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重设西北局，刘澜涛任第一书记，其他书记都有谁？

西北局这块金字招牌，曾在1936年、1941年两度扛起西北抗战与解放的大旗。到1954年，中央撤销了区域性中央局，改由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直报中央。可现实很快证明，一省一策难以覆盖西北那片广袤高原。于是，1960年11月，第三次西北局整装归来，版图涵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刘澜涛的名字并不陌生。1904年生于河南滑县的他，在长征途中就以“轮流背着电台”闻名。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民委副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对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沟通路径门儿清。重返西北，他最先看到的是严峻的自然条件和冒进的经济指标，“西北吃饭要靠自己，这是底线。”会场里，他对班子成员扔下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排在第二号位置的，是1911年4月生于陕西礼泉的张德生。打起仗来，他抱着驳壳枪冲锋，干起党务来又细致到村。1949年甘肃尚未解放，张德生受命西进，先剿匪后土改，两手都要硬。1960年进入西北局常委，兼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正部长级。老乡说他“刀子嘴，豆腐心”，因为他下乡总能给贫困户塞一包盐巴。

第三书记胡耀邦的简历更为传奇：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1934年跟大部队翻雪山过草地；不到20岁时，他已经给红军做政治教育。抗日岁月，他在八路军腹地办青年训练班；解放战争又被派往晋察冀、川北。到1960年，年仅45岁的胡耀邦临危受命坐镇西北局，主管组织、宣传。有人打趣：“老胡说起青年工作就停不下来。”这可不是玩笑，他对西北各省团组织的调研报告，洋洋洒洒十几万字。

接下来是陕甘根据地的老资格张仲良。1907年生，耀县起义时他带着一团土枪。抗日战争后期，他在关中警备区开荒办工厂，解决了被服供应。进入60年代，张仲良分管青海、甘肃工业，他常把一句话挂嘴边：“戈壁滩上也得冒烟，有厂子还得有学堂。”1983年病逝前，他仍惦记青海湖畔那条铁路何时能通车。

新疆方向的王恩茂，中将军衔，1913年山东临沂出生。参加革命后，他先在南昌起义余部里磨炼枪法，后跟随李先念转战鄂豫皖。1949年率部进疆，他习惯用军人的方式管理地方。西北局重设，他兼任自治区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兵团第一政委三顶帽子。有人质疑职务多，他笑着回应：“疆域大，帽子也得大。”

宁夏的实际操盘手，是1913年陕西蓝田人汪锋。红军时代，他是刘志丹的文书，行军途中记录伤亡数字最精准。解放后他做过公安、统战，一看宁夏缺人，他自动请缨。西北局会议上，他提出“塞上江南”设想，主打黄河灌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现实制约，设想花了多年才见雏形。

高峰的名字常被和“模范县委书记”绑在一起。1914年清涧出生，他给红26军筹过粮，也抬过伤员。1958年调青海主持工作时，他一头闯进柴达木盆地，结果因为“左”的做法受到批评。1960年暂避锋芒，当了书记处第六席。1976年病逝，年仅62岁，生前最得意的是在阿尼玛卿山一手办起的牧工小学。

排在第七的是高克林。1918年华州人，延安时期他是中央组织部的一支“笔杆子”。来到西安后，他协调大专院校支援农村科研，被称为“土专家的伯乐”。调研时碰见老农，总是先端碗面条才开口问事，颇得农村干部好感。

书记处之外，还有三位候补书记。1960年冬天，他们的任命电报同一天送达西安东郊机场。

王甫，1907年山东牟平人，在家乡组织抗日交通站出名。入京后曾担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调来西北，他被分派给检察机关，“法纪不能掉链子”，这是他的口头禅。活到100岁，依旧坚持每天看文件。

王林，1915年唐山出生，长期跟水利打交道。河北平原的治河经验让他在西北派上大用场。黄河石嘴山段决口，他一脚踏水，喊一句：“先救人，后堵口！”现场被记者捕捉，成为当年新华社照片。

最后是白治民，1918年清涧娃，12岁就给红军站岗放哨。保卫部门出身使他雷厉风行。担任候补书记后，他先在陕西，再到福建打理干部队伍，临终前还关心陕北林带建设。

还有一位常被忽略的人物，霍士廉。1910年山西忻州人，他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游击队的组织者之一。1964年补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接手农业与林业。下乡途中，他问村干部：“籽粒归谁？产量凭啥算？”一句话点破公私分配的症结。1977年机构调整，他改任宁夏党委第一书记，1996年病逝。

至此，1960年重设西北局的11位书记全部列席。是第一线指挥员，也是中央与西北各族群众间的纽带。回首那段群像，可以看到血与火的底色，也能读出大山与黄河的倔强。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最终能连成一张网，这几位书记的调兵遣将、走村串户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