：“你到底回不回国？”
我咬着牙说了句：“妈，那边也是一家人。”
母亲没再说话，翻了个身背对着我。
那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亮了一下，是微信。
索玛耶的号码。
她很少主动联系我。
我赶紧点开，却是一段语音，只有一句话。
我按了播放，听见索玛耶的声音，但说的是波斯语，她声音很小，像是躲着说的。
“玛丽亚不是好人，哈桑也不是。”
然后语音断了。
我心里一紧，回拨过去。关机。
我又拨了一次，还是关机。试着发了几条消息，没回。我又拨法蒂玛的号码，通了，那边很吵，有电视的声音。
“家里没事吧？”我问。
“没事没事，都好。”
“索玛耶呢？”
“她……出去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哈桑最近来厂里了吗？”
那边顿了一下：“来过，就看看账本。”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多了，但总觉得法蒂玛声音不对劲，不像平时那么踏实。
“到底怎么了？”
“真没事，你照顾好妈。”她说完就挂了。
我看着黑下去的手机屏幕，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03
回国第二个月，母亲的病情忽然好转了。
医生说指标稳定了，可以出院回家养着。我松了口气，想着再待两三个月，等母亲彻底稳定了就回伊朗。
我搬回老家住。白天陪母亲去镇上输液，晚上回家做饭。日子过得简单，但心里一直在想伊朗那边的事。
法蒂玛隔两天打一次电话，说孩子们都好好的，大女儿学跳舞得了奖，二儿子感冒好了，让我别担心。
声音听起来挺正常，但每次我问到玛丽亚，她就岔开话。
我试着打电话到厂里，工人说一切正常，生意照做。
我问哈桑最近来没来，工人说常来，帮着管账。
哈桑是我多年的搭档，也是我在这边最信任的人。
当初我啥都不懂，是他手把手教我做生意，连三家婚事都是他帮着操办的。
我告诉自己，有他在，厂里出不了大乱子。
可我还是不放心。
有一次我试着打通了索玛耶姐姐的电话，她以前也在我厂里干过活。电话接通，我用简单的波斯语问她索玛耶在不在。
“她回娘家住了有一阵子了。”
“为什么？”
电话那头犹豫了：“她没说。”
“她上次给我打过电话，说了些奇怪的话。”
那边沉默了很久：“何先生，有些事我不方便多说。你是男人，有些事你该自己回来看看。”
我听着这话，心里更毛了。
“你告诉我，是不是出事了？”
“我不知道。”那边声音压低了，“但是索玛耶回来以后，天天哭。孩子也不怎么带，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
我挂了电话，在院子里站了好久。腊月的风吹在脸上，冷得扎人。
姐姐从屋里出来，看我站在那发呆，问怎么了。
“没事。”
“我看你脸色不对。”
我没说话，低头看手机。
玛丽亚这一个月就没主动联系过我，我打过两次，她都说忙，说话的时候背景很吵，好像在什么聚会的地方。
我问她在哪，她说在朋友家，然后就挂了。
我忽然想起来，大女儿上周用她妈妈的手机给我发过一条语音，说“爸爸，家里来了一个阿姨，和玛丽亚妈妈住在一个房间。”
我问她什么阿姨，她说“不认识的阿姨，很漂亮”。
我当时没当回事，以为是她表妹之类来家里住几天。
现在越想越不对劲。
我拿起手机拨了哈桑的号码。
通了。
“何林？回来了没有？”他的声音很正常，带着他惯有的那种热情劲儿。
“还没呢，妈刚好转，我再待一阵子。”
“好啊好啊，这边你放心，我帮你看着呢。”
“那个，家里没什么事吧？”
“没事没事，能有啥事。”他笑了笑，“就是，你回来就好了，回来再说。”
最后那句话，他说得像无意间带出来的，可我听着，怎么都不对劲。
“哈桑，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顿了一下：“等你回来再说。”
04
我在国内待了整五个月。
母亲最后一次复查，医生说情况稳定，可以定期吃药观察。我买了回德黑兰的机票，头天晚上跟母亲告别。
她坐在床上，看着我收拾行李，突然说了一句：“你这一走，我怕是再见不着你了。”
我鼻子一酸，说：“妈，你说什么呢，医生说你好得很。”
“好个屁，我自己知道。”她靠在床头，眼睛看着天花板，“你走吧，我不拦你。但是何林，你记着，人这一辈子，对得起自己就行，别老想着对得起别人。”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总觉得她话里有话。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母亲没看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你吃亏我心里疼。”
我想再问，她闭上眼睛摆手：“走吧走吧，别磨叽了。”
姐姐送我上车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妈这次是打心底里不想让你走，可她知道自己拦不住你。”
“我知道。”
“你那边要真不行了，就回来，妈还有我。”
我上了车，从后视镜里看见姐姐站在村口，一直朝我摆手。风吹着她的头发，她擦了擦眼睛。
到北京转机的时候，我找了家网吧查航班。候机厅里手机信号不好，短信发不出去，电话也打不通。我就靠在一排椅子上，等着登机。
我旁边坐了一个去德黑兰做生意的中国人，聊了几句才知道他在那边待了七八年。
他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结了，他问是不是娶的伊朗姑娘，我说是。
“娶了几个？”他开玩笑地问了一句。
我没接话。
他倒也不在意，自顾自说起来：“那边有些事啊，乱得很。婚姻手续跟国内不一样，宗教登记是一回事，民政登记又是一回事。有些人办了宗教婚礼，结果根本没在政府备案，出了事才知道自己从来没结过婚。”
我听了心里一动，问他：“还有这种事？”
“多了去了。”他摇头，“那边人办事就这样的，走个宗教仪式就算完事了，真要出事一个都靠不住。”
飞机起飞后，我侧头看着窗外的云层，那人的话在我脑子里转。
我在伊朗十五年，结婚手续都是哈桑帮我办的。
他说找了宗教长老证婚，也去民政登了记，我就信了。
细节我从没过问，连两份结婚证我都没仔细看过，都是哈桑收着的。
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
如果，我是说如果，手续出了问题呢？
随即我又笑了，觉得自己想太多了。哈桑是我十几年的兄弟，怎么可能害我。
飞机落地德黑兰已经是凌晨，我拿完行李打车回家。
出租车在黑夜中穿行，开进我熟悉的那条巷子。
我透过车窗往外看，路边多了几家新店，路灯比之前亮了一些。
街上的流浪猫蹲在垃圾桶旁，两个年轻人靠在墙边抽烟说话。
到了门口，我让司机等着，下车掏钥匙。
院子里黑着灯。我插钥匙进锁，转了半圈就卡住了。
我再用力，还是转不动。
我低头看锁孔，发现锁是新的，不是我当年装的那把。
奇怪。
我拍了几下门，等了大概三四分钟，听见里面有人走路的声音，拖鞋拖在地上，脚步很慢。
一个女人站在门后，棕色卷发，穿着睡衣。二十七八岁，长得挺漂亮。她皱着眉头看着我，用波斯语问了一句话。
我听清了每个词。
05
我愣住了。
“这是何林的家。”我用波斯语说，声音有点发抖，“我就叫何林。”
女人上下打量我，表情从警惕变成了不耐烦。
“我听玛丽亚说起过你。”她靠在门框上，“她说你是她前夫，已经离婚了。”
“什么时候离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来了两个月了，这是我家。”
我推开她冲进去。
院子里堆着几箱啤酒，地上铺了块地毯，有人在这吃饭的痕迹。
客厅的灯开着，里面坐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正看电视喝茶。
屋里摆着的家具很多都是我的，但位置全变了。
墙上挂了一张大照片，玛丽亚搂着一个伊朗男人的肩膀，笑得很甜。
我脑子嗡了一下。
“玛丽亚呢？”
女人指了指楼上。
我冲上楼梯，二楼走廊尽头的主卧亮着灯。我一脚踹开门。
玛丽亚坐在床上，穿一件我没见过的丝绸睡衣，正在涂指甲油。她看见我进来，一点也不意外，慢悠悠地放下指甲油。
“回来了？”
“你他妈在干什么？”我咬着牙问。
“你没看见吗？”她站起来，走到梳妆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扔到我面前，“签了。”
我打开一看，是离婚协议书，中阿双语。
女方是玛丽亚，男方写着我的名字。
条款很详细：房子归她，家具厂的一台注塑机归她，三个孩子抚养权归她。
“你做梦。”
“你确定？”她笑了，笑得很轻很淡，“你是不是觉得，不签我就拿你没办法？”
“我还没跟你结婚，怎么离婚？”
她歪了歪头：“也不一定。”
“什么意思？”
“你先看看你手机。”她靠在衣柜上，双手抱在胸前。
我拿出手机，她让我点开一个链接。是一个政府网站，伊朗的婚姻登记查询系统。她让我输入我的护照号码。
屏幕上跳出一行字，波斯语的。我一个词一个词地看。
“此护照号无有效婚姻登记记录。”
“怎么可能……”
“你再查查法蒂玛的，查查索玛耶的，都一样。”
我手抖着输入法蒂玛的身份证号。一样，没有记录。索玛耶的，一样。全部显示无记录。
“你在伊朗没有合法妻子。”玛丽亚慢慢说，“哈桑当年帮你办的手续，全部都是假的。”
“不可能……”
“你仔细想想，你见过结婚证长什么样没有？你签过几次字？那些文件你仔细看过没有？”
我停住了。
十五年来，每次办手续，都是哈桑拿一堆文件给我签，说都是例行公事。我信他，从没细看。
“你有你的结婚证原件吗？”玛丽亚问。
我摇头。
“我也没有。”她笑了一下，“因为从来没有过。”
“那你跟我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宗教仪式是真的，法律上的手续是假的。”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咱们的婚姻，在政府系统里从来没存在过。”
我靠在墙上，腿发软。
我想起来，飞机上那个中国人的话。
“宗教登记是一回事，民政登记又是另一回事。”
我蹲下去，手指插进头发里，闭着眼睛。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快转不过来。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抬头看她。
“因为我不想再装了。”玛丽亚转过身，看着窗外，“我想重新开始，这边有人真心待我，你签了字，对你我都好。”
“可我们还有个孩子……”
“孩子不会饿死，我养得起。”
我站起来：“我要见法蒂玛。”
“她在后院。”玛丽亚的语气忽然变了，变得很轻，很淡，“她一直住在后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