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的家乡有2000多年历史

西坝遗址出土云纹瓦当。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金国林（左）在西坝遗址现场。受访者供图

西坝遗址出土铺地砖。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开栏语

　　四川4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不缺少历史的厚重。截至目前，四川已拥有不可移动文物6.5万余处，居全国前列。日前，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再次为这份厚重的家底添上新章。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推出蜀地“保”藏专栏，聚焦四川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背后的考古故事，听考古人讲述，如何用手铲与头脑，从泥土中挖掘出历史的真相；如何在荒野与城市间，守护巴蜀大地的文化脊梁。

　　清晨6点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金国林已经抵达位于绵阳市梓潼县的西坝遗址。他蹲在探方边，手铲刮过一层层泥土剖面，在他旁边是探掘工滕杰臣。他们盯着面前土地，时不时讨论一下。太阳还没完全露脸，他们要赶在暴晒和高温来临之前，完成上午的工作。在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金银宝藏，是墙——一堵2000多年前的城墙。而在此之前已经有大半年，探铲打下去，什么也没有。
　　西坝遗址考古队长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为了找到古城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工作者们花费了两年时间。
　　5月22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公布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及部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更名的通知》，其中20处古文化遗址都由考古成果转化而来，梓潼西坝遗址也在其中。经过考古发掘，西坝遗址的重要性已经明晰：经初步判断，遗址范围约3平方公里，连续的、深厚的文化堆积，意味着这片区域有自汉代以来多个朝代的繁华埋在地下。

西坝遗址年代被定在汉代
处于“坡去平来”的关键位置

　　西坝遗址发现时间较早。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遗址北部就被认定为文物点，当时定名为“梓潼故城遗址”。此后，当地修房时不断发现木构墓、砖石墓及陶器、铜器等。虽然当时遗址的存在已为人所知，但其类型与重要性始终不够清晰。
　　2012年至2013年，为配合当地莲枝水厂建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万涛带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9座陶窑，出土了铺地砖和瓦当等高等级建筑材料。这些遗物并非普通建筑所有，专家们据此判断，此处极有可能是广汉郡治所在，遗址年代被定在西汉早期到东汉初期。
　　为何选定西坝遗址作为发掘对象？一方面，此前的发现已为“广汉郡治”提供了重要线索；另一方面，据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广汉郡在蜀郡以北，战略地位重要。而西坝遗址恰好位于古金牛道边上，正处于“坡去平来”的过渡地带——往北是崇山峻岭，毗邻剑阁县，往南是浅丘平原、经绵阳直抵成都，地理区位关键。

“软硬不吃”的遗址
探铲打烂了好几根

　　据金国林介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省保”）的评选，一是参考遗址价值，二是考察其保存情况。西坝遗址汉代遗存上还有唐宋、明清时期的堆积覆盖。即便是堆积较浅的地方，距地表也有一米左右，因此现代人生活生产的扰动较小，保存情况较好。
　　但恰恰又是因为这个“优点”，让考古人发掘时挠破了头。
　　在接到西坝遗址的考古工作后，金国林面临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找城墙，这是城址考古工作的第一步。因为只有找到城墙，才能明确该遗址是个城址，进而勾勒出城址的轮廓、厘清城内结构布局。“但是汉代地层上方堆积层极厚，浅处一米多，深处可达五六米。”作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资深考古探掘工，滕杰臣当时也在西坝遗址工作。由于堆积太深，一人一天用探铲只能打两个探孔，探铲都“打烂了好几根”。与此同时，由于梓潼县的地下水位高，堆筑的城墙埋藏较深，被地下水一泡，硬度下降，难以和周围的土壤分辨开。地表找不到明显迹象，遗址面积又大，导致金国林和其他考古队成员都很迷茫。而这种“软硬不吃”的遗址，只有靠考古人的耐心和专业去破解。
　　当地老百姓一直把遗址北侧那条土埂（现在为村道）叫作“城墙干”。地名是活的“化石”，我们推测，这种古地名肯定是有它的意义的”。考古队初步推测，这段“城墙干”很可能对应的就是古城北城墙的残存。经过解剖发掘，考古队的推测被证实。
　　相较于找到北城墙的“有迹可循”，东城墙的发现则更多依赖于专业经验的积累和判断。
　　“东城墙发现的关键，靠的是对古河道的识别。”金国林说，“古河道淤泥很深，土质跟生土、文化层区别明显，钻探时容易辨认。”考古队花了大量精力把地下古河道的走势和范围勾勒出来。
　　绘制完古河道分布图后，专业经验便开始发挥作用。“古人修城多依山傍水，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作为防御屏障。”金国林解释，“因此我们当时推测，城墙极有可能就紧贴着古河道的内侧或边缘修建，应不会离得太远。”基于这个判断，勘探队调整了方向，将探铲对准古河道旁的区域，进行了横向解剖勘探与探沟发掘，东城墙终于“如约现身”，这与考古队最开始基于地形和古水系的判断几乎完全吻合。
　　其实在北城墙被发现后，考古队也曾请专家组前来判断。但专家们意见不一致，让本就压力颇大的金国林心里更加“打鼓”。究竟是不是城墙遗址，还得拿发掘的最终结果来证明。当挖到生土层后，再继续拓宽探沟，与一旁的自然堆积对比起来，有着非常明显的人工痕迹，还夹杂着人工遗物，金国林这才放下了心。为找到城墙，证明这儿曾有一座城，考古队花了将近一年时间。

一年挖了一米多深
走得再细一点、稳一点

　　然而，西坝遗址的考古工作，难点不只在“找墙”，断代”同样是难点之一。
　　在建筑区的位置被确认后，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随之而来：唐代人在汉代建筑基址上又进行了重建，地层堆积较为复杂。“建筑本身只剩很薄的一个活动面，光靠它很难判断年代。而唐代的灰坑又把这个活动面打破了——那这座建筑到底是唐代的还是汉代的？非常伤脑筋。”金国林说。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细。“我们把唐代的遗迹全部清完，灰坑、晚期堆积，确认不是建筑同时代的堆积，先清理干净。然后清理房址本体遗存时，包括柱础、沟渠，以及每一小块遗物都必须采集，并对清理出土的泥土过筛，以最晚遗物来断代。”金国林说。
　　高家坟旁的两座房址较为典型。唐代遗存清完后，与房址有关的活动面和柱础之上及排水渠内出土的钱币、陶片全部是汉代的，此外建筑面的下一层也没有发现比汉代更晚的遗物。“依据考古层位学，我们确定房址是汉代的。”金国林说。
　　这个过程历时将近一年，发掘深度只有一米多。“地层扰动很严重，必须把晚期的扰动全部清理完，才能判断它的真实年代。一不小心，留两块晚期瓷片没清理干净，把晚期灰坑当成房子里的东西，那年代就彻底乱了。”金国林解释。
　　考古团队中的人员来来去去的很多，有些人顶不住压力走了，也有人留了下来，“可能是习惯了这种生活。”金国林说。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呢？金国林介绍，对他们而言，其实并不算艰苦，“至少外卖还可以送到这里。”更多的压力，来源于发掘工作本身。金国林、滕杰臣以及另一位工作人员涂希林，自西坝遗址考古工作启动后，就一直待在工地上。因为压力很大，三个人经常凑在一起讨论：该在哪儿动土？马上要年底了，怎么还没有动静？这种压力是悬在头顶的——万一找错了方向，耽误的不只是时间，更是整个团队的心血。但偏偏考古这行，急不得，也等不得。只能在“急”与“等”之间，把每一步都走得再细一些、再稳一些。
　　往年四川夏日的高温还历历在目。为了躲避连续的高温，他们清晨6点半就开工是常态；冬天可以稍晚些，等到天亮了再开工。一旦动手之后，压力就转移到了细致的发掘工作中。哪一块砖是属于哪个遗迹？这块碎片又是哪个年代的？这堆瓦砾究竟是用来铺路的还是建筑倒塌形成的？面对如此重要的遗址，每一步都要格外慎重。回忆起那时的发掘过程，金国林仿佛又面对着那一地的碎片，如履薄冰。

升级为省级文保单位
公众意识到遗址保护重要性

　　因为遗存埋得太深，生活在西坝遗址这片土地上的当地人，以前并没有那种“犁地犁出了宝贝”的体验。当他们作为民工加入到考古工作中，才明白原来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之下，还有道路、建筑和厚重的历史。他们对“广汉郡”有了模模糊糊的概念，知道了自己的家乡原来有2000多年的历史，明白了不能小瞧这些碎砖瓦片，对文物的价值和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
　　“升级成省保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公众认识到2000年前这里曾是古金牛道旁繁华的城市，曾是川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边的很多文化遗存包括七曲山大庙，也都是依托古金牛道、依托城址，才能够出现并存活到今天。”金国林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