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卢芹斋传》（Karl E. Meyer & Shareen Blair Brysac著）、《国宝流失百年》相关史料、《民国史料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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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2月1日，浙江湖州一个叫卢家兜的小村子里，一声啼哭落地，男孩取名卢焕文。
卢家兜是个单姓村，两百多户人家自十世纪起便世代扎根于此，以务农为业，与外面的世界几乎断了往来。
这里不出达官贵人，也没有什么豪商巨贾，每一代人走的都是前一代人踩出的老路，出生、劳作、老死，周而复始。
卢焕文的父亲是个瘾君子，嗜烟嗜赌，家里那点可怜的积蓄被他散尽。
母亲独自撑了多年，在难以为继的重压之下含恨离世。
父亲没多久也随之去了。
卢焕文那年不到十岁，一夜之间成了孤儿，被打发去一个远房堂叔家寄养。
寄人篱下的滋味，是一个大人尚且难以消化的东西，何况是个孩子。
但偏偏是这样的处境，练出了他一双极会看人的眼睛——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开口，什么样的人值得靠近，什么样的机会不能放过，这些事，他没有人教，全是自己摸出来的。
十五岁前后，他离开了卢家兜，去三十公里外的南浔找出路。
南浔是湖州的丝绸重镇，聚集着一批靠蚕丝发迹的豪门大族。
他进了张家，做了一名仆人，服侍的是张家大少爷张静江。
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个靠替人跑腿、端茶倒水起步的穷小子，往后的几十年里，会在巴黎最繁华的街区立起一栋仿中国古典建筑风格的楼宇，往来其中的是欧洲顶尖的收藏家、博物馆馆长、贵族世家和各路权贵。
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的采购档案里，会被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在文物流失的论述中反复提及，也会被后人长久地争议着，无法盖棺论定。
他后来给自己换了个名字，叫卢芹斋，洋名"C. T. Loo"。
这个名字响彻欧美古董市场半个世纪，却始终无法平静地被中国人提起。
在那些光鲜的生意经背后，藏着一桩至今仍让人说不清楚的婚姻。
1910年12月29日，三十岁的卢芹斋迎娶了一个只有十五岁的法国女孩，名叫玛丽·罗斯。
婚礼办得简短，没有太多声张。
玛丽·罗斯不知道，她的母亲奥尔佳，才是这场婚姻真正的策划者。
她更不知道，走进婚礼、对她百般殷勤的这个东方男人，心里念念不忘的那个人，根本不是她。
往后漫长的岁月里，她接连生下四个女儿。
在每一次分娩的等待与疲惫之间，这个家里真正的权力格局，一点一点地在她面前显出了原形。
那把从未交到她手里的保险箱钥匙，那间每次都关着门的书房，那个在这个家里进进出出、比她更像主人的女人——那个女人，是她自己的母亲。
这一切，要从1902年那艘开往欧洲的轮船说起。
【一】从湖州到巴黎，他跟着东家走出了另一个世界
1902年，张静江获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准备赴巴黎上任，带上了身边唯一的家仆——二十二岁的卢焕文。
彼时的张静江满腔激进思想，他父亲花重金给他捐了个二品候补道衔的虚职，又担心他留在国内惹出麻烦，索性借着出国赴任的机会把他打发出去。
张静江对这个安排毫无抵触，出国意味着更大的空间，也意味着距离他心心念念的革命事业更近的机会。
于是，一个豪门出身的少爷和一个一穷二白的仆人，搭伴登上了开往欧洲的轮船。
抵达巴黎后，张静江没有老老实实做他的参赞，而是由父亲出资三十万元，在马德兰广场附近创办了"通运公司"，经营湖州出产的丝绸、茶叶，同时兼营从国内搜罗来的瓷器、字画等古玩。
他还托人从舅父庞莱臣那里取得稳定的古董书画货源，生意做得顺风顺水。
而他本人，把通运公司赚来的钱，悉数捐给了孙中山，支援革命。
据后来的统计，张静江对革命事业的捐款总计超过两百五十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通运公司的古玩业务。
卢焕文起初被安排去附近一家茶馆当门卫，后来转入通运公司内部，做古玩业务的学徒。
他的起点低，学得却比任何人都快。
他跟着张静江的叔叔张石铭学古玩鉴定，和法国著名汉学家赛嘉澜、沙万、伯希和等人来往，泡在货架和账册之间，把进来的每一件东西都仔细看，把送出去的每一笔价格都认真记。
那时的巴黎，对中国古物有着近乎狂热的迷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上流社会正流行一股强烈的"东方热"，中国的瓷器、玉器、青铜器和丝绸刺绣，全部成了贵族和富商竞相收藏的时髦之物。
一只从山西用十块大洋买来的宋代小白瓷碗，拿到巴黎能卖到一万美元。
这个比价关系，卢焕文早就摸清楚了。
在通运公司的六年间，他把一口法语练得流利，把英语也捡了起来。
他学会了怎么和欧洲藏家谈话，哪一类人开门见山，哪一类人要先绕一个弯子；他知道哪座博物馆正在扩充东方馆藏，哪位收藏家最近刚刚出手了一批东西想要补仓。
这些信息，他全都装在脑子里，一点一点积累成了日后搭建人脉网络的底子。
1908年，张静江决定关掉通运公司，回国协助革命。
他走之前，把通运公司的客户名单和一部分积累下来的关系网络，交给了卢焕文——那是多年相处的一份真实情谊，也是这个穷小子走出去的第一笔真正的本钱。
卢焕文就此独立，在巴黎泰布特街开设了自己的"来远公司"，改名卢芹斋，洋名"C. T. Loo"。
他对张静江一生敬重，以知遇之恩待之，但他留在了法国，没有追随张静江回国。
他的舞台，在巴黎。
【二】他爱上了那个女人，却娶了那个女人的女儿
1908年，来远公司刚在泰布特街站稳脚跟，隔壁便是一家帽子店。
帽子店的女主人叫奥尔佳，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自幼家贫。
她年少时在巴黎一户上层人家里做家务，被那家的男主人诱奸，十九岁就生下了女儿，取名玛丽·罗斯。
那个男主人为了弥补她，给她在马德兰广场附近开了这家帽子店，此后长期用金钱接济她，两人之间维持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旧情。
奥尔佳那年三十二岁，比卢芹斋大四岁。
两家做了邻居，来来往往，渐生情愫，卢芹斋与她坠入情网。
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是奥尔佳的那个旧情人。
那家帽子店是旧情人出钱开的，她既舍不得断掉那份依靠，又不想放弃风流倜傥的卢芹斋，两头都想留，两头都不愿意松手。
她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把女儿嫁给卢芹斋。
玛丽·罗斯那年十五岁，单纯，顺从，对母亲的话从不质疑。
奥尔佳打定主意，以岳母的名义堂而皇之地留在卢芹斋的生活里，旧情人那里也不必断，两边都能维系。
一石二鸟，她是这么打算的。
卢芹斋见过玛丽·罗斯，同意了。
后来有资料记载，促成这桩婚姻的，是奥尔佳的主意，而非卢芹斋的求娶。
但卢芹斋同意得毫不迟疑，对这个安排，他没有任何异议。
1910年12月29日，婚礼在巴黎举行，简短，低调，没有大张旗鼓。
三十岁的卢芹斋，迎娶了十五岁的玛丽·罗斯。
玛丽·罗斯迈进那扇门，以为自己嫁的是一个真心待她的男人。
【三】商业版图扩张，三个人的家从来只住着两个人
婚后，卢芹斋的生意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结婚前后，他回了一趟中国，在上海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生意搭档——吴启周。
吴启周在沪上经营古玩多年，货源稳定，路子广，眼光也准。
两人谈妥之后，1911年，卢芹斋、吴启周联合祝续斋、缪锡华出资，在巴黎泰布特街34号正式挂牌成立"卢吴公司"，同时在北京、上海、伦敦设立分号。
国内由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负责收货，统一发往纽约或巴黎，由卢芹斋坐镇欧洲主持销售，一套完整的跨国文物流转体系就此成形。
彼时清廷刚刚覆灭，国内政局动荡，大批器物从宫廷、世家和寺庙中散落出来，流入市场。
故宫内的古物珍宝纷纷流失，清室遗老遗少们为了糊口，将祖传之物拿出变卖。
军阀割据，各地战事频繁，文物的保护形同虚设。
这个时机，对于正在扩张的卢吴公司来说，极为有利。
卢吴公司每两个月销货一次，一年周转六次。
来远公司、卢吴公司的账单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一份长达77页的账目上，首页列出"钱选花鸟"等28种拍品，全册所收古物总成交价达235312.30法郎。
1913年1月21日，伦敦拍卖账目记录了一批以古瓷器为主的交易，末尾以中文写明"毛利"10339.40法郎。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市场受到冲击，文物交易一度萧条。
卢芹斋在这一年去了纽约，亲眼见识了那里的市场热度，断定战争已把艺术交易的重心从巴黎转移到纽约。
1915年3月，卢吴公司在纽约第五大道正式开业，打入了美国市场。
在纽约，他经营人脉的方式和在巴黎一脉相承。
1915年至1917年间，他至少向六家美国博物馆赠送了礼物。
1917年7月，他从北京给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乔治·高登写信，主动提出："如果我看到一些适合您尊贵的博物馆的好东西，我会写信给您。"
这种布局，不是一时冲动，是他习惯多年的建立信任的方式。
他的客户名单，越来越长。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学院，以及小洛克菲勒、J.P.摩根等私人大藏家，陆续成为他的稳定客户。
据后来的研究者估算，卢吴公司从中国运出的文物多达八千余件，其中不乏在国内已无同类存世的珍品。
而在这个家里，奥尔佳的位置从未动摇过。
卢吴公司的许多合同，以奥尔佳的名义签立。
那把保险箱的钥匙，从婚礼那天起就没有交到玛丽·罗斯手里，而是在奥尔佳的口袋里。
卢芹斋出门前要和奥尔佳说几句，回来后要和奥尔佳说几句，来了重要的客人，奥尔佳坐在显眼的位置，玛丽·罗斯在旁边陪着。
这个家里，三个人住着，但真正算数的从来只有两个人。
【四】四个女儿，四次等待，一把始终在别人口袋里的钥匙
1910年12月29日，婚礼举行那天，玛丽·罗斯才满十五岁。
婚后头几年，她还太年轻，许多事情还没来得及看明白。
她知道母亲奥尔佳常往这里跑，知道她和卢芹斋之间有说不完的话，知道母亲在这里的地位比她更像是主人，但她把这些全都归结为一件事：母亲是个热心的人，对女婿的生意上心。
第一个孩子来了，是个女儿，大名莫妮卡。
卢芹斋来看了孩子，没有说太多，当晚出去赴了一个商务约。
玛丽·罗斯躺在床上，觉得哪里不对，却说不清楚。
她把这种感觉压下去，告诉自己，生意人忙，这很正常。
第二个女儿出生的时候，卢芹斋在产房外等的时间，比第一次短了一些。
得知是女儿，他点了点头，去了书房。
第三个女儿来到这个世上，卢芹斋在走廊里踱步的时间更短，进产房看了一眼，说了几句话，转身离开。
他的表情，越来越不加遮掩。
1920年，最小的女儿珍妮出生。
四个女儿。
四次等待。
每一次的等待，都比上一次凉一些。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奥尔佳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一天比一天稳固，而玛丽·罗斯在这段婚姻里所能触及的边界，却从来没有扩大过。
她不知道丈夫有多少钱，不知道生意怎么运转，不知道那些以奥尔佳名义签下的合同里写着什么内容，更不知道那把保险箱的钥匙放在哪里。
有一天，她在卧室里整理东西，无意中看见奥尔佳从口袋里取出一把小钥匙，打开那只放在柜子角落里的保险箱，取出一个信封，重新锁上，把钥匙放回了自己的衣兜。
奥尔佳没有发觉她在看。
玛丽·罗斯站在那里，把这个动作看完，没有出声，没有走上去，只是转过身，悄悄把手里正在叠的衣服放下，走出了房间。
那把钥匙，从婚礼那天起，就从来没有出现在她手里——它一直安安静静地躺在她母亲的口袋里，就像这个家里所有真正重要的事情一样，都与她无关。
玛丽·罗斯把四个女儿一一看过，心里某处彻底碎裂，她转身推开了卢芹斋书房那扇从未锁上、却从未真正向她敞开过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