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真正阻碍中国科技的，可能正是“弯道超车”的公司？

文/陈根

我的一个困扰，为什么总有一些“科技”公司在大跃进与虚假叙事的道路上狂奔？

在中国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长周期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反复出现：总有一些公司（往往是某些赛道上的“头部”或“明星”企业），在资源动员、宣传造势和目标设定上展现出惊人的“大跃进”式冲劲，伴随而来的则是脱离实际的虚假叙事、高调承诺与后续的集体幻灭。

从早年的某些互联网泡沫，到新能源、芯片、生物医药，再到近年AI大模型领域的“百模大战”与“PPT遥遥领先”，这一模式似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这不是个别企业家的性格缺陷，而是深植于制度激励、文化土壤、竞争环境、合法欺骗与认知偏差的系统性产物。它既反映了中国式增长的独特动力，也暴露了其内在脆弱性。深入思考这一现象，有助于理解我国当前面临的创新生态的一些困境。

一、历史镜像：大跃进精神的现代回响

“大跃进”作为历史名词，指上世纪50年代末那场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特征的运动。其核心是忽略客观规律，追求短期轰动效应。今天的企业版“大跃进”，在形式上高度相似：层层加码的业绩承诺、夸张的数据宣传、忽视基础条件的“弯道超车”叙事。

在AI大模型领域，这一镜像尤为清晰。ChatGPT的涌现本是不可完全预测的科学意外，许多国内公司却迅速将其转化为确定性的“国产替代”与“全球领先”叙事，通过精美PPT和密集融资路演，将尚未成熟的技术包装成即战力。

部分企业参数规模“遥遥领先”，但实际可用性、泛化能力和工程稳定性远未达标，甚至连参数规模都只是PPT上的一个虚假数字，导致的结果就是最终在市场检验中集体遇冷。

为什么历史容易在科技公司这一类本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领域，却不断的重演？因为短期动员优势在我们独特的文化与语境下依然强大：集中资源借助于新概念，尤其在大众还不了解的情况下，投入资源在媒体公关与宣传上，就能在短期吸引投资者涌入，为其股价的变现提供最快的路径。

但当这种动员脱离客观约束，没有真正的基础技术支撑（如算法积累、算力瓶颈、高质量数据），虚假叙事最终就会误导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并且给投资者造成沉重的损失。

二、激励机制：资本、政绩与竞争的三重扭曲

1. 资本市场的“故事溢价”

中国资本市场对成长型科技公司的估值，往往更依赖未来想象空间而非当前现金流。早期AI公司融资火爆，正是因为“中国版OpenAI”的叙事能快速吸引资金。在这种环境下，真实研发投入多、周期长、风险高的公司反而可能输给善于讲故事者。虚假叙事成为低成本的融资工具，而严厉的监管打击若滞后，就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

2. 地方与产业政策的政绩压力

地方政府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巨大，补贴、土地、资源倾斜往往与“率先突破”“打造高地”挂钩。这催生了企业与地方的共谋：公司高调宣称“大跃进”目标，以获取政策红利；地方则借此打造政绩亮点。结果是部分赛道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虚假宣传成为获取资源的标准操作。

3. 残酷的零和竞争

我们国家市场规模大、进入门槛在某些技术赛道相对较低，导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先发优势与网络效应显著，企业倾向于通过营销战、概念战快速占位，而非慢工出细活。AI的PPT领先翻车事故，就是典型缩影：谁的声音更大、故事更炫，谁就更容易在短期内胜出。只要能够骗到钱，管它后期翻车不翻车。

这些扭曲的心理，共同指向一个结果：短期可见的“进展”远比长期隐性的技术积累更有回报。虚假叙事由此成为理性选择——至少在泡沫未破之前。

这些都是阻碍我们国家科技发展，非常可怕的一些存在。

三、文化与认知层面：集体主义乐观与科学精神的张力

中国文化强调集体奋斗、志气与“人定胜天”，这在国家建设中曾释放巨大能量。但移植到企业微观层面，容易演变为对客观规律的低估。部分企业家相信，通过足够决心、资源投入和宣传动员，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突破技术天花板。这种乐观在某些基础设施与应用层领域有效，但在基础科学与核心算法等“无人区”，却常遭遇现实反噬。

此外，信息不对称与从众心理放大虚假叙事。媒体需要热点、投资人追逐风口、从业者需要信心，共同构成了自我强化的叙事循环。质疑声音往往被贴上“唱衰”标签，甚至面临诉讼压力，进一步压制了纠错机制。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中国公司都陷入这一模式。华为在通信领域的长期重研发、DeepSeek与Qwen在AI上的工程务实，证明了另一种路径的存在：低调积累、尊重科学、专注迭代。这些反例恰恰凸显了问题公司的“选择性”——它们往往是那些资源获取能力强、但创新耐力不足的玩家。

四、后果与韧性：破坏性创造中的代价

大跃进式虚假叙事带来双重后果：

正面：快速动员资源、形成规模效应、倒逼基础设施建设（如AI算力网络）。部分泡沫破灭后，幸存者或后来者能吸取教训，实现能力跃升。

负面：资源浪费、投资者损失、行业公信力受损、人才信心挫伤。更深远的是，它固化了“概念先行”的路径依赖，阻碍了真正基础研究的土壤培育。

值得警惕的是，这一现象具有顽强再生能力。新赛道（如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计算、低空经济）一出现，类似模式就可能重演。因为底层激励与文化土壤未根本改变。

五、走向成熟：从“大跃进”到“长征”的转型路径

要打破这一循环，需要多维度系统性努力：

· 监管与市场：精准打击虚假陈述与炒作，同时为真实创新提供试错空间与长期资本（如科创板优化、耐心资本培育）。

· 企业层面：企业家需从“故事家”转向“工程师+战略家”，以可验证的里程碑替代宏大叙事。

· 文化与教育：强化科学精神、批判性思维和长期主义，减少对速成神话的迷信。

· 生态建设：鼓励开源协作、第三方独立评估、给市场更大的质疑空间、约束地方司法扭曲干预、完善失败者退出机制，让市场真正奖励耐力者。

我们国家的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大跃进”模式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那些仍在虚假叙事道路上狂奔的公司，短期或能风光，但长期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历史反复证明：尊重规律、脚踏实地者，方能在周期更迭中屹立不倒。

中国公司的“大跃进”冲劲，既是过去高速奇迹的引擎，也是当前高质量转型的障碍。它提醒我们，任何国家或企业的崛起，都不可能长期依赖动员与叙事，而必须回归技术本质、制度理性与人文谦逊。唯有当更多公司选择“长征”而非“大跃进”，中国创新才能真正行稳致远，告别虚假繁荣的循环。

这不仅是一些公司的选择题，更是中国经济下一程的必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