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声！不出意外的话，未来5年，大学本科或将出现3大变化

盛夏七月，毕业季的行囊伴随着沉甸甸的期盼与迷茫。

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规模历史性地突破了1270万人。如此庞大的青年群体涌入社会，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就业考验。

象牙塔内的风向正在剧变，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本科三条赛道日渐清晰，大量传统专业面临撤销，实践能力成为衡量人才的硬指标，优质教育资源也开始向中西部倾斜。这场自上而下的重塑，深刻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命运。

接回看近年来关于大学撤销专业与高等院校转型的探讨，其实人口结构与技术冲击的暗流早已隐秘交织。

首先梳理下新出生人口数量的变化，2016年是非常关键的时间点。2013年开始试行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当年中国新出生人口是1883万。

在此之后，新出生人口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趋势性下跌。中间2024年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止跌回升，新出生人口达到954万。

但过去的2025年，新出生人口再一次跌到了792万，和2016年的1883万相比，跌幅将近6成。2016年是关键时间点，2016年正负一两年，也就是2014年到2018年这五年可以看作一个小时代。

这个时代的人群走到哪个教育阶段，哪个教育阶段的在校生规模就会迎来峰值。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育部每年都会公布各级各类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属于公开数据，感兴趣检索就能找到。

各级各类学校包括高等教育、高中、初中、小学以及学前教育。虽然学前教育也就是幼儿园的入学率，不像义务教育阶段那么高，但大体上可以把学前教育看作小学教育阶段在校生规模的先导指标。

数据显示，学前教育人数在2020年首先达到峰值，是4818万。在此之后就开始快速下降，到最新公布的2024年数据，学前教育在校生数量只剩下3500多万，降幅达到四分之一，不到五年时间就跌了四分之一。

基于这个数据很容易推导，2020年上幼儿园的小朋友，2023年刚好上小学，因此2023年小学在校生规模也达到了峰值，大概是1.08亿。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很大，小学学制是6年，这个数字天然就比其他教育阶段大一倍。

1.08亿除以6，平均下来每年也就1700万多一点，基本对应2016年正负两年时间段的平均年新出生人口数量。从这个数字就能直观感受到，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对不同教育阶段在校学生人数规模的影响。

2014到2018年这个小时代的人群像排浪一样，一浪接一浪，到了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就会达峰，之后开始快速下降。回到最开始提到的测算数据，初中阶段在校生2026年达峰，高中阶段2029年达峰，大学阶段2032年达峰。

知道这组数字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同一个问题：既然未来学生人数会大幅减少，是不是就不需要那么多学校了？是不是也不需要那么多老师了？

这个问题非常残酷，但从宏观数据来看，答案很有可能是肯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教育部除了公布不同教育阶段的在校生人数，还会公布每个阶段的学校数量、教职工数量，都是公开可查的数据。

就算不看数据，公众大概也能猜出来趋势。拿小学阶段举例，过去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小学的数量一直都在减少，这不全是因为学生人数变少，更重要的是受撤点并校政策影响，甚至可以说主要是撤点并校政策驱动了学校数量的变化。

但看小学阶段教职工人数，确实在2023年达到了峰值，2024年已经出现下降趋势。目前这个趋势看起来还不明显，但很有可能短时间内就会快速加速。

学前教育阶段的教职工人数，2022年还有576万人，到2024年就只剩下511万人，两年减少了10%。更要命的是，所谓的低生育陷阱实际上是不断加速的。

从学生人数达峰到快速下降，从教职工人数达峰到快速下降，这个过程可能会比想象中快得多。再来看高等教育阶段的学校数量和教职工人数，两者从1999年中国大学扩招以来，一直在持续稳定增长。

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是107万人，学校数量是1071所。到了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变成了301万人，学校数量达到了2870所，差不多是1:3的变化。

换句话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管是大学数量还是大学教职工人数，都增加了差不多两倍。如果只有后视镜，很有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过去二十年大学数量和教职工人数的稳步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问题是，如果还有望远镜，人们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增长不仅不可能持续，而且很有可能在2030年、2040年之后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至少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今天提前开始思考。第一个问题和求职相关：如果就业方向是老师，不管是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的老师，当在校生规模达到峰值之后，越来越多的学校可能会面临招不到学生的困境，学校之间会出现明显分化。

到那个时候，即便有编制，事实上也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第二个问题针对大学和大学老师，情况可能更复杂。

一方面，很多学校可能会出现关停并转。比如一些民办院校、独立学院，那些办学时间不长、财政资源支持不够充足的学校，很有可能会面临整体裁撤或者关闭。

另一方面，即便是相对头部的学校，如果所在的学科、专业始终面临招生困难、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问题，这些学科专业本身也有可能被撤销，或者停止招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不考虑AI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在可预见的未来，类似于某高校又撤销了多少专业这样的新闻，也会越来越多出现在媒体报道里。

观察者并不打算贩卖焦虑，也不想一刀切地告诉公众，现在不要念博士了，念博士没用，将来大学老师都要失业了。

这种过于笼统的结论实际上没什么意思。人们应该认识到另外一个很现实的情况，也是经常提到的一个数据：在今天，在中国所有的大学新生当中，仍然有超过70%的年轻人是整个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

换句话说，仍然有70%的年轻人，肩负着整个家庭的期待，希望能通过念大学、念书，实现向上流动。对于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来自农村家庭的学生而言，念大学、读博士，留在高校任教，可能仍然是一条肉眼可见的、最稳妥的职业路径。

当在校生人数规模达到峰值之后，不仅仅会出现部分高校关停并转的情况，即便是在头部高校里，只从事科研、不从事教学的人员比例，也会变得越来越高。这个趋势，在今天已经能观察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科研的职业轨道，叫它科研岗、科研轨。过去熟悉的大学老师职业形态，是既教书也做科研，这是相对主流的职业形态。

但未来，很有可能会看到，部分大学整体转型成研究所、研究机构，或者一些学院、系科转型成特定方向的研究院。科研岗和教学岗的比例会不断提高，甚至达到1:1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尽管目前很多地方、很多院校都在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但未来真正还在教学生的大学老师，一定是越来越少的。如果年轻人想成为一个大学老师，或者父母告诉他们，博士毕业留校是最好的职业道路，那么可能得先问问自己两个问题。

第一，是否喜欢、是否擅长做科研？第二，从科研的角度来说，所在的学科有没有优势？

这种基于人口生源与资源洗牌的残酷淘汰，恰恰呼应了未来5年大学本科即将出现的三大定位分化，只有认清学历供需的逆转，才能理解为何应用型和职业本科会成为破局的关键。

既然到了2032年之后，大学生人数达到了峰值，甚至到2040年之后会开始快速下降，可以做个最简单的估算：每年大学招生的人数是1200万。1200万是什么概念？

2020年的新出生人口就只有1200万。换句话说，如果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到2038年，也就是第一批20后18岁考大学的时候，大学招生的人数已经比大学适龄人数要更多了，理论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到那个时候，今天看到的课外辅导、影子教育、学业压力，以及无休止的教育军备竞赛，都会消失不见？20后会不会成为完全没有学业压力的一代人？

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彻底不用卷了？很遗憾，起码观察者并没有那么乐观。关于这个，有两点值得探讨。

首先，即便不去看任何具体数据或者复杂的统计模型，也能通过自己的体感以及媒体报道，很直观地感受到：过去二十多年，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一方面教育机会得到了大幅改善，但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或者说相对的薪酬溢价率也在变得越来越低。

这个其实没什么可避讳的，这本质上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社会不可能为了保持学历不贬值，就让一些人不去上大学。

相比于很笼统地去讨论学历贬值，或者说高等教育溢价率的走低，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解这其中的机制。这个故事其实很容易理解，顺着思路捋一遍就知道了。

首先是第一个阶段，当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上过大学的时候，只要上过大学，就很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拥有更高的收入。这也就是经常提到的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

在这个阶段，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溢价率的门槛划在上没上过大学，只要上过大学，拥有大专学历就ok了。

然后就是第二个阶段，当越来越多的人上过大学，也就是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突破15%、还没到50%的时候，大学学历本身变得没有那么稀缺了，仅仅是上过大学就不够了。所以在那几年里面，见证了学历这条分界线快速抬升，抬得越来越高。

最开始要求有本科学历，大专就不够了，后来变成要有一本学历，再后来就变成了985、211和双非之间的区别。所以一直有观点认为，如果只看过去，如果只有一副后视镜的时候，往往会陷入这种刻舟求剑的窠臼之中。

上一代人成长的那个年代，可能有个大学学历就可以了，或者是有个本科学历就可以了。但是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也就是毛入学率超过50%，今天其实已经超过了60%，甚至未来可以期待达到70%、80%。

到了这个阶段，很悲观的说，很有可能985、211，或者说双一流也不够了，个体必须是这些头部学校当中更受市场欢迎的专业，才能够享受到那个薪资的溢价率。所以换句话说，只有稀缺的才是有价值的，从来不是说某一个学历就是有价值的。

关于教育内卷，在大学生人数规模达峰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其实可以看看韩国，韩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峰值，距今已经十五年。

虽然最近几年，韩国的国际学生、留学生的数量在快速的增长，但是这个增长也只是延缓了大学生人数下降的趋势，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那么问题来了，韩国现在还卷吗？

其实无需多言，大众大概能够通过一些新闻媒体的报道窥探一二，韩国依然很卷。查了很多个不同的数据来源，关于最近几年的韩国高考，也就是韩国大学修学能力考试。

在这个考试当中，始终有超过三成的考生是非应届生，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复读生。这个人群的规模数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韩国教育部在2024年的时候发起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就是针对所谓的N次复读生，实际上就是复读超过两年的群体。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群体可能跟常规的想象不太一样，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家庭条件是不错的，并不是因为贫穷、家境贫寒考不上大学，所以才反复复读。

根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一份报告，今天韩国的年轻人选择复读的首要原因，过去是因为高考落榜，现在已经变成了对录取的大学不满意。差不多有一半的学生是因为对录取的大学或者录取的专业不满意，而选择了复读。

这些学生想进入的是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呢？绝大多数学生都想进入韩国最头部的三所大学，也就是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光进这三所高校还不算，还要进入这些大学最好的专业，比如说医学院。

他们就是为了进入这些好大学的好专业，最头部大学的最头部专业选择了复读，甚至是反复的复读。这个现象同样也可以呼应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中国大学连年扩招的情况下，高考的复读生却越来越多了？

回到前面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当大学生的人数达到峰值之后，这是否意味着2020年之后出生的孩子们可以完全摆脱教育的军备竞赛，可以完全摆脱这种教育内卷呢？

实际上，看中国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的情况，以及韩国从2011年高等教育人数达峰之后的情况，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让人这么乐观。

从这里延伸出去，又牵涉到了一个更加有挑战性的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叠加上AI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冲击，到2032年到2040年，上大学真的还有价值吗？

或者再换一种设问的方式，到那个时候，以1810年威廉冯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作为标志性事件的现代大学体系，是否依然还会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刻的跟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相绑定呢？

这个问题可能才是真正颠覆性的，也是真正值得在接下来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窗口期当中反复去思考的。或许很难真正意义上去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可以试着分享一些想法。

过去人们认为，上一个好大学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首先是因为很多用人单位都会在招聘的时候，把大学学历甚至是大学的层次作为简历筛选的条件。

但是在这个现象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元假设。这个元假设是认为，那些能够进入大学、能够进入好大学的头脑是更聪明的。

而在大学当中所培养的这些专业技能，以及那些更抽象的比如逻辑思维、分析能力，意味着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更好地满足工作岗位的需求，创造更大的价值。

但是想一想，在未来刚刚提到的这两点元假设，实际上都可能会有所松动。

首先，什么是聪明？聪明就意味着智商更高吗？聪明是可以通过标准化考试去评估和筛选的吗？

相信对于这些问题见仁见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在大学当中所培养的那些专业技能，比如说能够看懂财务三张表，比如说能够搭出一个非常精巧的财务模型，这些所谓的专业技能，以及背后更抽象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真的有那么高的壁垒吗？

如果看的稍微远一点，就会意识到今天那些最热门的专业跟岗位，不管是金融还是码农，这些工作要么是过去三五十年才出现的，要么是在过去三五十年的时间里，才从一个极其普通的工作，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行业。

人们对于未来的期待之所以会落空，实际上大部分时候是因为对过去的线性外推。所以完全有理由认为，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现在这些炙手可热的行业、这些岗位有可能会归于沉寂，甚至有可能会大幅减少。

更重要的是上大学和找工作之间的绑定关系，上好大学等于找好工作这样的思想钢印可能会失效。今天越来越意识到，真正没有办法被AI替代的那些工作，可能是必须要面对面完成的那些工作。

而AI时代真正稀缺的能力是什么呢？在观察者看来可能有两样，一个是爱，一个是美。这说的有点抽象。

什么是爱呢？所谓的爱，其实包括了好奇心，包括了同理心、对他人的好奇，对他人情感的共情。

那所谓的美，可能其中既有审美的部分，也有创造美的部分。这两点展开讲当然可以讲很多，可能不是一期内容能够承载的。

但想讲的是，会发现，无论是爱还是美，实际上都不在今天的现代大学体系所教授所传授的这些内容当中。

不妨做这样一个大胆的猜想：如果那些无法被替代的工作，跟大学教育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如果那些没有办法被替代的能力，可能也不在大学教授的范围之内，那么很有可能在有生之年，就会见到，上大学不再是一个必选项，甚至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大学也不是一个最优解。

作为被高等教育、被大学改变了命运的群体，讲这些当然不是为了否定大学的价值，也不是为了去畅想一种打碎高等教育体系的乌托邦。

就像反复提到的，如果只看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发生了什么，人们可能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改变往往会比想象当中来得更快、更剧烈。

归根结底，不出意外的话，未来5年大学本科即将出现的这三大变化，是对时代变局的最有力回应。高校将彻底摒弃盲目追逐高大上科研指标的旧路，让教育真正落地生根，与产业需求严丝合缝。

随着“项目制”育人的全面铺开和中西部优质教育资源的重新布局，未来的学子必须在真实的产业土壤中淬炼出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实践本领。

这场深刻的高教变革，既是严峻的挑战，更是洗牌后的机遇，它正倒逼每一位年轻人抛弃幻想，在象牙塔内就磨砺出顺应未来的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