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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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深夜，北京的秋风吹过中南海。
就在这一夜，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在同一夜被依法隔离审查。
消息传开的时候，全国各地自发聚集起欢庆的人群。
那种压抑许久之后骤然释放的情绪，没有亲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真正体会。
然而，四人之外，还有一批人同样在这一夜彻底变了命运。
他们是那个特殊时期里，替"四人帮"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在各地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的骨干人物。
他们当中，有人长期把持一所顶尖学府的实际权力，有人坐镇上海掌握一方要务，有人靠笔杆子炮制大量政治批判文章，有人在工人系统里积累了深厚的政治能量。
特殊时期期间，这些人仗着"四人帮"的庇护横行无忌，给无数干部、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1976年10月之后，他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正式开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
那扇审判的大门，从那一刻起，朝着每一个人缓缓打开，没有一个人能够绕得过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在推开那扇门之后，还能以原来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然而当审判的结果一一宣读完毕，每个人等来的那份判决，都比他们当年最惶恐的那个深夜所预料的，还要沉重得多。
【1】迟群：那些年，清华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特殊时期期间，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沉重的压抑气氛。
讲台上，已经很久没有正常的教学了。
走廊里贴满了大字报，教室里不再有人安静地读书，取而代之的是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
那些曾经在这片校园里辛勤耕耘了数十年的教授和学者，在这段岁月里，一个接一个地从讲台上消失，或被发配到偏远的地方接受"再教育"，或在无休止的批斗会中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压力，或在沉默中等待着不知何时才能终结的政治压制。
清华园的草木依旧在四季更迭，但那片校园里的气息，已经与从前完全不同了。
1970年代初，迟群以江青亲信的身份正式进驻清华，掌握了这所学校实际的控制权。
他第一次出现在清华园里主持会议的时候，底下坐着的人没有一个敢轻易开口。
那间会议室里，坐着的都是清华各系的负责人，其中不乏在各自领域深耕了数十年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
迟群扫了一眼底下的人，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今天开会，是要让大家清楚一件事，清华过去走的是什么路。"
没有人应声。
迟群继续往下说，把清华的历史从头到尾批判了一遍，说这所学校"过去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说这里培养出来的人"脑子里装的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那套东西"，说要把清华"彻底改造过来"。
底下依然没有人说话。
迟群看了看台下，把话说得更重了一些，说"不表态就是不支持革命"。
于是有人开始带头鼓掌。掌声起来之后，其他人也跟着鼓掌，很快，整个会议室里的掌声变得整齐而响亮。
就这样，迟群在清华站稳了脚跟。
他在清华的年间，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几乎全面停滞。
大批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被扣上各种帽子，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受批斗。
有人被迫停止了自己坚持了数十年的学术研究，有人在批斗会上被迫低头认错，有人在长期的政治压制下，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1972年，一位在清华执教多年的老教授，在一次批斗会后倒在了回宿舍的路上。
旁边有人过来，把他扶起来，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
"您还好吗？"
那位教授抬起头，看了看搀扶自己的人，过了很久才点了点头。
那位教授后来说，那是他那段岁月里，听到的为数不多的一句真正让他感到自己还是个人的话。
在那个年代里，关心别人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而那个搀扶他的人，在那个当下，给了他一份珍贵的温度。
迟群不知道清华园里这些角落里的事情，或者说，他知道，但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在他把持清华的年间，他积极配合"四人帮"推行的极左教育政策，对正常的学术标准进行全面冲击。
高考制度被废除，"工农兵学员"制度得到大力推行，进入清华的不再是凭真才实学考进来的学生，而是按照一套完全服务于政治目的的逻辑被选进来的人。
那段岁月里，清华的课堂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景象。
有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事后回忆，他们进了清华之后，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困惑。
有人问身边的人，"我们来这里，到底是来学什么的？"
旁边的人想了想，说，"学革命的。"
"那专业课呢？"
旁边的人没有回答，因为他自己也不清楚。
因为在那个年代里，清华到底应该是什么、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被迟群和他所代表的那套逻辑给彻底搅乱了。
课堂上，原本应该讲授的工程技术、科学原理，在很多时候让位给了政治学习和批判运动。
那些坐在课堂里的年轻人，带着各自的期待来到这里，却在这种混乱的教育逻辑下，一学期又一学期地度过了他们本该打下扎实专业基础的年月。
1975年，在"四人帮"加紧推行一系列政策的背景下，迟群在教育系统内的活动愈加频繁和激进。
他深度介入了"四人帮"对教育领域的政治操弄，在各种场合为"四人帮"的政治主张摇旗呐喊，成为这套极左路线在教育系统内具体执行层面的核心人物。
那一年，有一位刚刚从外地调入清华任职的年轻教师，第一次在校内见到了迟群。
那位年轻教师后来回忆，迟群那天走在清华的校园里，周围跟着一群人，说话的声音很大，走路的步子很快，整个人散发着一种让人不敢靠近的气场。
"我远远地看着他，"那位年轻教师说，"心里想，这个人是真的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其实心里清楚，只是装作相信。"
他后来始终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也正是迟群在这些年间的所作所为，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让他无法逃脱历史的追究。
1976年10月，迟群被隔离审查。
那一天，他离开清华园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去送他。
清华园里那些在漫长岁月中承受了无数重压的人们，在那一天，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也没有人觉得需要说什么。
迟群被带走了，而清华园里，空气里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刻悄悄地松动了。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第一批通过高考重新走进清华的学生，踏入这所学校大门的时候，有人停下来，仰头看了很久校门上方的那几个字。
他们没有说话。但那一刻，清华园里的空气，和迟群在的那些年，已经彻底不同了。
1983年，迟群在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之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判决书宣读完毕的那一天，法庭里沉默了片刻。
从1966年进驻清华，到1983年走上法庭，迟群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这段从权力的顶点到司法追究的轨迹。
在这段轨迹上，他的每一步，都有历史在旁边做着清晰的记录。
1990年代，迟群服刑期满后获释，此后再未出现在任何公众视野之中。
清华园继续向前走。
那段历史，则永远留在了那段岁月里，留在了那些曾经在清华园里承受过一切的人们的记忆深处，也留在了那一代学子因为那段岁月而永远无法弥补的知识空白里。
【2】谢静宜与特殊时期的文化管控：那些被打压下去的声音
特殊时期期间，北京的文艺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沉默。
剧场里，很多节目不再上演了。
书店里，很多书从书架上消失了。
街头巷尾，人们走路说话的方式，都在那个年代里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小心，更加收敛，更加习惯于把想说的话压在心里，只说那些可以说的。
一些作家、艺术家，在某一天之后，突然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没有公告，没有解释，就那样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人们不问。人们学会了不问。
谢静宜，正是在这段历史中深度参与文化管控的人物之一。
她早年凭借特殊的工作经历进入核心圈子，特殊时期期间，先后执掌北京市部分文化、教育系统的实权，成为"四人帮"在北京推行极左文化路线的重要执行人。
在她深度介入北京文化管控的年间，整个北京的文艺生态，在极左路线的管控下，走向了一种高度单一化的状态。
什么可以演、什么不可以演，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是"革命的"、什么样的是"封建的"或"修正主义的"，都在这套管控体系下被划定了清晰的界限。
而那道界限的另一侧，是大量在此前数十年间积累起来的优秀文艺作品。
它们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那些曾经创作它们、演绎它们的人，也随之被划入了需要被批判和改造的行列。
有当年在北京某文艺单位工作的人，事后回忆起那段岁月里的一次内部审查。
"那天接到通知，说上面要来人检查节目单，看有没有不合适的内容，"那位当事人说，"所有人都紧张起来，把节目单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又一遍。"
有人把一个演了多年、观众都很喜欢的传统节目从单子上划掉了。
旁边有人轻声问，"这个也不行？"
划掉节目的人摇摇头，小声说，"说不准，但划掉保险。"
就这样，那个节目从那一天起，就再也没有上演过了。
没有人宣布它被禁了，它就那样消失在了节目单上，消失在了那些年北京的文艺舞台上，直到特殊时期结束，才重新回到了观众的视野中。
但那些年里，有多少个这样的节目，有多少个这样的作品，就这样在无数次的"自查"中，被悄悄划掉，再也没能等到重新上演的那一天，这个数字，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谢静宜所参与的文化管控，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运作的。
在她深度介入北京文化、教育管控的年间，凡是被认为不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文艺作品，都在这套管控体系下遭到打压和封禁。
许多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的艺术家、作家、学者，在这一时期遭受了程度不等的迫害。
有当年的文艺工作者，在特殊时期结束多年之后，被人问起那段岁月，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
"那些年，我们每天都在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继续做自己的事。"
问他怎么熬过来的。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就是撑着，不知道要撑到什么时候，但就是撑着。"
那种不确定感，是那段岁月给所有人留下的最深的印记之一。
不是一场可以看见终点的比赛，而是一种无法预见终结的漫长等待。
等待那段岁月结束，等待正常的秩序重新回来，等待那些被划掉的节目、被封存的作品，有朝一日能够重新见到光。
谢静宜在北京的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文艺领域。
她深度介入了北京市的政治运动，在"四人帮"的整体布局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地方执行人角色，使得"四人帮"的意志能够在北京的各个领域得到更为有效的推行。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谢静宜随即被隔离审查。
在隔离审查开始的那一天，有认识谢静宜的人在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说那一天在北京的某些圈子里传开之后，有人沉默，有人长出了一口气，但没有人说出什么大段大段的话。
大家都只是沉默地消化着那个消息，然后各自散去，回到了各自的生活里。
在此后的清查过程中，谢静宜在特殊时期期间的一系列活动被逐一梳理和认定。
最终，她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依法受到处理，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再未出现在任何公众视野之中。
而北京的文艺界，在1976年之后，开始了漫长的复苏过程。
那些在特殊时期被打压的文艺工作者，陆续得到了平反昭雪。
那些被封禁的文艺作品，也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中。
有老艺术家回忆，1976年之后，当那些多年未曾上演的老节目重新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台下的观众里，有人流下了眼泪。
不是因为节目本身，而是因为那些等待的年份。
那些年份里，他们一直在等，等着那些曾经熟悉的东西重新回来。
等到了，就只是静静地流泪，不说话，因为有些东西，已经不需要用话来说了。
【3】徐景贤与王秀珍：上海的两根支柱，同日折断
上海，是"四人帮"在全国最重要的地方政治基地。
这座城市在特殊时期期间，集中了"四人帮"最为核心的地方力量。
整个城市的政治生态，在那段特殊岁月里，走向了一条极端化的道路，大批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在这段时期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而在这股力量的构成中，徐景贤和王秀珍，是两根最为关键的支柱。
1976年10月5日夜里，上海某处的一间会议室里，几个人围坐在一起。
灯光昏黄，屋子里的气氛格外沉闷。
有人在桌子上摊开了一张纸，用手指着上面的什么，压低声音说，"北京那边，最近的动静很不对。"
坐在对面的人抬起头，看了看说话的人，又低下头去，沉默了片刻，说，"先等消息。"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能确定的时候。"
就在他们等消息的时候，1976年10月6日的夜晚到来了。
消息传到上海，是在那个夜晚过去之后。
那间会议室里，原本等消息的人们，在知道了北京发生了什么之后，先是沉默，然后是慌乱，然后是一种比慌乱更深的、说不清楚的东西。
那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叫做大势已去。
徐景贤，1933年出生，上海人。
他早年从事文字工作，在特殊时期期间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长期在上海主持工作，成为"四人帮"在上海最重要的执行人之一。
在徐景贤主持上海工作的年间，上海经历了极为严酷的政治运动。
整个城市的知识分子群体、文艺界、工商界，都在这段岁月里承受了沉重的政治压力。
批斗会一场接一场，大字报贴了一张又一张，有人在这轮又一轮的运动中垮下去，再也没能站起来。
徐景贤还长期参与炮制政治批判文章，利用舆论工具打击政治对手。
在那个年代，他的名字出现在大量政治批判文章的背后，成为"四人帮"用笔杆子伤人的重要操盘手之一。
有当年曾经被那些批判文章点名批判的人，事后回忆起看到那些文章时的感受，说那种感觉不是愤怒，也不是委屈，而是一种彻底的无助。
"你知道那些话是错的，你知道自己没有做过那些被指控的事，"他说，"但你没有任何办法去反驳，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你说话。"
停了一下，他又说了一句话。
"那种感觉，就好像在黑暗里喊话，你的声音出去了，但没有任何回声。"
与徐景贤并行的，是王秀珍。
王秀珍，1938年出生，上海人。
她在特殊时期期间，在上海工人系统中掌握了相当大的实权，是"四人帮"在上海的另一根重要支柱。
她所掌控的上海工人系统，是"四人帮"在上海维持其政治存在的重要依托之一。
在王秀珍掌握实权的年间，上海工人系统成为推行极左路线的重要阵地。
大量工厂里的正常生产工作，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生产效率下降，正常的管理秩序被打乱，工人们在这种政治化的工厂环境中，一方面承受着运动的压力，一方面还要维持基本的生产工作。
有当年在上海某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事后回忆起那段岁月，说过这样一件事。
"那时候，厂里隔三岔五就要开政治学习会，生产任务完不完成是另一回事，但会一定要开，"他说，"有时候开到很晚，大家都很疲，但没有人敢提前走。"
"为什么不敢走？"
"因为提前走就是态度有问题。"他顿了顿，又说，"那个年代，态度有问题比什么都严重。"
1976年10月6日之后，上海局势陷入高度紧张。
那几天里，上海街头的气氛与往常明显不同。
人们走路的步子比平时快了一些，说话比平时少了一些，聚在一起的时候，眼神比平时更加警惕。
那种紧张，像是笼罩在整个城市上空的一层看不见的薄雾，弥漫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
10月下旬，徐景贤被隔离审查。
消息在上海某些圈子里传开的时候，有人沉默，有人轻轻点了点头，有人说了一句话。
"这是迟早的事。"
说这句话的人沉默了很久，没有继续往下说。
王秀珍随后同样被隔离审查，依法逮捕。
在司法追究的过程中，他们在特殊时期期间的一系列具体行为，被逐一梳理和认定。
1983年，经过依法审理，徐景贤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王秀珍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判决宣读完毕的那一天，有当年曾经在上海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在家里的椅子上坐了很久，一声不吭。
家里的人过来，轻声问他在想什么。
他抬起头，过了很久，才开口说了一句话。
"我在想那些没能等到这一天的人。"
家里的人没有再说什么。屋子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1991年，徐景贤在服刑期间因病去世，再没能走出那扇门。王秀珍服满刑期后获释，此后再未出现在任何公众视野之中。
上海，在1976年之后，走上了一条与特殊时期完全不同的道路。
那两根支柱，在1976年10月同日折断，在1983年的法庭上同日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徐景贤带走的，是他再也没能亲口说出来的那些话。
王秀珍留下的，是一段在沉寂中走向终结的余生。
而就在上海的清算走向终结的同时，一场规模更大的审判，已经在北京进入了倒计时。
那场审判所要面对的，是比徐景贤和王秀珍更核心的人物，以及更为复杂和沉重的罪行。
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大门正式打开，走进去的每一个人，都将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面对那道他们用尽一切手段都无法逃脱的历史裁决，然而那场审判的结局，比所有旁观者预料的。
都要更加彻底，更加沉重，更加让人深刻意识到，历史的账本，从来不会遗漏任何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