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中南海办公室，李鹏总理在缝补自己的大衣，一张珍贵留影

镜头里的他刚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不久，背后是堆得有些凌乱的文件夹，旁边柜子里的暖水瓶泛着岁月留下的痕迹。照片放大后能看清那件大衣肩部已经略微发亮，可他丝毫不以为意。缝好最后一针，他顺手在掌心打了个结，把线头咬断，又接着看公文。办公室很小，脚步稍大便会碰到墙。彼时中央机关办公条件依旧简陋，空调尚未普及，李鹏常说一句玩笑话：“屋子小，跑不丢文件。”

视线被拉回到1941年2月。那年正值陪都重庆上空警报频响，一个13岁的少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坐上小型运输机飞向延安。初到陕北，他暂住招待所窄小的土炕，窗外黄土高坡，窗内油灯微跳。少年名叫李鹏，父亲李硕勋早在1931年牺牲，母亲赵君陶任教南开，负笈延安时只叮嘱一句：“多看书，别给组织添麻烦。”这句家常话后来常被李鹏记起，成为他行事的尺子。

延安的五年，李鹏先后在自然科学院、延大中学部、延安中学就读。课堂之外，他常被安排去制高点站岗，也要轮流到伙房劈柴挑水。1944年9月8日，凤凰山下的枣园操场上搭起灵棚，追悼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毛泽东亲笔写挽词，又当众发表《为人民服务》。年仅16岁的李鹏站在人群里，听到“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心头像被重锤敲了一下。他后来对同学轻声说：“这八个字像压舱石，早敲敲好。”

1948年春，延河边的杨树刚发芽，李鹏被选派赴苏留学。列车穿过满是冰雪的西伯利亚，一路摇晃七昼夜，抵达莫斯科动力学院。六年里，他啃完厚如砖头的俄文教材，也学会自己缝补棉大衣袖口，因为生活补贴并不宽裕。1955年初，他带着毕业证书回国，被分配到东北电业管理局，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做起。有人记得他第一次走进厂房时穿着学员时代的呢大衣，袖口补丁依稀可见，却对发电机组的转速倒背如流。

1958年，李鹏参与抚顺发电厂扩建，连续四十多天没离开工地。深夜检修时电焊火花四溅，同事笑他衣服太旧，不耐烧。他答一句：“能挡风就行。”这种“能挡风就行”的准则延续到他后来历任水电部部长、副总理乃至总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调进林业部“五七干校”劳动，戴斗笠、扛锄头，夜里仍坚持写技术笔记。多年以后清点行李，那本被泥点浸透的笔记本还在，一页也没有撕掉。

改革开放刚起步的1981年，李鹏执掌水电部。他跑遍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常搭最早的“英雄”牌越野车，铁皮车厢里尘土漫天。有人陪同出差，发现他行囊里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就是老旧针线包。有人好奇问：“副部长还自己缝衣？”他抬头答：“补两针省一件新衣，多出的钱能多买几本技术资料。”

1984年酷暑，北京室外温度逼近37摄氏度，国务院小礼堂里一场电力体制改革会议正在进行。会议室只有几台老旧电扇，李鹏拿着讲稿站在台前不到半小时，白衬衣已透汗，墨镜片似的汗渍清晰可见。他讲完后顺手把文件夹放给工作人员，“记得复印三份，别浪费纸，多用背面。”当年与会的一位局长回忆，“他讲话语速不快，却一条条都落实到成本和效率，完全是工程师的说话方式。”

1998年卸任总理之后，李鹏搬回了早年分到的老房子。一进门是简易书架，左侧一张旧写字台，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日记本和技术资料占据。有人登门拜访，惊讶家具大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配置，扶手已露木纹。他的解释仍是那句“还能用，就不换”。此后十多年，他将精力转向写作，《三峡日记》《核电日记》《人大日记》相继付梓。从编辑赵之援的描述可知，每当编辑提出补充材料，他总能迅速报出具体日期、出场人物、会议要点。记忆力之惊人，令年轻人自叹弗如。

赵之援有一次发现，那把躺在书房角落的藤椅少了两根横档，却依旧被主人用旧布条绑紧继续使用。李鹏解释：“坐着还行，坏了就修。”稿费到账后，他直接捐出300万元，用于教育和扶贫，自己只留下必要的税后金额缴纳党费。出版社原打算为他订制一套新书柜，被婉拒。工作人员推门时，只看到他穿着老呢大衣在斟酌遣词。

在朋友眼里，李鹏的生活方式近乎朴素到固执。饭桌常见的还是清粥、咸菜、豆腐乳。偶尔客人多，他会增加一道红烧肉，但一定告诉厨师“肥瘦对半”。秘书有次征求意见是否添置咖啡机，他挥手说：“茶叶足矣。”倒水时仍旧使用那只残有磕痕的白瓷缸，沿口缺了小口，早已不见旧日釉色。

外界多从照片里感慨他缝补大衣的场景，其实这只是一连串生活选择的缩影：节用，不浪费；谨记“为人民服务”，把资源用在刀刃上。延河畔熏染的土色棉袍，莫斯科宿舍楼下的寒风，北方电厂夜色里轰鸣的汽轮机，皆化进他对节俭与奉献的朴素信条。多年后，当那张黑白照片走进展柜，参观的人往往先被画面里的“一针一线”吸引，继而会心一笑，仿佛听见他半含倦意却分外笃定的一句话：“补衣服而已，没什么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