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马先生,您真的来了?」
洪泽湖的暴雨下了一整夜。两个年轻人守在一间牛棚里,他们奉命住进蝗虫老巢,已经一年多,一个刚从恶性疟疾里捡回一条命,另一个连蝗虫为什么成灾都还没弄明白。
而这个浑身湿透、满脚烂泥的人,三个月前刚把在美国的全部家当扔掉,绕了大半个地球才回来。他要打的这一仗,中国人输了两千五百年。
01
2015年7月,乌克兰扎波罗热。
卫星图上出现一条二十公里长的黑带,缓缓爬过麦田。
那不是云。
那是蝗虫。
向日葵、小麦、甜菜,绝收率100%。
这年头居然还有蝗灾?
有。非洲、中东、南亚,隔三差五就来一次。2020年那场沙漠蝗,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近七十年最严重的一次,数量以千亿计。巴基斯坦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
中国的蝗虫新闻却是另一副面孔。
山东潍坊峡山水库,通报说每平方米有蝗虫三到五头。第二天,村民就扛着网兜下地了。
十块钱一斤,抢着要。
这大概就是当代中国人对蝗虫的全部印象:能吃,好卖,还挺贵。
网上流行一套说法,叫「吃货灭蝗」。说中国之所以太平,是因为中国人把蝗虫吃光了。还有「鸡鸭大队」,说派几万只鸭子过去,一顿饭的工夫就能解决。
这些都是笑谈。
而且是外行的笑谈。
蝗虫有两副面孔。
散着的时候,通体碧绿,性子温吞,老百姓叫它蚂蚱。这种货色,鸡啄,鸟叼,人也吃,油锅一炸,喷香。
一旦密度上去,它就变了。
背部漆黑,腹面棕黄,几个小时到两三天之内,整群像换了个物种。这时候它开始分泌苯乙腈,带毒,气味冲鼻。你去攻击它,它还能吐出氢氰酸。
鸟绕道,鸡扭头,鸭子看都不看。
不是不想吃。
是不能吃。
人也一样。群居型的蝗虫,吃多了要出人命。
指望「吃」和「鸡鸭」灭蝗,等于拿汤勺舀长江。
那真正的蝗灾长什么样?
食量。一个中等蝗群,一天啃掉三万五千人的口粮。所过之处,寸草不留。不是庄稼没了,是连草根都没了。
繁殖。一只雌蝗一生能产数百粒卵,孵化率八成以上。世代重叠,周期极短。今年你在地头瞧见一只,明年它整个家族给你拉出一个军团。
迁飞。聚成群,一口气飞上千公里,翻山越海,说来就来。
它还专挑你最扛不住的时候来。
大旱之后,紧接着就是蝗。地里本来就颗粒无收,蝗虫再补一刀。
老百姓管这叫「旱极而蝗」。
古人不懂生态学,可他们看明白了:蝗虫是跟着灾荒走的。
于是他们造了一个字。
左边一个虫,右边一个皇。
蝗。
虫中之皇。
这字里没有半分轻蔑,只有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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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春秋》里就有记载。鲁宣公十五年,冬,蝝生。蝝,就是还没长出翅膀的幼蝗。
从那时候算,两千五百多年。
《中国救荒史》统计过:秦汉,平均8.8年闹一次大蝗灾;两宋,缩到3.5年一次;元代,1.6年一次;明清稍缓,2.8年一次。
这条曲线越往后越难看。
人越多,地越多,蝗虫越猖。
我们抗争过吗?抗争过,而且拼了命。
唐朝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满朝文武都说蝗是天罚,捕不得,得修德。宰相姚崇拍案而起,说蝗虫要是能吃人,我姚崇一人担着。他摸准了蝗虫扑火的性子,命人夜里在田头架起大火,火边掘坑,烧死埋掉的蝗虫,数以万计。
这一仗,他打赢了。
第二年,蝗虫又来了。
历朝历代,手段就那么几样:扑打、火烧、掘卵、活捉。清朝专门编过《捕蝗要法》,怎么围、怎么赶、怎么打,讲得头头是道。
新中国成立后,办法进了一步:人工为主,药械为辅。各级政府动员农民,趁蝗蝻还没长硬翅膀就下手。一个县动辄出动几万人,扫帚、麻袋、铁锹,漫山遍野地扑。
累不累?累。
管用吗?能管用一点点。
1943年,河南。飞蝗吃光了七个县的庄稼,那年又赶上大灾,逃荒的队伍连成了线。
1949年以前,黄淮海一带平均三四年就要爆发一次大蝗灾。
打了两千五百年。
一次没赢过。
病根在哪?
两千五百年,中国人翻来覆去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杀虫。
扑打是杀虫。火烧是杀虫。后来有了六六六粉,飞机撒药,还是杀虫。
方法在变,工具在变,规模在变。
思路一次都没变。
蝗虫来了,我们打;蝗虫走了,我们歇;明年再来,再打。
没人退后一步问一句:
这么多蝗虫,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它凭什么每隔三四年就能凑出这么一支大军?卵产在哪?为什么偏偏是那几块地方?
两千五百年,这个问题没人认真问过。
满地都是虫,谁还顾得上想这个。先打了再说。
于是年年打,年年输。
一直输到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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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915年12月,马宜亭出生在山东兖州。
父亲早年经商,后来弃商务农,靠几亩地租撑着一家人的嚼谷。母亲卞氏,为人贤淑。这是那个年头山东乡下再寻常不过的一户人家。
儿子却不寻常。
四岁上读《四书》《五经》,进了小学一路跳级。街坊都说,这孩子是块念书的料。
念书的料,后来差点没书可念。
1928年,马宜亭考进兖州中学。这时候的中国,东三省阴霾密布。这个个头蹿到一米八的少年,一头扎进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上街,喊口号,散传单。
结果很干脆:开除学籍。
山东的中学没人再敢收他。他只好去济南。
到了济南中学,那股劲儿还是压不住。
没多久,第二次被开除。
两次。
一个成绩顶尖的学生,两次被赶出校门。
那年他十七岁,拎着行李站在济南街头,无处可去。
他决定改名。
马宜亭这三个字不能再用了。用了,哪个中学都不会收。
新名字叫马世骏。
一生一世,做一匹奔腾的骏马。
这不是文人的雅兴。这是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少年给自己下的死命令:书,一定要念下去。
他揣着这个新名字北上,去了北平。
高中念完。1933年,考进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
按说改过名的人该学乖了。
他没有。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的学生涌上街头,队伍里有马世骏。
被宪兵团拘留。
放出来,继续念书。
1937年6月,学士学位到手。
一个生物系高材生,正常的出路是留在城里。教书,进研究所,安安稳稳。
马世骏没留城里。
他下了乡。
山东,湖北。烟草害虫,水稻螟虫。一个农业所换一个农业所,一片地头换一片地头。
一干十年。
这十年,他看清了两件事。
一是中国农村穷得没有底。
二是他手里那点学问不够用。
他懂昆虫,可他站在一块被虫子啃秃的地里,束手无策。
1948年春,三十三岁马世骏决定出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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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到了美国,这个中国人的表现只能用凶悍来形容。
1948年进犹他州立大学,主攻昆虫生态学,研究腐殖质层的生物群落,还有气象因素对蜜蜂传粉行为的影响。
一年。
硕士学位到手。
同年冬天转入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读博士。论文题目《红松叶蜂种群动态研究》。中间他还挤时间参加了美国农业部组织的玉米螟生物学与防治研究。
1951年,博士学位到手。
从上船到戴上博士帽,三年。
美国科学院荣誉协会推选他为正式会员,授予金钥匙。
那把金钥匙是Sigma Xi的荣誉象征。在当时的美国学界,分量不必多说。
他的导师叫查普曼。
查普曼喜欢这个中国学生,喜欢到什么地步?马世骏的博士论文还没写完,查普曼已经在明尼苏达替他安排好了职位。
待遇优厚。
路已经铺得平平整整。
留下,做研究,发论文,评教授。用不了几年,马世骏就是国际昆虫生态学界一个站得住脚的人物。
老教授后来跟他说过一句实在话。
「你留在美国,将来的发展会是惊人的。」
可1949年10月,一个消息越过太平洋,传到了明尼苏达。
新中国成立了。
马世骏在宿舍里盯着那份报纸,很久没动。
他没有立刻申请回国。
他有他的盘算:先把博士读完。带一个硕士回去,和带一个博士回去,能替国家干的事不一样。
1951年,学位拿到手。
他去找查普曼。
查普曼极力挽留,能说的都说了:职位,待遇,前景,圈子。
马世骏听完,只回了两句。
「我要用我的知识改变落后的中国。」
「我离开祖国太久了,我想念我的同胞。」
马世骏向美国移民局递交了回国申请。
回中国大陆。
移民局的答复只有一句。
「可以回去。」
「但只能去台湾。」
理由:他手里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
一张纸。
他攥着那本护照站在窗前,很久没有说话。
三天后,他主动接下了台湾明尼苏达大学的聘书。
05
在旁人眼里,马世骏想通了。这个中国人认了命,安心留美,前程似锦。
美国方面松了口气。
马世骏却没有放弃。
他在等一个机会。
1951年秋,机会来了。