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通是整个陈桥兵变中唯一死掉的人,他是后周最后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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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德六年六月,柴荣驾崩,七岁的柴宗训在灵前继位。

符太后垂帘听政,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共同主持朝政。

从表面上看,后周的权力交接平稳有序,没有出现五代常见的兵变和政变。

开封城里的百姓在最初的哀悼之后,渐渐恢复了日常生活,街市重新开张,漕运照常往来,一切似乎都在正轨上运行。

但在这层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正在以一种不可逆转的速度涌动着。

最先察觉到不对劲的是军队。

柴荣在世的时候,禁军将士对他又敬又畏。

敬他是因为他赏罚分明、体恤士卒,畏他是因为他军法如山、说到做到。

高平之战后他杀樊爱能的那一刀,至今还在禁军老兵的闲谈中被反复提起。

但柴荣死了,敬畏的源头断了。

七岁的小皇帝不可能骑马阅兵,符太后深居后宫不问军务,三位宰相都是文臣,在军队里没有根基。

禁军的指挥权名义上分属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通,但韩通这个人虽然忠心,性格却刚愎暴躁,在军中的人缘远不如赵匡胤。

禁军将士们私下议论纷纷:这天下是武将打下来的,凭什么让一群文臣和一个小娃娃来管?

这种情绪在后周禁军系统中迅速蔓延。

五代十国的军队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

谁给我们发粮饷我们就跟谁,谁能带我们打胜仗我们就拥谁。

柴荣在的时候,这两条他都占全了,所以禁军对他死心塌地。

但现在他不在了,粮饷还是朝廷发,但打胜仗这件事悬了。

一个小皇帝懂什么军事?万一北汉和契丹趁机打过来,谁来领兵?谁能保证打胜仗?

这些疑问在禁军基层官兵的脑子里反复转圈,转到最后就得出了一个在五代极其常见的结论:

得换一个人来坐龙椅,换一个能打的人。

赵匡胤就是在这种暗流中进入了所有人的视野。

他的履历放在当时堪称完美:三十三岁,正当盛年,正是能打硬仗的年纪。

父亲赵弘殷是后唐、后汉、后周三代禁军将领,家世在禁军系统中根深蒂固。

他本人从基层干起,高平之战中率骑兵冲击北汉军阵,淮南之战中连克数城,战功赫赫。

柴荣整顿禁军的时候,他是执行最得力的将领之一,在殿前军中威望极高。

更重要的是,赵匡胤这个人性格沉稳,待人宽厚,跟禁军各级将领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从不摆架子,不克扣军饷,打了胜仗分发战利品的时候总是让手下的弟兄们先拿。

这样的人,在五代那个兵骄将悍的年头里,简直就是天生的领袖。

关于“点检做天子”的谶语,其实早在柴荣北伐时就已经出现了。

当时有人在瓦桥关附近挖出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几个字。

那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张永德。

此人是郭威的女婿,后周禁军的头号人物。

柴荣看到这块木牌后心生疑虑,在北伐班师回京之后不久,便撤掉了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之职,换上了他最为信任的赵匡胤。

这句谶语最初指向的是张永德,但它间接把赵匡胤推到了禁军最高统帅的位置上。

柴荣大概不会想到,这个为了防患于未然而做出的人事调整,最终却让那句谶语换了一个主角应验了。

就在这种微妙的氛围中,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所有的平静。

显德七年正月初一,镇州和定州同时派人飞马来报: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大军已经越过边境,正在向开封方向急进。

这份军报的真实性,后世史家争论不休。

有人说确实是契丹人趁后周国丧之机南下劫掠,也有人说这是赵匡胤集团精心策划的一场戏。

先让边关谎报军情,再借出兵之机发动兵变。

不管真相如何,这个消息在后周朝廷炸开了锅。

契丹和北汉联兵,这是五代历史上最危险的组合。

当年刘崇就是这么勾结契丹人的,差点在高平把后周给掀翻了。

柴荣已经不在了,禁军群龙无首,如果契丹铁骑真的打到了开封城下,后果不堪设想。

符太后和三位宰相紧急商议之后,做出了一个看似唯一的决定:

派赵匡胤率禁军主力北上御敌。

正月初二,诏书下达,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为兵马大元帅,率领殿前军和侍卫亲军的精锐部队即刻出发,北上迎击契丹北汉联军。

副帅是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他率前锋部队先行一步,赵匡胤率主力随后跟进。

正月初三,大军从开封城北门出发。

这一天开封城的百姓们都出来看热闹,黑压压的禁军沿着御街向北行进,旌旗蔽日。

赵匡胤骑着马走在队伍中间,神色平静,偶尔跟身边的将领低声交谈几句。

一切看起来都是一次再正常不过的军事行动。

朝廷派兵抵御外敌,将军领命出征。

然而,有一些细节在事后回想起来,就变得耐人寻味了。

第一个细节是,赵匡胤出发之前,特意把家眷留在了开封城里。

五代的将领出征,带家眷随军是常有的事,因为把家眷留在京城就等于把软肋交到了朝廷手里,万一朝中生变,家人就成了人质。

但赵匡胤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他把母亲杜氏、妻子以及年幼的弟妹全部留在了开封家中,理由是行军打仗带着家眷不方便。



这个理由当然说得通,但放在五代那个猜忌成风的环境里,也有另一种解读。

他要向朝廷表明,自己绝无二心,家眷都在你们手里,你们尽管放心。

第二个细节发生在大军出城之后不久。

开封城里的天文官向朝廷报告了一桩怪异的天象。

太阳下面又出现了一个太阳,两个太阳并排挂在天上,光芒互相挤压,看上去像是要打仗的样子。

这种天象在古人看来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征兆,往往预示着皇帝身边出现了“僭越者”。

天文官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宰相范质,范质听完之后没有表态。

他大概已经在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而他已经无力阻止了。

第三个细节,也是最关键的细节,发生在大军行进的第一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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