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经济学家王连洲逝世，人生故事回顾：歪打正着结缘金融，以及与基金业的那些往事

2026年7月12日，被业界誉为“基金业之父”的王连洲先生因病离世，享年87岁。

他的一生，与中国资本市场三部最重要的法律——《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紧密相连。

今天，我们从《资本往事1978—2020》一书中，摘取几个关于他与基金行业的小故事，追忆这位为中国基金业奠基的老人。

另外，我们也从书中摘取部分内容回顾了王连洲从山东冠县农家子弟，怎样一步一步的与中国金融结缘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发展的缩影。

基金立法之路：种瓜得豆

王连洲曾把基金立法之路，戏称为“种瓜得豆”。

比喻背后，是长达四年半的曲折历程。

最初，立法的初衷是制定一部统一的《投资基金法》，涵盖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三大类。

但是，“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分属不同的部门监管，而立法分歧似乎从投资基金在国内诞生以来，就横在几大部门之间”。

时任中国证监会顾问的梁定邦提出，是否可以改变一下立法思路。

他点出，不妨反过来按照基金募集方式，即对基金按资金的公开募集和向特定对象募集方式（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来分类规范。

可是，2002年1月，北京皇城宾馆召开的会议上，谁也没有预料到会上围绕“私募基金”一章粗细和存废的争议，“仍然那样尖锐和激烈”。

各方争来争去，未达共识。

“既然有争议，且谁也不妥协，那么我们就来求同存异”。

领导小组最后决定，“对证券投资基金单独立法，避免了更大范围的争议”。

于是，《投资基金法》中有关“私募基金”这一章，在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前就被删掉了。

当初一部雄心勃勃的《投资基金法》，最终“降格”为《证券投资基金法》。

王连洲在书中感叹：

“我将其戏称为从’种瓜’到’得豆’的过程，可见基金立法道路之曲折。”

基金立法之路：四次会议，四次转折

《基金法》立法过程中，有几次会议至关重要。

王连洲在书中详细记录了这些决定法律走向的关键时刻：

1）深圳会议（1999年11月）

这是首次公开讨论《投资基金法（草案）》第一稿的会议。

会上，“反对投资基金统一立法的意见”与“统一立法”的支持者展开了激烈争论。

著名学者董辅礽甚至直言：“三类投资基金除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是共同的，其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2）宁波会议（2000年6月）

这次会议是“基金立法基调改变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上，时任中国证监会顾问的梁定邦提出，可以换一种思路：“按照基金的募集方式，不管哪类投资基金，不是公募就是私募”。

这一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从此“向特定对象募集的基金”被专列一章。

3）博鳌会议（2001年12月）

在海南博鳌，近一百名代表集中研讨了“入世”后投资基金业面临的挑战。

大家达成共识：“对外开放必须先对内开放，要赶紧建立游戏规则……有法比没法好。”

4） 北京会议（2002年1月）

这是立法转折点。

对于所有参与基金立法草案的工作人员而言，北京皇城宾馆肯定是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

正是在这儿，《投资基金法》立法原则由集中立法改成分项立法，《投资基金法（草案）》也改成了《证券投资基金法（草案）》。

“新基金”时代的开端

1998年3月23日，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分别在沪、深交易所上网发行。

这是中国“新基金”时代的开端。

“认购当天，1616多亿元资金疯狂涌入，但两只基金加起来总规模也只有40亿元，中签率仅为2%左右。”

“极低的中签率为两只基金上市后的火爆埋下了伏笔。”

4月7日，两只基金上市，基金金泰“开盘即飙升至1.45元，最终收于1.41元，上涨39.60%”；“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基金金泰连续涨停，并于同年5月5日的盘中创下2.43元的高价，累计涨幅高达141%”。

投资者“把基金当成新股申购，上市后也是当成新股来炒的”。

“老鼠仓”第一案：基金业成长阵痛

2007年，基金业在狂飙突进中，暴露了成长的阵痛。

王连洲在书中记录了中国基金业第一个被正式通报的“老鼠仓”案。

当时正值2006、2007年大牛市，公募基金迎来盛况，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急切地涌入基金市场。

这一年发行的新基金都遭到疯狂抢购，募集规模超百亿元的基金比比皆是。

当时，上投摩根是一家口碑相当不错的基金公司，它发行的上投摩根亚太优势基金，申购仅一天就达到1162亿元。

“2007年5月，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原基金经理唐建个人涉嫌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违规投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唐建“自担任基金经理助理起，便用其父亲和第三人账户，先于基金建仓前买入新疆众和股票，共获利逾150万元”。

2008年4月21日，中国证监会公布处理决定：

“除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50万元外，还对其实行市场禁入。”

王连洲在书中感慨：

唐建’老鼠仓’案作为第一个被中国证监会正式通报的‘老鼠仓’案，意义深远。

但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把打击’老鼠仓’的行动列入《刑法》，金融立法惩处力度不够，处罚普遍较轻。

王连洲的私募之梦

2013年6月1日，新《证券投资基金法》正式实施。

“私募基金被明确纳入监管可以说是新基金法的最大亮点”，推动这一历史性变化的核心人物之一，正是王连洲。

王连洲在书中分享，“在推进私募基金合法化这件事情上，起主要作用的人是吴晓灵。为了推动将私募基金纳入新《证券投资基金法》，吴晓灵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上满含热泪据理力争。”

最终，

新《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没有为私募基金专设一章，但是在条款中已经写出了私募基金相关内容。

2016年6月28日，“全国首家’私转公’基金管理公司”鹏扬基金获批设立，“历时15个月……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

王连洲认为：

“这也为其他寻求’私转公’的基金公司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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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业之父」推动的三部法律

“风风雨雨《证券法》、坎坎坷坷《信托法》、曲曲折折《基金法》。”

回顾中国资本市场三部法律的出台，王连洲曾用以上三个短句概括。

王连洲除了在三部法律制定过程中创造了诸多“第一”外，

他还是第一家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基金公司——华夏基金的第一届独立董事、第一家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信托公司——华宝信托公司的第一届独立董事。

此外，王连洲还曾先后被聘请担任宝盈基金、长城基金等机构的独立董事。

在退休后，王连洲持续呼吁完善投资者保护、补齐私募基金监管制度短板，深耕学术研究与行业智库工作数十年。

在《资本往事》的附录中，他的同事蔡概还这样描述：

他不中庸，“一旦认准的事情，他毫不退缩，会尽力去达成”。

他很勤奋，“他几乎没有什么嗜好，一心扑在工作上”。

1995年冬，起草小组“在北京市门头沟一个偏僻的宾馆起草《信托法》草稿……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深夜十一二点…连续半个多月，当时我作为最年轻的起草小组成员都觉得有点吃不消”。

如今，王连洲走了，但他参与起草的《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依然是中国资本市场“四梁八柱”般的制度基石。

正如他生前所言：

“‘中国梦’当然包括’中国的金融梦’，我心中‘金融梦’的内涵，是为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

西部利得基金原总经理贺燕萍在致王连洲的挽联中写道：

“三法立规，拓土资本市场，一世丹心安散户；九州留范，奠基基金行业，千秋风骨照金融。”

横批为：“法度长存”。

王连洲的的确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遭遇了无数的艰难与曲折。

他的故事，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史册中。（正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资本往事1978—2020》

王连洲、王斌著

王连洲的人生历程：歪打正着，结缘金融

一、跋山涉水读山东聊城一中

王连洲，籍贯山东冠县柳林镇（曾属平原省武训县武训镇）。

幼时备尝农村子弟需要做、必须做、能够做的几乎所有农家活儿，到本村认字前辈的家中伴读，也跟本村的私塾先生上过课，并在离家几公里外的大村子初小高级班插班，自带一个星期干粮，住校上课，两年毕业。

1954年初夏的一天，他冒雨沿着渭河边，步行跋涉70多公里，到稍早于山东中考时间的河北省大名县参加初中考试，以多增加一次中考机会。

自觉考试成绩不佳，没有录取希望，于是他马不停蹄地直奔80公里开外的山东省聊城再考。

从河北大名县城途经山东冠县的几十公里是步行的，从冠县再到聊城的40公里，他实在累得想哭走不动了，好不容易花了五角钱搭上了同方向走的一部大卡车。

上天不负幸运客，他被山东聊城一中录取，并在此度过了初、高中时代。

山东聊城一中距王连洲山东冠县农村老家40公里，他一个学期步行往返一次，在校住上百人打通铺、人挨人睡觉的集体宿舍。

他享受学校助学金，每月6.5元，可以满足大部分食宿之用。

二、晴天霹雳：“被迫”转金融

1960年，王连洲考入山东工学院理化系物理专业，并在此完成了三个学期基础理论课的学习。

天有不测风云。

1962年春天，上级政府决定将已经读完基础专业理论的山东工学院物理、化学专业学生和山东师范学院生物地理专业学生，全部转到山东财经学院的财政金融专业和外贸会计专业，继续完成财经院校相关学科的专业教学任务，直至毕业。

在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氛围下，突然转学到非自愿并稍带鄙视的金融会计专业，他们个人心中的自怨自艾和愤懑情绪，可想而知。

有的人掉下了泪，有的学生甚至在老师台上讲授金融信贷课时，还在下边偷偷看理工科的教科书。

好长时间过去了，看大势已去，他们才不得不入乡随俗，无奈而烦躁的心，才有所安定。

三、福祸相依，毕业入央行

王连洲每当回忆到这段转换专业的经历，总有不尽的感慨。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对于人才结构需求的变化，转学财政金融以及贸易会计的毕业生，很多都被分配到中央部委及省市政府的外贸、财政和银行系统工作。

而从以后个人的发展、进步的空间，以及生活的安排来看，相比未转学的其他专业的很多同辈，转学财政金融的他们，其幸运感、知足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

“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964年8月20日，王连洲与本班其他同学共28人，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起住在北京前门打磨厂胡同的集体宿舍。

毕业就入央行，这让作为乡下农村子弟的王连洲倍感幸运。

1964年，王连洲从山东财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并按规定到下属的541厂（北京印钞厂）实习。

当时厂里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作为来自上级机关的大学毕业生，他进厂就很引人注目。在承担钞票凹印任务的五三车间实习时，由于他是“局里来的”，大家便开玩笑称他为“王官”。

此后，他又在五四车间、五五车间实习，对人民币的主要印制流程有了大致了解。

实习劳动结束后，1965年10月，王连洲有机会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组织的去上海印钞厂的工作，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再后，王连洲又从“五七干校”提前“出炉”，奉调到中国人民银行直属的东河印制公司钞票纸厂（502厂），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深处，历练了长达八年的岁月。

五、从央行到人大财经委

1979年，因为工作需要，王连洲调离三线，回到北京工作。

返回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后，他被安排搜集和研究中国历代货币。

他应该是中国人民银行体制内搜集研究中国历代货币的先行者。

组织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历代货币》，内容按以原色实物图片说明编写，呈现了华夏民族数千年的货币文化演变史。

20世纪80年代前期，他还在媒体上撰写《货币史话》，并参与筹备中国钱币学会。

转折出现在1983年6月，全国人大决定增设包括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内的六个专门委员会。

当年10月，王连洲作为推荐人选调任，从金融机构跨行到全国人大立法机关。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法制建设步伐的不断加速。

王连洲觉得，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未必不是得到了较之前更加广阔的展现人生价值、发挥个人作用的活动舞台。

到了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他们一举争得了包括《证券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期货交易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在内的八项立法起草任务。

因为王连洲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学习的是金融专业，金融业方面的法律起草任务，自然由他承担起来，由此就与《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三部法律的起草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摘自《资本往事1978—2020》，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