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我本周想写的人物是恩博洛——但不只是他。还有尼兰、布鲁诺·吉马良斯、莱门斯、坎帕斯，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内马尔。所有这些人，最终都站上了世界杯的道德审判台。
在世界杯这样的决定性比赛里，一个小失误都可能成为终身污点。它像一个永远甩不掉的标签，伴随此后的人生。有时，一个人甚至会因此变成一种形容词。恩博洛，就是那个在瑞士占据上风时，因为假摔被罚下、最终导致球队对阵阿根廷局势逆转的人。
在巴西，世界杯会把寻常失误放大成“伤害祖国”的罪行。布鲁诺·吉马良斯罚点球的经历被翻了个底朝天：他以前罚过多少点球？都打向哪个角？怎么罚的？连维尼修斯也没能幸免——批评者认为，他本该顶住主教练、自己承担责任，尽管他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主罚点球的人。
梅西在这届世界杯上也罚丢了两个点球——但两场比赛阿根廷都赢了。扑出吉马良斯点球的尼兰，在对阵英格兰的加时赛中出现了脱手失误。比利时门将莱门斯在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尾声也犯了类似错误。对这些球员来说，如果说还有什么安慰，那就是他们不是巴西人。
门将巴尔博萨对此说过一句最贴切的话：“巴西没有无期徒刑，但我在1950年被判了终身有罪。”这个无处不在、看不见又毫不留情的法庭，建立在我们围绕胜利塑造的神话之上。三次夺得世界杯，让我们被奉为“足球王国”。我们的自卑情结转化成了民族自豪感。黄色球衣开始象征我们最珍视的东西——即兴发挥、盘带、灵气、多族裔熔炉中的创造力，以及那种混合而成的生命力。
我们有贝利，也有加林查。我们把自己的半神供奉在长久不灭的祭坛上，对他们几乎一切都能原谅。看看罗马里奥吧。这位参议员来到世界杯，名义上是担任评论员，实际上尽情享乐、跳舞狂欢、沉浸其中。凡是批评他的人，都会遭到参议院议长达维·阿尔科伦布雷的回击，后者提到他为国家“作出的贡献”。
这些贡献，当然是指他1994年作为球员在足球场上的表现，那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了。仿佛那次第四冠给了罗马里奥一种比议员豁免权更大的东西——道德豁免权。无论他做什么，在我们的想象里，他始终是英雄。
硬币的另一面则十分残酷。济科至今仍背负着1986年罚失点球的阴影。内马尔则可能会因为那个罚进的点球付出代价——因为他与挪威门将那场毫无意义的争执，几乎成了他整届世界杯的一个缩影。前球员保罗·安德烈此前在《环球报》写过一篇极好的专栏，谈的是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困扰一名球员职业生涯的后段。
内马尔曾是超级巨星。人们原本以为他会成为世界最佳……但没有。人们期待他成为巴西第六次夺冠的主角——也没有发生。他那辉煌、而且尚未结束的职业生涯曾让无数人着迷，但他滑入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原罪”：没有达到人们对他最高的期待。
无论他那些狂热的辩护者如何争辩、如何高声维护，这个法庭都不会宽恕他。它可能非常残忍——去问问鲁本斯·巴里切罗吧。他是我们最优秀的车手之一，但人们记住他的，却只是那个“总是慢一步”的网络笑话。巴里切罗的“罪”是什么？不是接替埃尔顿·塞纳，不是成为那个赢家。
恩博洛也许会在瑞士得到原谅。莱门斯也许能在比利时重新站起来。尼兰在挪威肯定仍会受到称赞。至于内马尔，情况看起来要困难得多。维尼修斯、布鲁诺·吉马良斯和其他人还会有下一届世界杯。正如罗纳尔多在1998年到2002年之间所证明的那样，救赎是可能的。球迷那只会投石的手，也会抚慰——但在巴西，它从不讨价还价。要么捧杯，要么永远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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