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梁启超年谱长编》《饮冰室合集》百度百科"王桂荃"词条、《梁园虽好——忆王桂荃》（中国作家网）、《梁思礼与母亲》及梁氏后人相关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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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四川省广元县，一个贫苦农家里降生了一个女孩。
父母给她取名"来喜"，两个字里藏着庄稼人最朴素的盼头——盼着她能给这个穷到连粮食都不够吃的家，带来点喜气。
喜气没来，祸事倒是接二连三地扑上了门。
女孩出生没多久，母亲就因病离世。父亲续娶之后，继母对她从来没有好脸色，一双眼睛看这孩子，仿佛看的是一截绊脚的柴火。
4岁那年，父亲也没了。家里连顶门立户的人都不剩，继母认定这孩子是个克父克母的灾星，转手把她卖给了人贩子，换了几个钱，就把这个4岁的孩子推出了家门。
从那以后的6年里，来喜先后被人贩子转卖了四次，从广元到贵阳，从一户人家流转到另一户人家，脚踩的地方换了又换，可她始终是那个没有家可回、没有人可依靠的孩子。
最后，她被贵阳的一户李姓人家买下。
谁也没料到，就是这个李家，把她的命运和当时中国最有名的那个男人死死地绑在了一起——这一绑，就是她整整的一生。
【一】从四川广元到北京梁家，一个丫鬟的漫长旅途
1886年，王桂荃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县的一户农民家庭中，全家人靠种地勉强度日。
王桂荃原本的名字叫来喜，是那个年代乡下儿女经常会取的名字，通常寓意着父母对于孩子带来喜气的期盼。可喜事来，坏消息却接二连三地找上门。
王来喜出生后没多久，母亲就因病离世。父亲再娶后，她不仅失去了母亲的宠爱，还要整日忍受着继母的虐待。
4岁那年，父亲也因病去世，小来喜彻底失去了亲人的保护，继母因此认定她是一个克父母的灾星，转手就将她卖给了人贩子。在接下来的6年里，她先后被转卖了四次，最后被贵阳的一户李姓人家买下。
这是来喜10岁以前的全部经历。
用今天的眼光去看，这已经是任何孩子都难以承受的苦难。可在那个年代，像她这样遭遇的女孩，并不是个例。
贵阳李家买下她，把她当丫鬟使唤。来喜在李家一待就是数年，勤快、伶俐，从不让人操心。李家上下对她还算善待，没有额外的苛刻。那段日子，大概是她人生里头几年里，难得的稳定时光。
转机在1891年到来。1891年，李家大小姐李蕙仙嫁给了梁启超。一次，李蕙仙在回乡省亲时看中了来喜，把她带回了梁家。
被李蕙仙看中，带回梁家——来喜就这样从贵阳李家，进了北京梁家。
说起李蕙仙和梁启超的这段婚事，得从更早说起。光绪十五年（1889年），17岁的梁启超参加广东乡试，正考官为内阁学士李端棻。
梁启超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端棻的赏识而中举，李端棻当即看上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做主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婚礼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端棻亲手操办。
梁启超收到李端棻的来信，催其速入京完婚。但因家境清贫，无钱娶亲，父亲要求他惟有按照入赘的方法，由女家张罗费用，免除男方的负担。梁乘船北上入京，婚礼由李端棻主办，他特意邀请当朝有维新思想的达官贵人。
1891年，李蕙仙23岁时与19岁的梁启超结婚。李蕙仙比梁启超大4岁，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
来喜就在这一年，随着李蕙仙来到了梁家，成了梁家的一名丫鬟。
在梁家的日子，对来喜来说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来喜伶俐勤快，深受梁启超夫妇的喜爱，平日里对她信任有加，连家中财政都交给她管理。
时间久了，梁启超总觉得来喜这个名字太过于俗气，便要为她改名叫王桂荃。
从"来喜"到"王桂荃"，这两个字是梁启超给她的。对于一个从四川贫苦农家流落出来、辗转被卖了四次的女孩子来说，有一个被人认真取过的名字，已经是一件极其郑重的事。
王桂荃在梁家，从丫鬟做起，但实际承担的事务早已远超一个普通丫鬟的范畴。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柴米油盐之类的事，她是不屑插手的，所以梁启超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王桂荃掌管。
王桂荃是李蕙仙得力的助手，也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就这样，王桂荃把梁家的一切都扛在了肩上，无论里里外外，大事小情，都是她一手打理。梁启超在外笔耕写文章，李蕙仙在内持家待客，而那些真正让这个家运转起来的日常琐事，全都落在王桂荃一个人身上。
这一年，她大约只有十岁上下。
【二】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家人颠沛出走日本
王桂荃在梁家安稳地生活了数年，学规矩，跑腿办事，渐渐把自己磨成了梁家不可缺少的人。可平静的日子还没过够，外头的天就变了颜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这场变法，梁启超是参与者之一。慈禧太后下令捉拿维新人士，梁启超身处风暴中心，从北京出逃，只身亡命日本。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堂哥李端棻也被革职充军新疆，后居甘肃。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回到新会，不久避居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
王桂荃也在这场颠沛里跟着转移，辗转随家眷最终抵达日本。
日本对王桂荃来说，是一个从未想象过的地方。街道宽阔，人声鼎沸，说话的语言一句也听不懂，走到哪里都是陌生。
可王桂荃没有被这些吓住。戊戌政变失败后，梁、李两家族人纷纷逃亡国外，王桂荃到日本后，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
由于她说得一口好日语，所以凡属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大部分都是由她来办，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
王桂荃虽然文化不高，但聪明伶俐，很快学会了一口流行的东京话，而且是上流社会用语。她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又是家务对外联系的主要办事人。她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
梁启超在日本这段岁月里，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宣传维新思想，笔锋犀利，声名在外。他在外面奔走写文章，家里的事务全靠李蕙仙和王桂荃支撑。李蕙仙身体不好，又是大家出身，家务实际上大半都是王桂荃在打理。
一个从四川广元走出来、从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女孩，在东京的环境里，竟然硬是把日语给学了下来，还学的是上流社会的用语——这份韧劲，放在任何地方都是罕见的。
王桂荃在日本那些年，打理着梁家大大小小的外务，市场采买、邻里往来、官方联络，都由她出面。梁启超有时出行，也会带着她，让她处理出行期间的各类安排。梁家在东京的日子，能维持下去，王桂荃的功劳不小。
【三】1903年，李蕙仙主导的那场婚事
时间来到1903年。
这一年，王桂荃已经17岁，在梁家生活了十二三年，把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扇门都当成了自己的家。她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懵懵懂懂被人带着走的小丫头，而是一个把梁家里里外外都照料得井井有条的年轻女人。
这一年，李蕙仙作出了一个决定。
1901年李惠仙为梁启超生下梁思成。因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为了香火有传，李惠仙准许梁启超将她从北京带来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妾。
李蕙仙自婚后第三年生下长女梁思顺，此后数年，又经历了一次孩子早夭的打击。正妻李蕙仙在1901年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她在四年前还曾诞有一子，一个月即夭折，故称思成为二子。孩子接连夭折，李蕙仙自身体质也不算好，往后还能不能再为梁家开枝散叶，她心里没有把握。
李蕙仙想了很久，认定眼下跟随梁家、忠实可靠的王桂荃，是最合适的人选。
正妻李惠仙对梁启超说：望夫君将桂荃立为妾。梁启超听后大为震惊，说道：我是一夫一妻制的支持者，我不能这样做。
李惠仙道：这并不与夫君倡导的一夫一妻制矛盾，桂荃来我们家多年，为我们家照顾起居，如今夫君与桂荃亦有感情，将桂荃立为妾这样一切都合情合理。
在正妻李惠仙的再三劝导下，梁启超还是同意了李惠仙的请求。
梁启超那年已经因"一夫一妻"的主张而颇有名望，他和友人一同倡导过"一夫一妻世界会"，这在当时知识界是很有影响力的主张。他自己也因此名声在外，若是公开纳妾，与自己的立场相悖，会落下话柄。
1903年，18岁的王桂荃在李惠仙的主张下与梁启超结了婚。
然而这门婚事，从一开始就被规定好了框架：梁启超是晚清名流，当年他和谭嗣同一起创办了"一夫一妻世界会"，自己断不能食言，所以他一直没有给王桂荃名分，还要求家里的九个孩子，喊王桂荃为"王姑娘"或者"王姨"。
王桂荃进门，是以侧室的身份。但这个身份仅限于家族内部知晓，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不提及。在外人眼里，梁家只有李蕙仙这一位夫人。王桂荃，只是那个管着家务的"王姑娘"。
这门婚事，是李蕙仙的主意，也是李蕙仙拍板定下的。外人看来，这是原配的贤惠与大度。可对王桂荃而言，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认真问过她的意思。
她就这样，顺着别人替她安排好的路，走了进去。
【四】没有名分的日子，她一个人撑起的两段生活
进了梁家门之后，王桂荃的处境，用四个字来描述，叫做"有实无名"。
由于梁启超对外宣称支持一夫一妻制，所以他几乎从不对外提起王桂荃，所以在1924年李蕙仙去世前，王桂荃都只是个有实无名的"王姨"。
她的孩子不能叫她妈妈，要叫"姨"或者"王姑娘"，但王桂荃从不抱怨，她只是默默地付出能付出的一切，把李蕙仙的三个孩子也视若己出，用尽一切母爱去培养他们。
王桂荃在这段时期为梁启超陆续生下六个子女。王桂荃在二十二年里一连给梁启超生下并成活了四男二女，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占九个子女的三分之二。
第一个孩子梁思永，是王桂荃在情况最为微妙的时期生下的。那时候，李蕙仙的脾气一向乖戾，大约在她17岁时与梁启超产生了爱情，有了思永，由于李夫人脾气乖戾，梁启超为保护王桂荃，把她送回中国澳门待产，同时请李夫人的兄弟从中周旋，到李夫人首允之后，才把王桂荃母子接回日本。
生孩子这件事，在当时本已是大事，王桂荃却要先送到澳门，等正妻那里通过了，才能把母子接回来。
梁启超想的是保护，但在这个"保护"背后，王桂荃一个人在澳门等着，等那个"首允"二字落地，等梁启超来接她和孩子。
她是怎么熬过那段等待的，史料里没有记载，也没有人去问她。
她就那么等着，等来了消息，收拾好东西，带着孩子回到了日本。
接下来的日子，她在梁家依旧是那个管家的"王姨"，日复一日地照料着这个家。她的孩子，在梁家的辈分和称呼上，和李蕙仙的孩子有着细微却清晰的区别——孩子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妈"和"娘"，一字之差，却是两种身份的写照。
王桂荃不是这个家正式的女主人，但她又是这个家每一个孩子都离不开的那个人。李蕙仙的三个孩子——思顺、思成、思庄——同样受到她的照料，她对这三个孩子，和对自己亲生的六个，没有分别对待。
有一件事，后来梁思成一直记着。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里，用身子护着他。
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她护了起来，用自己的身子挡了那些打在别人孩子身上的鸡毛掸子。
王桂荃从未开口说过，这样做值不值得。她只是在事情过去之后，温和地拉着梁思成说，要好好读书。
这就是王桂荃处理梁家事务的方式——把该受的委屈受了，把该说的话说了，然后继续去忙下一件事。
1912年，梁启超结束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带着一家人回到了国内。1912年在结束了长达14年流亡生活归过国后，于1915年定居天津。梁启超在天津意租界购地建房，藏书十万余册，称为"饮冰室"。
梁家在天津安顿下来。新居落成，书房里摆满了书，孩子们在这里读书成长，日子比流亡海外的年月稳当了许多。梁启超晚年定居天津著书讲学，将自己的房子命名为"饮冰室"。
这段相对平稳的岁月里，王桂荃依旧是那个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的人，依旧是那个没有名分的"王姨"。梁启超在外面著书讲学，家里的一切，都还是她在照管。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王桂荃在他们的读书上下了极大的功夫。王桂荃操劳半生，先将女儿梁思宁和儿子梁思达送入南开大学。
她不识多少字，但她深知读书的重要。她常常对孩子们说，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不刻苦读书将来要吃亏的，你看你爹这么有学问了，当年还是天天都要读书。
她用自己从来没有机会读过书的人生，告诉孩子们，一定要读书。
【五】1924年与1929年，两场接连的别离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走了。
1924年，李蕙仙因乳腺癌去世，享年55岁。在33年的婚姻中，李惠仙共为梁启超生下3个孩子，分别是梁思顺（女）、梁思成、梁思庄（女）。
梁启超那年悲痛至极，爱妻的病逝，令梁启超一度悲痛不已。为了最大程度上减轻妻子离世对自己的影响，梁启超开启了"工作狂"的模式，常常没日没夜地工作。
李蕙仙去世这一年，王桂荃正在待产。梁思礼1924年出生时，正赶上李蕙仙病危，身怀六甲的王桂荃一直伺候到临产前。新生儿还没满月，正妻就去世了。
一边是梁家最小的孩子刚刚来到世上，一边是李蕙仙撒手西去。同一个屋檐下，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王桂荃刚生完孩子还没满月，就开始接过李蕙仙留下的那一摊家事，独自支撑着梁家往下走。
那一年，梁启超在书信里，破天荒地第一次以"妾"字称呼王桂荃。他在写给子女的家书里留下一句话："思永既行，小妾又临月，现在狼狈万分，望思成归如望岁。"
"小妾"二字，是梁启超留存于文字里的，对王桂荃正式身份的极少数承认之一。但也仅此而已——不是信封上的署名，不是公开场合的介绍，只是家书里的寥寥数字，落在她生孩子又送走正妻最难的那段日子里。
李蕙仙走后，梁启超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1926年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56岁。
梁启超安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东一公里处，与李蕙仙合葬。
梁启超走的那一年，梁家最小的孩子梁思礼才刚满5岁。九个孩子里，年龄最大的早已出去读书，剩下几个年幼的，还在天津的家里等着人照料。
梁启超在1929年1月去世，年仅56岁，其正妻李蕙仙已先于他在1924年去世。
这时王桂荃43岁。此前，她陪同风云人物梁启超经历了大风大浪，不计名分，生养子息，操持后勤，为梁家服务三十多年。
此后，她成为一家之主，维系九个孩子的轴心，一人照顾全家上下，管理先夫遗产。
43岁，成了一家之主。
这个"家"，有九个孩子，有一栋天津饮冰室的楼房，有梁启超留下的数万册藏书，还有一个没有任何正式名分的女人，要以"没有名分"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替一个已故的男人，照顾他留下的孩子们。
梁启超和李蕙仙相继离世之后，九个孩子里，最小的梁思礼才5岁，最大的思顺、思成、思永已在外求学。
家里留着的，都还是些没独立的孩子，吃穿用度，一日三餐，全都要靠王桂荃这个没有名分的女人一手操持。
梁启超去世后，梁启超实际上留下来的遗产并不多，王桂荃抚养这么多孩子是相当不容易的。钱不多，孩子多，还有读书的费用在后头等着。
王桂荃没有多想，开始一件一件地想办法。她把旧楼卖掉，打零工贴补，把每一分钱都掰开来用，绝不肯让孩子们因为缺钱而断了学业。
抗战爆发之后，生活愈发艰难，王桂荃将梁家的新楼出租给横昌绸布店做账房和库房，仅留下梁启超的书房保存书籍，自己和孩子则住进后院的小楼。
她把房子让出去，把丈夫的书房留住，然后挤进后院的小楼，继续过日子。
1941年，到了该送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出国的时候。
王桂荃变卖家产、向朋友借贷，凑齐400美元将儿子梁思礼送出国；梁思达去了云南，梁思宁参加了新四军，同年，她又把儿子梁思礼、女儿梁思懿及其新婚夫婿送上了去美国的船。子女们一个个离家、成才，家里空落落地只剩下王桂荃孤零零的身影。
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出去了，家里越来越空。
王桂荃在天津的大院子里，一个人住着，守着丈夫留下来的那些书，守着那个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一直等着孩子们回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小儿子梁思礼与姐姐梁思懿同船回国，无法获悉他们确切归期的王桂荃每日在码头殷切守望，足足等了半个月。独自生活了8年，此时的王桂荃已然白发苍苍，热泪盈眶地拥抱着日夜牵挂的儿女。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站在天津码头上，一天一天地等，一连等了半个月，等着那艘载着自己骨肉的船靠岸。
1950年，因为多个孩子都到北京工作，王桂荃将天津梁氏故居的新楼和小楼一起卖掉，价值是3000匹布。王桂荃把家搬到了北京，买下了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四合院。
搬进北京四合院之后，王桂荃终于过上了几年热闹的日子。每逢节假日，梁家在北京、天津的兄弟姐妹都会聚集在王桂荃的身边，尽享合家团聚的欢乐。
王桂荃仍然过着朴素无华的生活，每天起得很早，自己打扫院子，清理房间，还为孙子们操劳。她自己的吃穿都很节省，但对儿孙们和亲友却很大方，经常接济他们。
她还每天看报，听广播，对国家大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常常和子女们交谈，并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几年，是王桂荃这辈子最有烟火气的日子。孩子们来了，孙子们也来了，四合院里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王桂荃每天四五点就起来扫院子，蹲在东耳房外头跟保姆一起择菜，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来了的客人照料得妥妥帖帖。
她的九个孩子，在这段时间里一个接一个地闯出了名堂。后人都称赞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英才"，其中3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为了院士，这完全离不开王桂荃的奉献。
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永，1904年出生，著名考古学家，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礼，1924年出生，我国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4年，王桂荃与众子女合议，将梁启超的全部文稿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三大箱文稿，就从西单手帕胡同甲33号的梁宅里运出去，交给了图书馆。王桂荃守着这些文稿几十年，一直当宝贝待，最终亲手将它们托付出去。
按理说，把孩子们养大成才、把丈夫的遗稿妥善保管，她这一辈子已经功德圆满。
可她没有名分这件事，始终是埋在那里的一颗雷——梁启超当年顺着李蕙仙的心意娶了她，却始终没有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就连子女们对外提起她，也只能称一声"王姨"。这颗雷，在她晚年最脆弱的时候，终于被引爆了。
然而，当1966年那场风波席卷而来，82岁的王桂荃在西单手帕胡同的四合院里等待子女归来时，她始终等来的，却是一纸被赶出家门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