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诺门罕》(日)五味川纯平著、《大东亚战争全史》服部卓四郎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人民网党史频道《鲜为人知的诺门罕战役》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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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29日,外蒙古哈拉哈河东岸,草原上的风已经带着入秋前最后一点躁热。
打了整整十天的炮弹,把这片旷野翻了个底朝天。
焦土、废铁、残破的工事骨架,横七竖八地散落在绵延数公里的阵地上。
日军第23师团第64步兵联队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在这一天完成了生命里最后一件事:把军刀横放在腹前。
与此同时,野炮兵第13联队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在另一处阵地上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一切。
在此之前的几天里,第71联队联队长森田彻大佐在阵地被合围之际下令焚烧联队旗和密码本,头缠白布条率领残部向苏军装甲部队发起最后的冲锋。
8月26日,他消失在苏军坦克的钢铁洪流里;
第72联队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在战斗最惨烈的时候失去了左臂,整个联队2295人伤亡高达2200人,他本人在撤往哈尔滨医院治疗期间被免职后自尽;
搜索第23联队队长东八百藏中佐,在战役初期的突击中被击毙。
一场战役,第23师团五名联队长,无一善终。
这就是诺门坎。
而当那份于1939年9月7日从东京参谋本部发出的人事命令,被关东军各级将官依次传阅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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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份纲要,是怎么把草原点燃的
时间要回到1939年4月。
这一年春天,关东军第一课作战参谋、少佐辻政信,在海拉尔关东军司令部草拟了一份文件,全名《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
这份文件随后以关东军第1488号作战命令的名义,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于4月25日向各联队级以上军官正式传达。
纲要的条款里有这样一段话:"对满苏国境之苏军的非法行为,经周密准备予以彻底膺惩,使其慑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时可暂时进入苏联领土。"
第四条则明确写道:"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进行裁定。"
这句话,等于给前线指挥官发了一张空白授权书——只要他认为对方"越界"了,他就可以自行决定打还是不打,打多大。
纲要起草人辻政信,此时是关东军里最典型的强硬派参谋。
他这个人,胆子大到敢以关东军名义越权下令,在日本军界内部被一些人私下称为"灾星参谋"。
他坚定地认为,经历了大清洗的苏联红军已经大伤元气——1937年苏联的军事大清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一大批高级将领被处决,红军指挥层确实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个判断,在当时的关东军参谋圈里几乎是共识。
战后日军军事心理机构做过一次内部调查,记录显示:诺门坎战役爆发前,参战日军中几乎所有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基层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充满自信。
这种氛围,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它是从上往下传下来的。
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是这种氛围在高级指挥官层面的集中体现。
小松原有个特殊背景:他曾任驻苏武官,俄语流利,按说对苏军实力应该有较为客观的认识。
结果他留下的话是:"现在的苏联红军,跟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国军队没什么区别。"
就带着这个判断,他主导了后续一切。
1939年5月11日至12日间,一队外蒙古骑兵越过哈拉哈河到东岸地带放牧。
驻守附近的日伪军出兵驱逐,双方发生冲突,苏蒙联军随即增兵反击。
小松原据《纲要》授权,决定自主扩大作战规模。
他调出第23师团的绝对主力——步兵第64联队(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和骑兵联队(搜索队长东八百藏中佐)联合出击,意图在短时间内消灭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部队。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通过情报渠道得知了诺门坎的动向。
他的判断很迅速:关东军在边境挑衅,必须打出足够的威慑,绝不能示弱。他随即从白俄罗斯军区抽调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命其赶赴前线接管指挥权。
1939年6月初,朱可夫抵达前线指挥部塔木察格布拉格,正式接手这场他日后在回忆录中反复提及的战役。
关东军方面上上下下的共识,是这场仗很快就会结束,而且会以日军的胜利结束。
他们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那套打法,是他们从未真正遭遇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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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轮进攻,次次打在铁板上
开战初期,日军并非毫无收获。
1939年5月28日至30日,第23师团主力和搜索队在首次大规模交战中占得了先手,骑兵联队和装甲车部队一度深入外蒙古军队阵地后方,连续得手。
日军战死159人、负伤119人、失踪12人,对方的损失按各方统计远高于此。
这个结果,让关东军更加坚定了继续扩大战事的决心。
6月下旬,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出动轰炸机,对外蒙古境内塔木察格布拉格的苏军临时机场实施空袭,给苏军空军飞机群造成了一定打击。
这是整场战役里日本空军为数不多的主动出击得手记录之一。
但这个局部优势,没能撑多久。
苏军随即从后方补充了两百多架更先进的战机,其中许多飞行员曾参加过1936年西班牙内战,实战经验极为丰富。
几轮空战打下来,日本第二飞行集团损耗惨重,集团司令嵯峨彻二中将不得不收手——因为飞行员死一个少一个,根本没有补充渠道。
7月2日夜间至3日凌晨,日军发动了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河进攻。
这次进攻的部署是:第23师团步兵第71联队和第72联队,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率领,从北面渡过哈拉哈河,向西南方向攻击苏蒙军在西岸的巴因查岗高地;
与此同时,河东方向由第一战车团长安冈正臣指挥,率第3、第4战车联队及步兵第64联队正面出击,策应西岸作战。
渡河过程就先出了乱子。
因为是弦月夜,战场几乎黑暗,架桥工兵先把位置搞错,又赶上哈拉哈河当夜水位因大雨暴涨,河宽一度超过六十米,渡河时间被迫延误了近三个小时。
7月3日渡河之后,日军一度登上西岸高地,初期有所斩获。
但朱可夫的反应极快。
他从前线指挥所紧急调集坦克第11旅、装甲第7旅和摩托步兵部队,连续发动反击。
短短两天之内,日军被从西岸高地上打了下来。
7月4日,渡河日军被迫全面撤回东岸。
就在这次后撤的混战里,第23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大佐被苏军流弹击中,当场阵亡。
这是整场战役第一位阵亡的大佐级军官。
河东方向的战车部队同样惨淡。
日军第一战车团投入作战后,迎面碰上的是苏军大量坦克——苏军坦克在数量上是日军的数倍,在装甲厚度上也完全碾压日军的轻型战车。
有记录称,日军小型坦克被苏军坦克直接撞击后变形,乘员被困在扭曲的车体里无法脱身。
整场河东战斗,第一战车团损失惨重,日本参谋本部随即下令:战车部队立刻撤出诺门坎战场。
主攻力量就这样在第一轮交战后撤了场。
第二轮。
7月中旬,关东军重新组织进攻。
这次专门补强了炮兵力量:从各地调来独立野战重炮第3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等部队,携带150毫米大口径火炮二十余门;
同时从奉天、齐齐哈尔调来反坦克速射炮中队。
7月23日,日军集中约2.5万名兵员、82门各型火炮,发动全线总攻。
进攻之前,日军炮兵先用野炮进行诱敌射击,升起观测气球引导炮击方位,一度把苏军压缩到距哈拉哈河仅约两公里的位置,给对方造成了相当伤亡。
战报里记载,日军炮声"隆隆震天动地"。
然后第23师团步兵发起冲锋。
他们撞上了400余门苏军大炮构成的火力网。
日军事先以为苏军在这一地区最多部署了二三十门炮。
实际上苏军早就完成了大规模炮兵集结,火炮数量和口径都远超日军的估计。
步兵冲锋被压在铁丝网和野战工事前动弹不得,仅夺取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小高地。
7月25日,关东军司令部不得不下达停止进攻、构筑阵地的命令,第二轮进攻以惨败收场。
7月7日至10日间,日军还尝试过夜袭战术——这是他们在中国战场上屡试不爽的打法。
结果苏军已经大量配备了照明设备,日军一发动夜袭,阵地上的照明弹立刻把战场照成白昼,苏军借亮光打完就撤,天一亮炮击再把阵地上的日军全部压制。
苏军还配备了大量装备"波波沙"冲锋枪的士兵,以及专门设置的狙击阵地,阵地上的日军几乎不敢出现在暴露位置。
三轮进攻,三次碰壁,每次碰壁的代价都比上一次更大。
截至7月22日,按日军内部战损统计,第23师团战死1085人、负伤2436人、疾病748人、失踪24人,合计损失已达4293人。
这还只是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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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月20日,朱可夫的那把钳子合上了
从7月底开始,战场表面进入了相对沉寂的对峙期。
两军各自守着阵地,炮击时断时续。
但沉寂只是表面。
朱可夫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件规模空前的事:他向苏联政府提出战役物资需求,政府全力配合,向诺门坎前线组织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战略物资输送。
苏联动用了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槽车,在长达750公里的补给线上昼夜轮转,到8月中旬,已向前线输送了总计约6万吨各类军用物资,其中仅炮弹就超过2万吨。
日军方面,战前有一个固定的战略判断:苏军后勤补给线从后方到诺门坎超过750公里,按照日军标准,大兵团作战的后勤补给极限是250公里,超出这个距离无法维持大规模作战。
据此判断,苏军在诺门坎根本集结不了足以发动反攻的兵力。
这个判断,被3500辆卡车砸了个粉碎。
苏军为了掩护夜间集结行动,专门使用各种音响器材模拟各种军事行动的声音。
经过前几个月的频繁骚扰,日军对夜间的任何响动都已经习以为常,以为不过是苏军惯常的扰眠手段。
日军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军铁路线上的大量卡车运输,却误判为苏军准备撤离的信号。
到8月中旬,虽然日本陆军大本营已经收到情报,判断第6军当面之敌不少于30个步兵营加5个机械化旅,但这个警报并没有触发有效的防御准备。
8月19日夜间至20日拂晓,苏蒙军大批轰炸机群对日军阵地展开了空前猛烈的轰炸。
150架轰炸机和100架战斗机,对日军绵延40公里的前沿阵地进行了覆盖式打击。
日军的观察所、通讯设施、炮兵阵地在轰炸中几乎全被摧毁。
8月20日,是一个星期天,天气晴朗。
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当天不在前线,他在200公里外的海拉尔,就算立刻驱车赶回,最快也需要半天。
第23师团的防御工事,到进攻发起时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凌晨2时45分,苏军进攻命令传达到一线连队。
对面日军阵地一片沉寂,士兵们还没有从轰炸中完全反应过来。
苏蒙联军这次总攻,投入了3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5个装甲旅、1个机枪旅、1个空降旅,以及大量飞机和火炮,总兵力5.7万人,坦克与装甲车约500辆,各型火炮400余门。
朱可夫将进攻兵力分成三路:北路从日军搜索队北侧大迂回;南路从第71联队南侧实施迂回;中路正面强攻牵制。
标准的钳形包围战术,两翼并进,中间压死。
日军第23师团的阵地,就这样被两把钳子从两侧夹住,开始慢慢收紧。
最北端的搜索队阵地首先遭到歼灭性打击。
苏蒙军以坦克群、密集炮火和空中轰炸联合攻击,记录显示,搜索队阵地上每分钟落下约200发炮弹,所有工事几乎被炸平,随后坦克部队在阵地上来回碾压。
到8月24日,搜索队尚存不足三分之一的人员,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被迫放弃阵地。
8月22日,苏军南北两翼装甲部队在日军后方完成合围,切断了第23师团的补给线。第23师团第71联队第3大队,在这一天被全歼。
8月23日早晨,苏军集中坦克群、地面重炮加上持续空中轰炸,对日军弗依高地展开新一轮攻击。
炮弹落点密度,事后记录显示接近每平方米一发。
苏军OT-130喷火坦克出现在日军阵地前,向残余工事喷出火舌。
当天午后,第23师团左翼的第72联队残余兵力只剩约1800人,军官几乎全部战死,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在战斗中失去了左臂。
8月24日,日军发起了一次绝望的反击:3000名没有任何炮火掩护的日本步兵,举着刺刀向苏军阵地冲锋,被拦在铁丝网和野战工事前,随即遭到苏军坦克反冲,日军后退。
8月26日,第71联队联队长森田彻大佐,在阵地已经彻底无法坚守的情况下,下令焚烧联队旗和密码本,头缠白布条,率领联队残部向苏军装甲部队发起最后冲锋,就此战死于阵地上。
8月28日,第64联队和野炮兵第13联队在坚持到最后之后被苏军大部歼灭。
日军仅有的22门加农炮在这场战役里全部丧失。
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和野炮兵第13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于8月29日剖腹自杀。
8月31日,在被上万吨炮弹轰击整整11天之后,弹尽粮绝的第23师团残部约2000人,靠手榴弹近战突围,在第8国境守备队的接应下才得以撤出。
第23师团所属的第64、第71、第72三个步兵联队,一个搜索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五个作战部队的联队长,无一生还。
五面联队旗,焚烧了两面,其余的联队旗和密码本也都在最后时刻付之一炬。
战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二分册里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大量高级将校如此集中伤亡,这是日俄战争以来所未有过的。"
除了联队长,第23师团还有更多伤亡: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战场重伤;
师团参谋长冈本德三大佐在战斗中腿部被炸伤后截肢,此后被神经崩溃的伤兵用战刀砍死;
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本人带人前去救援第64联队,扑了个空,返回途中四面被围,靠着拆除电台、焚毁密码、让士兵取下军衔肩章才勉强突出重围。
9月1日,战斗全部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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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份名单,和名单上的空缺
战事平息之后,关东军各级将官都在等一件事:来自东京的问责命令。
这场仗打成什么样,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第23师团五名联队长无一生还,师团参谋长被崩溃的伤兵砍死,步兵团长战场重伤,师团长本人险些死在突围路上。
更不必说,整个师团的战斗力在9月初已经几乎归零,各联队需要重新补充人员、重建建制,善后工作一直延续到11月才基本完成。
这是日本陆军自日俄战争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败仗,没有例外,没有争议。
东京的问责命令,不可能不来。
1939年9月7日,电报到了。
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联合下达了大规模人事变动命令,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从大将到中将,被波及的将官超过九名。
仗还没正式打完,清算就已经开始——这在日本陆军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先例。
命令传达到关东军各级之后,所有接到这份文件的人,都在那份长长的名单上,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回头。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同一件事。
名单里,有一个位置是空的。
那是整件事真正的起点所在的那个位置——《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的实际起草者,那个在战役过程中多次越权下令、把第23师团一步步推向绝境的人,他的名字,在这份命令里,找不到。
不止如此。
在那份命令里,还有另一个同样出力将战事扩大化的关键人物,同样缺席。
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处置意见,白纸黑字写在那份电报上。
当关东军的将官们把电报放回桌上,那一刻没有人开口说话——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看明白了,有些事情在这份命令颁布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
而那两个找不到名字的人,此后的命运走向,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加出人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