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杰：从“5.4”到“7.15” 不可忘却80年——闻一多的死把西南联大“民主堡垒”地位推到最高峰

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摄于1945年8月）

文|陈 杰，作者授权发布

今天（7月15日）是民主斗士、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牺牲80周年，今年5月4日是光荣的西南联大结业80周年。两个日子息息相关，不可忘却。

一、80年前的“5.4”：闻一多的那一天

诞生于抗战烽火的西南联大具有“五四血统”，开学上课始于1938年“五四”之日，结业典礼终于1946年“五四”之时。办学8年，每年“五四”，都以各种方式加以纪念，成为“五四时刻”。

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结束

1946年5月4日，联大没有举行专门“五四”纪念活动，而是把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典礼安排在当日。上午9时，联大三常委之一梅贻琦在校图书馆主持典礼，组成联大的三校代表分别致辞，北京大学代表、哲学心理学系教授汤用彤感言：“联大是五四开课的，刚好又在五四这一天结业”。清华大学代表、物理学系教授叶企孙演说，特别阐明“我们要争取学术独立”。南开大学代表、历史学系教授蔡维藩以“联大由五四开始，五四的精神是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联大北上，带头重科学，重民主，重美术的精神北上”，作为临别赠言。梅贻琦讲话特别表示，“他们三个人是写了一篇文章，正代表了联大精神。”联大精神正是五四精神的赓续。

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

典礼的最后一项议程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诵读所作至今闻名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典礼在联大附中学生合唱《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声中结束，后到联大新校舍后小土山为纪念碑揭幕，中文学系教授闻一多题写了篆书碑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闻一多没有参加西南联大的结业典礼，而是应昆明学联之邀，去云南大学至公堂参加“五四”纪念会及青年运动检讨会，并多次发言。经历1945年底昆明“一二·一”运动，闻一多倾力支持“五四”以来青年运动又一高潮，表明革命民主主义的态度。在讨论“五四的历史背景及其成果”时，闻一多认为，五四运动促进了青年的觉醒，提出了反帝即民族解放与反封即民主革命两个任务，二者实不可分离。

5月4日下午，三校各自开会，冯友兰说“算是分家。”闻一多在清华大学的会上发言，有一段说：“大家都说清华有优良的传统，这不对。清华没有优良传统，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我受了这种传统的毒害，现在才刚刚有点清醒。我要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这是冯友兰上世纪80年代的记载。

闻一多反思西南联大教育，其学生王康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也有一份记载：1946年4月14日，联大昆明校友会为欢送母校师长北返举行话别会，闻一多发言：我是不满意过去三校的作风的，三校今后应该继承和发扬这几年联大的精神：爱民主，爱人民，开创一幅新面貌！北大、清华、南开，都是有名的大学，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这几年三校联合在一起，在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勤学苦读的精神，相信也会出一些人才的。

闻一多说，“这三个大学都和美国关系很密切，我们都是在美国式的教育里培养出来的，固然也可以学得一些知识和技术，但是经过这八年的检验，可以说，过去受的美国教育实在太坏了。它教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几乎害了我一辈子！”“有些人毕了业，留了洋，干脆不回来了；有的人爬上去了，做了教授，或者当了校长，或者当了大官，有了地位，就显得不同，想的和说的也和别人不一样啦！其实，这些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闻一多的发言引发了联大三常委之一梅贻琦的不满，他在当天日记写道：“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4月15日，梅贻琦又在日记留痕：“午前马约翰来，谈及昨日校友会情形，极为气愤。”

闻一多的同事朱自清15日日记记录：“昨日一多在联大校友会演说词中提及憎恨母校，梅校长为此震怒，欲将一多解聘，余对此表示了反对意见。”

具有“五四血统”联大如何赓续五四精神？教授们虽然各自政治信仰差异、观点相对，但是他们坚持五四精神主流的道义与信念是一致的，道并行而不相悖。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应闻一多、闻家驷兄弟，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历史学系教授吴晗的约请在社会学系主任潘光旦家吃饭，客人有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中文系教授杨振声，饭后一起谈政局、校局很长时间，梅贻琦在日记中写下：“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追随五四时代蔡元培“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态度与使命就是联大精神的基石。

二、1944年的“5.4”：闻一多称这一年“联大风气开始改变”

西南联大校园的风光被“五四之子”殷海光称为“小型的五四”：朝气蓬勃，歌声扬溢，思想开放，充满信心，……一想到这儿，我不禁热泪盈眶。

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五四纪念，把5月4日定为文艺节，以3月29日黄花岗烈士殉难纪念日作为青年节，引起了西南联大师生一致愤慨，进入5月一如往常纪念“五四”，闻一多认为“联大风气开始改变”也应该从这一年算起。

1943年春，抗战期间发生一个思想史事件，即蒋介石诋毁五四运动、主张复古封建思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闻一多等西南联大教授坚决否定

蒋介石不满五四运动的态度在西南联大总务长、历史学系教授郑天挺1943年11月23日日记中有记载：“委员长对现行教育深为不满，尤不满于‘五四运动’，尝称之为‘亡国的五四运动’，并谓‘五四运动’较之军阀尤甚，每谈及教育现状，莫不痛惜。”

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地）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所以，闻一多在1944年5月3日联大历史学会举办“‘五四’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讲演，摒弃西安事变之际拥护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主张，捍卫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批驳复古倒退的思想。

闻一多讲他亲身经历1919年五四运动鲜活的记忆，他说，“现在又有人在叫嚷复古了，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要打倒的孔家店，又死灰复燃了。孔家店就是要我们好好儿当奴才，好好服从老爷们的反动统治，现在不是又有人在嚷嚷‘读经尊孔’吗？不是又有人在搞‘献九鼎’‘应帝王’吗？”闻一多重喊打倒孔家店：我们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把它一起拆穿，和大家里应外合地来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闻一多不具名，但是猛烈抨击提议向蒋介石“献九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与西南联大教授学缘深厚的朱家骅，写“献九鼎”颂辞的中央大学教授顾颉刚，以后闻一多在五四纪念讲演中多次鞭挞“献九鼎”行径。

时西南联大研究生何兆武后称：“把蒋介石吹捧为民族英雄，朱家骅出了个主意，想要向蒋献九鼎，那是中国古代赞美功德最隆重的礼节了，于是请顾颉刚写颂辞。”

闻一多在“五四时刻”的这一篇章揭示出，秉持民主与科学之魂，特别在知识人中反对维护主—奴等级秩序的意识形态。

三、闻一多在青年中，向青年学习，成为青年所热爱的老青年

青年是“五四”的代名词，闻一多那一代“五四青年”抗战时期已是“五四中年”。闻一多在5月3日五四历史座谈会上，鲜明地提出：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国家的大事，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去过问政治，就是“不幸”的事情，我要问问：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他望望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勉强地笑了一下）这还不都是因为没有民主！有人说青年人“幼稚”，容易冲动，这有什么不好呢？要不“幼稚”，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幼稚”并不是可耻的，尤其在一个启蒙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生力量。有人怕他们“矫枉过正”，我觉得就是要矫枉过正，因为矫枉过正才显得有力量（他用手做一个弓形比了一比）！今天青年人的思想，也许要比中年人老年人清楚得多了，理智得多哩！

历史学系教授雷海宗在五四历史座谈会发言中，虽然主张纪念五四，但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因为就历史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学生荒废学业，最终对国家不利。学生越闹得凶，就越要给国家造成不幸。雷海宗的讲话，是想尽量息事宁人。纪念五四座谈会出现直面交锋，形成两种教授意见。当年上过雷海宗课的何兆武说，“二战”接近末期当民主运动高涨之际，有些老师们（包括雷先生以及冯友兰先生在内）和许多青年学生之间拉开了思想上和感情上的距离，双方的隔阂加深了。但是民主的精义岂不恰好正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容纳人民之间的不同意见。

吴晗1947年3月30日为史靖（王康）著《闻一多的道路》序说，青年人常歌颂一多先生是他们的导师，其实这句话是错的，至少是应该修正的；事实上应该说青年人是一多先生的导师，他自己如此承认。他晚年所得于青年人的和青年人所得于他的同样多。他从青年人得到热情，得到活力，得到支持，甚至于得到他从前所被闭塞所被隔绝的智识。

吴晗总结闻一多对待青年的态度至今仍值得我们效仿：闻一多生活在青年中，向青年学习，他爱护、教育、指导青年，成为青年所热爱的老青年，走上了青年人所支持他走的道路，也替青年人开辟了奠定了道路。

四、闻一多从学者走向斗士，“甚为当局及联大同仁所忌”

1944年5月4日当晚，西南联大文艺壁报社在南区十号教室举办“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座谈会，邀请李广田、罗常培、冯至、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杨振声等教授作主旨演讲。活动现场里里外外拥挤不堪，决定移至图书馆继续演讲，不料“有人夹杂在内向里投掷石子泥块，显然是有组织的破坏。又利用了群众的盲目冲动，结果使演讲流产。”

外文系教授吴宓虽与闻一多同窗共事，但在治学思想上坚守中国文化本位，对纪念五四很不以为然，带有情绪化的厌恶。5月4日日记记下：“今日五四，联大放假，昨晚今宵，更事演讲庆祝。宓思胡适等白话文之倡，罪重未惩，举国昏瞀。心厌若辈所为，故终日深居简出……早寝。”还述：“宓早感我生所历之中国，乃一大衰亡之过程，他日将益破毁，视今为盛时乐土，而精神先灭，道德尽坏。非天亡人亡，实我中国人自亡之耳。”5日他又记下：“述昨晚联大五四讲演会，因改地争座，听众滋闹，未能开讲，成一幕笑剧Farce（闹剧）”

为弥补遗憾，文艺演讲会于5月8日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重开，改由中文学会主办，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主持，参会3000多人，盛况空前，持续了5个小时。罗常培、冯至、朱自清、孙毓棠、沈从文、卞之琳、闻家驷、李广田、闻一多、杨振声共十位教授分别演讲。

在文艺演讲会上，闻一多大声疾呼：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文学遗产在五四以前是叫做国粹。五四时代叫做死文学，现在是借了文学遗产的幌子来复古，来反对新文艺，现在我就是要来审判它：中国在君主政治底下，“君”是治人的，但不是“君”自己去治，而实际治人的是手下的许多人，治人就是吃人！

郑天挺5月8日日记记下：“今晚中国文学系举行文艺晚会于新舍图书馆前草坪，即五四文艺座谈会之变象，而由系主持者也。讲者十人，听者千六七百人，秩序甚佳，一多所谈甚激烈。”

郑天挺十分钦敬闻一多的学养，曾在日记留下“一多（闻一多）、佩弦（朱自清）于文学素养甚深也。”并在联大蒙自分校期间送其“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与典故。

5月8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参加文学晚会，做关于散文的讲演。发言者10人，冯与李都讲得很好。我的讲话一点也不全面。一多讲文学遗产，语调激昂，但听众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热烈。他的有些话似太过分。”

“一多所谈甚激烈”“他的有些话似太过分”，郑天挺与朱自清此刻的微妙态度是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呈现西南联大教授思想场域的一种现象。或如中文学系教授王力所说，“朱（自清）先生温和，闻（一多）先生刚直。”闻朱之间文化性格差异毕现。

吴宓对闻一多的文化观点多持异见。闻一多抨击孔孟复古主义，5月9日吴宓日记称：“报载昨晚联大文艺晚会，诸人盛表五四身与之功，而痛诋中国之礼教与文学。读之愤怒已极，惜年衰力孤，末由与彼辈争战。”10日复说：“报载前日闻一多演辞，竟与我辈‘拥护文学遗产’者挑战。恨吾力薄，只得隐忍，久久不快。”11日亦说：“见学生壁报，承闻一多等之意，出特刊讨论尊孔、复古问题。不胜痛愤，仍强为隐忍。……中国人之道德如此败坏，而某某等方赞扬五四、攻诋孔子之教，真令人痛愤欲绝（宓之蝨处联大，尤觉愧悲）”21日，吴宓参加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组织的“十一学会”（“十一”合起即是“士”，意喻“士人学会”），会上他“以积郁，言颇愤激。自诩当主国文系，且欲尽杀一切谋改革汉文之人。”又“颇虑因此在联大招祸，故甚悔之。”吴宓呈现保守主义者的心境，气度偏狭。

朱自清认为，闻一多一生是斗士、诗人和学者，从民国十八年（1929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大的五四历史晚会是其学者时期，以后的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姿态出现了。

从1944年直至牺牲，闻一多参加了西南联大几乎所有的五四纪念活动，都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1944年10月，闻一多的弟子王瑶给同学赵俪生信中写道：闻一多先生近来甚为热情，对国事颇多进步主张，因之甚为当局及联大同仁所忌，但闻先生视教授如敝屣，故亦行之若素也。……在联大上课时，旁听者常满坑满谷，青年人对之甚为钦敬。

五、由“五四”到西南联大时期，闻一多政治观念实现从“国家至上”向“人民至上”的转变

这从郑天挺1944年12月6日日记中找到踪迹：冯友兰“言一多往时与梁实秋友善，均属国家主义派，自入清华，始专心读书著作，惟对政治素感兴趣，又富情感，近日激于对军队之同情，故复大谈政治矣。”

闻一多赞成过国家主义，出发点是爱国和救亡的民族情结。他在1944年5月3日五四纪念座谈会自我检讨：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nalism（国家主义），不过那是感情上的，我并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翻译Nationnalism，我以为是反动的。因为这种Nationnalism的思想而注意中文，忽略了功课，为的是使中国好。

冯友兰称之为“国家主义派”的闻一多在1945年西南联大“五四”纪念周的时刻标志着向“人民至上”论的思想转变。王瑶称“闻一多的转变则突发性很强，变化很鲜明。”在社会思潮激变动荡的条件下，闻一多是个行动型的知识人。

（1）闻一多肯定“五四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

（2）闻一多提出知识人不要“怕受党派利用”，要参与政治。

（3）闻一多以“人民至上”取代早年服膺的“国家至上”。

（4）闻一多呼吁“让民主回到民间去！”

（5）闻一多提出“胜利永远是属于人民的”历史法则。

六、闻一多牺牲“联大结束了八年的历程”，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五四”精神风骨长存

昆明“一二·一”运动高潮过后不久，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４日下午5时梅贻琦约闻一多谈话1个多小时，对闻一多有一个评价：“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既表达两者不同的意旨，也流露出关怀之心。

1946年6月17日，即在闻一多遇害1月前，郑天挺在日记写到：梅贻琦定6月20日仍还南京，盖以中央对清华大学三五教授如潘光旦、闻一多不放心，故召梅贻琦入都商议。在京十余日，尚未见主席（蒋介石），今日乘英人便机来北平一视，仍须还京候召见。吾侪之意，如有解聘之举，将益使多一宣传资料为学校增纷扰也。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日记：“对西南联大团员训以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之意。”又说“言之操急，自知失态。”

6月25日，等候多日的梅贻琦终于见到蒋介石，“提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蒋介石听后“似颇颔首”。

从蒋介石压力而来的“还击”确实存在，但梅贻琦、郑天挺等力保闻一多，不使学校增纷扰。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殉难处昆明钱局街西仓坡

闻一多7月15日在昆明钱局街西仓坡遇难，下午5时许，梅贻琦得知“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公朴）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梅贻琦急派人往闻家照料，请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往警备司令部，要他们注意其他西南联大同人的安全。16日梅贻琦召集随即成立了闻一多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

18日在重庆候机北归的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叶企孙、马大猷等34位西南联大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闻一多“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在，”要求缉凶归案，以平民愤。冯友兰后称：“他（闻一多）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峰。就在这个最高潮中，联大结束了它的八年的历程。”

1946年7月17日，在成都的朱自清读报得知闻一多于15日下午5时许遇刺，“异常震惊。自李公朴街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的安全担心。但未料到对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同一日，吴宓得知闻一多在昆明遇刺身亡，日记只记“地在府甬道，宓昔膳食之地也。”心情冷淡。

闻一多是西南联大8年间牺牲的唯一的教授。朱自清7月21日参加在成都西南联大校友闻一多追悼会，做了《闻一多和中国文学》的讲演。追悼会也请吴宓报告闻一多的生平云云，他“走避之”。8月4日在成都近城园朱自清和吴宓作为客人参加西南联大校友的午餐会。朱自清做了悼念闻一多的简短演说。当场群起为闻一多家属捐款，立即得17万元，但吴宓未捐助。当晚，吴宓又赴清华校友合请宴。到者40余人，并开同学会，为闻一多募赙。吴宓均未捐。可是当日他的日记写下“昨赏门房谢大爷及本楼兼理之仆，各二千元。”吴宓对闻一多捐躯违背常理的举止，如其受业弟子季羡林所说，“他是一个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何为联大“光荣的历史”？刚毅坚卓的知识人选择的路径差序有别，存在各种碰撞、对立和渗透的思想图景，推波向前行，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五四”精神风骨历久长存。

联大学子任继愈生前说，“如问联大何以能够创造奇迹，可以明确回答，这奇迹来自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外抗日寇，内争民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诚哉斯言！

（原稿《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五四时刻”》见于《传记文学》2026年第5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